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流轉化為新的能源注入經濟系統，提供大量工作崗位并加快了整體經濟的發展。但與此同時，凈能源危機已步步為營。

近年來美國投入開發的非常規油氣主要為致密油氣、煤層氣、頁巖油氣。隨著生產的深入，開發日益向低孔滲低品位的儲層延伸，特別是在對低產井優惠政策的鼓勵下向致密砂巖儲層開拓。促使其經濟效益和產量增長的是以水平井和壓裂為主體的配套技術系列。2008年之后，頁巖氣的飛速發展使天然氣價格大幅降低，由14美元/MMBtu(百萬英熱單位，1Btu=1055.06J，下同)下降到2美元/MMBtu。在石油產量下降趨緩的背景下，美國頁巖油的突破使石油總產量轉降為升。

與此同時，技術發展日新月異，信息流轉化為新的能源注入經濟系統，提供大量工作崗位并加快了整體經濟的發展。但需要注意的是，凈能源危機已步步為營。

凈能源危機

凈能源是一次能源生產過程中能源產出與能源投入之差(凈能源=能源產出-能源投入)，是能源在生產時刨除自身所消耗的能源投入后，最終能提供給經濟社會所使用的能源。其中能源投入包括一次和二次能源的直接能源投入和以非能源形式呈現出來的間接能源投入。

因此，目前的以凈能源產出遞減為特征的能源轉型，通過減少儲蓄率，進一步放緩全球生產力增長及資本積累，從而拖累經濟增長。

FlorianFizaine(法國巴黎-薩克雷大學教授)文章中提到了以下結論：1.據生物物理經濟學理論可知能源對經濟增長至關重要，并且能源并非一種普通的生產要素;2.社會EROI(EnergyReturnOnInvestments，能源投資回報率)作為經濟可持續性的重要指標，需要不惜一切代價阻止其降低到最低門檻以下。對于美國來說，為了獲得其整體經濟的正增長，美國在能源方面的支出不得超過其GDP的11%。經實證研究，當所有能源支出都被考慮在內時，在統計學上有著能源支出增長1個百分點美國經濟下降0.6%的規律。

Bashmakov(俄羅斯莫斯科能源效率研究中心)認為，在能源支出達到其上限臨界值之前，所有其他生產要素都決定了經濟增長率，能源不會限制增長。但是，當能源成本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超過門檻時，它抵消了實現經濟增長的因素的影響，所以實現不了潛在的經濟增長。

舉個簡單的例子，假設GDP的增長為人的工作效率，而能源消耗為人攝入的能量。俗語言：“飯吃七分飽”，當人攝入的能量過多而超過某一閾值時，便容易酒飽思淫欲，而導致工作效率的大大下降。

從數據來看，一些經濟增長衰退明顯出現在能源支出激增之前，因此能源在這種背景下的重要性不容忽視。

另一方面，其他政治和市場誘發的經濟動蕩實際上與能源有關。例如，20世紀90年代早期油價低迷和不斷下降導致蘇聯公共預算難以維持，石油輸出的崩潰成為壓倒蘇聯的最后一根稻草。同樣，2007-2008年次貸泡沫破裂實質上已經存在了幾年，但遲遲未曾爆發，2008年的油價暴漲推波助瀾從而使金融危機一發不可收拾。

以美國為主導的全球化的終結

第一輪經濟全球化始于16世紀，盛于18世紀中葉，此時的美國尚未獨立，更不必談主導全球化。第二輪經濟全球化始于19世紀末20世紀初，美國的能源支出占GDP的9%左右。從1910年到1945年，由于不斷增加的(廉價)煤炭使用和新增的(昂貴)水電消費，總能源支出約占GDP的14%。而正是在這30年，先后爆發了兩次世界大戰使得第二輪經濟全球化的進程中斷。

