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四十年來，我國參與能源國際合作進程與國內經濟社會發展階段密不可分。從最初的“引進來”提升國內能源供應水平，緩解國內能源短缺局面，到之后的“走出去”，充分利用“兩種資源、兩個市場”，再到二十一世紀初全面參與國際能源合作，提倡“互利合作、多元發展、協同保障”的新能源安全觀，最后到十八大以來形成以“一帶一路”能源合作為引領的全方位能源合作，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都具有明顯的時代特征。

回顧過去，我國能源國際合作經歷了初步探索、邁開步子、全面鋪開、走進新時代四個階段，實現了從“引進來”初步融入國際能源市場到目前走近世界舞臺中央，成為能源國際合作的重要參與者、貢獻者、引領者。開展能源國際合作的四十年，不僅促進了資金、技術、資源在更大范圍的優化配置，更為保障我國能源供應、推動能源轉型、加快能源革命提供了重要支撐，有力地促進了國內經濟社會發展，同時也對穩定國際能源市場與全球能源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

一、“引進來”助力國內發展，能源國際合作初步探索(1978～1992)

十一屆三中全會后，隨著黨中央決定將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人民生產和生活用能持續增加，但煤炭、電力供應不足。上世紀80年代初中期，能源國際合作主要圍繞煤炭開發進行，80年代后期步入解決電力投資不足的階段。與此同時，煤炭與石油仍是當時我國出口換匯的重要產品，特別是第二次石油危機爆發導致全球能源供應趨緊，能源價格上漲從客觀上刺激了我國增加煤炭、石油產量和出口量，換取更多外匯。這一時期我國能源合作主要以市場開放和能源出口換取資金、技術、設備和服務的“引進來”，增強國內能源供應能力，加速國民經濟的現代化進程。

(一)煤炭行業積極引進國外技術和設備

煤炭領域積極引入國外設備，加快發展機械化采煤。這一時期，我國煤礦技術裝備水平大幅提高，機械化開采逐漸實現普及，國有重點煤礦開采機械化水平由1978年的32.5%提高至1992年的72.3%。還有國外資金及相關管理經驗的引入，大大促進了我國煤炭產業發展和出口。煤炭出口量從1980年的630萬噸增加到1991～1992年的2000萬噸，1992年煤炭出口額約為7.4億美元，成為出口創匯的重要品種。

(二)積極引進外資打破電力建設投資瓶頸

自20世紀60年代起，我國進入電力短缺周期。1985年以后，國家出臺了一系列有關鼓勵電力建設投資的政策措施，多家辦電、多渠道投資辦電的電力投融資體制改革極大調動了中央、地方、企業辦電的積極性，也吸引了大量外資投入國內電站建設。比如，云南省魯布革水電站、福建水口水電站都得到世界銀行的貸款，香港核電投資有限公司入股廣東大亞灣核電站的建設、經營。

(三)放開油田對外合作限制

1978年3月，我國提出放開指定海域石油開采對外合作，可直接與外國石油公司建立合作關系，購買國外先進設備，雇用國外技術人員2。這一時期，中國海洋石油總公司代表我國政府與歐美國家簽署了大量海上合作開發合同，僅1982～1992年的十一年間，中海油同16個國家的59家石油公司簽署了100多項石油勘探開發合同。1985年2月我國又放開了南方11個省區陸上石油資源勘探對外合作，推動了陸上石油合作開發3,4。1983年起，石油部用“1億噸原油包干”留成外匯，引進先進勘探裝備，實現了塔里木、大慶、勝利等一批油田的成功勘探開發5,6。政策調整極大地促進了國內石油產量以及出口量。1985年以后，我國石油消費量也逐漸增加，導致在出口量逐年下降的同時，進口量不斷增加。

(四)逐步加大節能領域的國際交流與能效投資

這一時期我國與國際組織、金融機構、有關國家政府在資源節約和綜合利用方面開啟了交流與合作。通過引進資金并推廣應用國外節能新技術、新工藝、新設備和新材料，我國能源利用效率水平取得了一定進展。

1978～1992年，我國能源產業從自給自足的封閉模式逐漸向全面參與國際能源合作過渡，是我國參與國際能源合作的“探索期”。這一時期，我國通過開放市場，引入歐美發達國家資金、技術、設備以及先進管理經驗，不斷提升能源開發利用水平，有效地支撐了經濟發展。同時，通過涉外項目的歷練，我國能源企業國際合作能力不斷增強，為后續走上國際化經營道路打下了基礎。但是，這一時期的合作仍具有“以資源換市場”特點，在全球能源合作中缺乏主動性。隨著我國綜合國力的提高，我國逐漸改變單純依靠“引進來”的國際合作模式，更加主動地開展“走出去”合作。

