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來，世界經濟發生了一些深刻變化，這些變化與經濟全球化的演變有著密切關系。主要大國經濟規模的相對變化，經濟政策的調整以及新技術進步等因素都使得當今的世界經濟進入了一個新時代。以各國積極參與國際貿易和國際投資為特征的經濟全球化仍然在繼續，但是各國參與的方式方法正在發生一些重要變化。經濟全球化正面臨走向升級版的嚴重挑戰。未來，經濟全球化的面貌還將會有新景象。我們可以從國際貿易增長、經常賬戶平衡、國際投資流動以及各國實際利率等多個指標的變動來觀察和認知這些變化。

第一，國際貿易增速趨緩。經濟全球化進程的一個重要表現是國際貿易增長速度超過各國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長速度。1980~2007年期間，按照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統計口徑，世界GDP年平均增長率為3.53%，世界貨物和服務貿易（進出口）總量年平均增長率為6.09%，后者比前者高出2.56個百分點。如果從冷戰結束的1991年算起，世界GDP年平均增長率在1991~2007年期間為3.74%，世界貨物和服務貿易總量年平均增長率為6.96%，后者比前者高出3.22個百分點。但在2008~2017年期間，這種對比關系發生了逆轉。在這個時期，世界GDP年平均增長率為3.33%，世界貨物和服務貿易總量年平均增長率僅為3.17%，后者比前者低了0.16個百分點。

導致國際貿易增長趨緩的直接基本原因是世界經濟增長的減速。各國產出的減速是對外需求減速的直接基本原因，后者又進一步引起各國對外出口的減速。

第二，全球經濟不平衡（globalimbalance）的指標有所改善。在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前，國際社會廣泛談論"全球經濟不平衡"，并以若干大型經濟體的經常賬戶失衡（CA）與其GDP的比率來度量。以美國為例，1991年經常賬戶順差與GDP比率為0.05%，2007年經常賬戶逆差與GDP比率卻高達-4.91%。中國經常賬戶順差與GDP比率在2007年也高達9.89%。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除個別國家外，主要經濟體的經常賬戶平衡（失衡）與GDP的比率都不同程度出現了下降。美國經常賬戶逆差與GDP比率在2016年和2017年下降到2.38%~2.42%區間，中國經常賬戶順差與GDP比率則下降到1.4%~1.7%的水平。

主要經濟體經常賬戶失衡的降低意味著從流量指標上看，各國對外部資金市場的依賴程度有所減輕。這也從一個側面表明國際資金市場對各國貿易增長的支持相對減弱。

第三，國際直接投資增速相對下降。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前的2007年，按聯合國貿易發展組織的統計，世界各國對外直接投資（FDI）流量達到創紀錄的1.9萬億美元，其中發達經濟體貢獻了近1.3萬億美元。但自那以來，世界各國對外直接投資流量很少超過1.5萬億美元，僅在2015年恢復到略超過1.9萬億美元的水平。同時，發達經濟體的對外直接投資流量在最高年份2015年僅為1.1萬億美元稍多，未恢復到此前的歷史最高水平。

事實上，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來，僅有包括中國在內的少數一些新興市場經濟體對外直接投資（ODI）出現了大幅度增長。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在2007年僅有250億美元，其中多數流向資源充足國的礦產地。到2015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ODI）高達近1500億美元，成為世界首屈一指的外商直接投資來源國。

世界范圍內直接投資流通的趨緩，反映了產出增長和國際貿易增長減速的影響，同時也說明，在發達經濟體內部以及發達經濟體與發展中經濟體之間，傳統類型的直接投資機會在逐漸消退。

第四，實際利率在許多經濟體出現了下降趨勢或者長久地處于低水平狀態。人們通常使用金融市場流行的拆借利率減去一國通貨膨脹率（CPI、PPI或GDP平減指數）來表示實際利率。已有許多估算表明，在大多數發達經濟體，金融危機爆發以來實際利率一直處于低位。這不僅源于那里的貨幣當局實行了零利率甚至負利率的貨幣政策，而且更重要地是源于通貨膨脹的低下。導致低通脹的原因是多種多樣的，如產出增長率趨緩，投資回報率下降，勞工市場彈性的增強，國際大宗商品市場上供給能力的擴大以及發達經濟體減少了對傳統能源進口的需求，等等。以互聯網運用和人工智能為代表的新技術進步雖然創造了許多新商機，但是，各國市場的分散性以及模仿者的普及也快速地降低了新技術進步的收益集中效應，從而也未能有效持久地提升投資回報率。

一方面，信息技術等領域內的技術創新和應用在不斷加快；另一方面，投資回報率處于低位，這決定了世界經濟在未來相當長時間內最可能得到溫和增長。這也意味著，從20世紀90年代初到21世紀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前的平均增長率3.74%將很難再現。那個水平現在可以說是高增長率了，是全球化黃金時代的標志之一，也是那個時代世界市場外延性和內生性擴大的結果之一。未來，世界各國的經濟增長將越來越多地依賴于內生性技術進步。

第五，世界各大板塊經濟增長趨勢互有差別，經濟政策調整復雜多樣。在1991~2007年期間，發達經濟體作為一個整體平均經濟增長率為2.68%，發展中經濟體為5%，后者比前者高了2.32個百分點。在2008~2017年期間，發達經濟體GDP平均增長率下滑到1.22%，發展中經濟體則上升至5.08%，后者比前者超出3.86百分點。但是，若看最近四年（2014~2017年），發達經濟體GDP平均增長率為2.03%，發展中經濟體為4.48%，后者比前者僅多2.45個百分點。中國在1991~2007年期間以及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的六年（2008~2013年）中是支撐發展中經濟體高速增長的主角。隨著中國經濟外向型發展經驗在越來越多的發展中國家得到普及和應用，以及來自發達國家的市場需求驅動力的減弱，未來發展中國家需要更多地依靠內部市場。

如果說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經濟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各國內部市場的對外開放、發達經濟體的產業外包和外流、大宗商品國際需求的強勁增長等因素，那么，未來這些因素不可避免地都將或大或小地弱化或轉向。尤其在未來全球化的政策規則和多邊關系前景方面，各種不確定性目前正在增多。一些重要經濟體正在謀求從現有國際經貿關系調整中得到新利益，或者促使他國做出讓步。一定意義上，全球化所面臨的挑戰是邁向升級版的挑戰。

我國選擇對策的原則應是：一是堅持發展國內市場為主的思路，不應過多指望外部市場需求對國內經濟的拉動作用；二是更多地為國內經濟基于效率提升和持續性內生技術進步創造有利的社會經濟體制條件，不斷改善國內市場環境，減少市場扭曲，加大知識產權保護，有力提升市場的公平性和效率；三是積極探索國際多邊貿易和投資體制的"升級版"，與支持全球化的國際社會良性互動，為未來全球化的順利發展貢獻"中國智慧"。

(本文作者介紹：北京師范大學經濟與工商管理學院教授，金融系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