第三輪經濟全球化始于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1974年美國的能源支出激增至GDP的10%，1979年達到14.5%。這些眾所周知的時期分別被稱為第一次和第二次石油危機，推動了工業化經濟體陷入重大衰退。在這個階段，美國在越南戰爭中失敗，蘇聯也在阿富汗戰爭受挫。兩個超級大國的全球戰略先后遭到重大挫折，世界呈現出和平與發展為時代主題的新格局。新科技革命日新月異的推動使信息、資本和商品在全球流動加快，跨國公司迅速發展，使得第三輪經濟全球化浪潮興起。

20世紀80年代初以后，美國能源支出水平下降，1998年達到最低值4.2%。在前三輪的經濟全球化中，美國受益匪淺，明修棧道暗度陳倉之事也屢見不鮮，但對于新一輪經濟全球化，江山恐怕需易主。從特朗普的貿易戰可看出，全球化已經開始從過去上升期的釋放市場力量向保護社會轉變，并且戰后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即威爾遜自由主義原則主導下的自由主義轉向了孤立主義。

資本主義的經濟市場運轉是一個鐘擺運動，在兩極之間來回擺動，釋放市場力量的接口，最后導致了危機，必然把公共政策的方向推向保護。而從EROI的角度來解釋，社會EROI的下降有以下三種不同方式：1.石油峰值理論支持者認為，能源生產水平大幅下降會導致社會EROI的下降;2.不同能源部門能源投資的增加造成的能源可獲得性降低從而導致社會EROI的下降;3.前兩種方式的組合。為防止社會EROI的下降，主要靠新能源的開發與發展，實在不行則降低不同部門的能源投資水平。

國際秩序是以周期的形式在變化，每次都是以生產與貿易的擴張開始，在爭奪跨國的流動資本變得越來越激烈的時候會導致金融和財政的擴張。只要進入了金融擴張，資本主義經濟就會發生一個全球規模的經濟危機。不僅金融財政方面如此，能源方面更體現生產與貿易的本質。每一次工業革命的實質都是能源革命，每一次金融和財政的擴張背后都是能源需求的擴大。凈能源的疲軟將減緩資本積累和經濟增長，從而為大規模的經濟危機埋下了伏筆。美國在第二輪和第三輪的經濟全球化中，伴隨著生產與貿易的擴張能源支出占比下降，而隨后的金融和財政的擴張能源支出占比上升。

全球化在釋放市場力量方面，發揮了重大的作用。與此同時，全球化更快地消耗有限的資源，并且有提高世界石油價格的作用(如下圖所示)，石油價格上漲時，關閉的企業通常不會重新開放。在某些情況下，關閉的企業可能會被中國或印度的公司運營成本較低的國家所取代。這些較低的運營成本間接反映了這樣一個事實，即公司使用更少的石油，工人可以得到更少的報酬。從而在發達國家中導致了工作機會的流失，以及不平等程度的增長。政治的后果，按現在所謂的政治結構和秩序，國內的已經無法應對，在這樣一種情況下，他們在應對危機的時候又用原有的制度邏輯，即進一步開放國家邊境，讓物品和人口進一步流動，導致了公眾極大的恐懼，所以這就很有可能導致全球化的逆轉。

新時代全球化

事實上，經濟全球化不會大規模逆轉，而是在轉型。尤其是在中國提出“一帶一路”倡議后，經濟全球化有希望從過去400年在大西洋、太平洋興起的海洋經濟全球化，逐步推向海洋經濟、內陸經濟與區域化特色明顯的新時代經濟全球化。而這種新型的全球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匯合點和利益共同體與習總書記提出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相得益彰。

在新時代全球化中，一個連貫的經濟政策首先應該基于一個能源政策，該政策包括提高凈能源效率。這種類型的措施將產生“雙重紅利”，因為它會通過降低資本投資的能源強度增加社會EROI，并降低經濟對能源價格波動的敏感度。基于區域化的能源政策，無論是減少國內生產總值的一部分所花費的能源支出水平，還是提高社會EROI促使經濟發展都是大有裨益。

凈能源影響經濟發展，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當能源支出占GDP達到一定閾值時，經濟將停滯不前。特朗普的貿易戰政策大有無力支撐其能源支出的傾向，以美國為主導的全球化終將會被中國的一帶一路“新時代全球化”取而代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