二、“走出去”參與國際市場，能源國際合作邁開步子(1992～2002)

經濟體制改革推動我國經濟進入新一輪的高速增長期，能源消費量也隨之走高，特別是從1993年我國成為石油凈進口國后，石油對外依存度不斷增加。這一時期，我國加快了對外開放步伐，積極開展以“走出去”為主的對外合作。

(一)利用國際能源市場，滿足國內石油快速增長需求

經濟持續增長以及轉向重化工業路線推動這一階段初期我國能源消費總量高速增長，我國石油消費逐年攀升。1993～2001年石油年均消費增速約為5.8%，石油消費量每年增加約1200萬噸。特別是1993年我國成為石油凈進口國，此后石油凈進口量持續增加。1993年我國石油凈進口量約為180萬噸，石油凈進口量每年增加約900萬噸。2001年我國石油需求量達到2.3億噸，石油凈進口量達到6400萬噸，對外依存度上升到28%，我國與國際能源市場的聯系越來越緊密。

(二)踐行“走出去”，提升我國能源企業參與國外能源開發能力

我國能源企業主動開拓國際市場，特別是油氣和電力企業“走出去”取得了重要進展。

在油氣領域，我國企業通過收購、投資、共同開發等模式逐步在海外開展投資，合作項目由小及大，不斷拓展。1999年我國取得海外份額油約為300萬噸，2000年增加到500萬噸，2001年進一步增加到830萬噸。以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和中化四大集團為核心的我國石油企業，在世界30多個國家參與了65個油氣項目的勘探和開發，累計投資達70億美元7。

在電力領域，在“走出去”初期，采取從國外跨國公司承包的水電施工項目中進行專業技術承包或業務分包的“借船出海”模式進入國際市場。在市場不斷拓展后，通過運用EPC、BOT、BOOT等承包方式開始獨立經營。到2010年底，中國水電總公司國際經營在建項目達到27個，合同總額超過4000萬美元，初步實現了鞏固亞洲市場、發展非洲市場、進軍獨聯體國家和美洲市場的戰略目標8,9。

(三)深化“引進來”，持續增強國內能源供應能力

黨的十四大以后，國內體制改革加速，也提升了能源領域“引進來”水平。煤炭領域，我國煤炭企業加強了與國外企業的設備引進和技術合作，大大促進了國內煤炭產量。電力領域，利用外資在規模、領域和方式上都有許多新的發展，除繼續利用世界銀行、亞洲開發銀行和外國政府貸款外，還積極拓展直接利用外商投資以及在國際市場上發行股票等方式。同時，國家在利用外資方面制定了新的優惠政策，對進口設備免征進口關稅和增值稅，減免合資電廠所得稅10。因此，這一時期外國和港澳臺投資者對于投資國內電力項目積極性較高，國內企業也積極進口國外先進設備。油氣領域，1993年1月，國務院批準陸上石油對外開放擴大到我國北方10個省、自治區、直轄市的部分區域，陸上石油對外開放進入新階段，合作項目從單一的風險勘探擴展到老油田提高采收率和新油氣田合作開發。

(四)探索參與全球能源治理，與國際組織接觸互動增加

隨著在全球能源市場份額的增加，我國開始注重參與多邊能源合作，探索加強與國際能源組織和機構的對話。1994年起，我國參與亞太經合組織能源對話，并積極承辦亞太經合組織能源工作組大會以及其下屬專家小組會議;我國被邀請參加國際能源署(IEA)部長理事會會議，第一次以觀察員身份參與IEA活動;第一次中歐能源合作大會在布魯塞爾召開、在北京成立中歐能源工作組機制;參加國際能源論壇(IEF);我國成為能源憲章(EC)代表大會觀察員;在雙邊機制上，我國與美國、日本、印度、英國等能源消費大國建立了能源雙邊對話機制11,12,13……這主要是由于成為石油凈進口國后，對供應穩定、價格平穩的能源市場需求增加，因而需要以融入國際組織的方式參與維護全球能源市場，以確保我國正當的能源利益。

1993～2001年，我國開啟“走出去”征程，積極參與全球能源合作，在合作內容上和領域上都有所拓展，這一時期是我國主動參與國際能源合作“起步期”。我國開始發揮市場和技術的優勢，在立足國內能源資源的基礎上，積極引導能源企業參與國外能源資源開發并優化配置國外資源，提高我國企業國際化經營水平，同時逐步構建穩定的石油進口渠道，降低能源安全風險。但由于我國是國際能源市場的后進者，與歐美發達國家進入國際能源市場時間較早、擁有先進的技術設備以及雄厚的資金支持等優勢相比，我國能源企業往往只能在資源稟賦較差或地緣政治風險較大的國家開展合作，參與項目規模仍然較小，且石油進口來源高度集中在中東、非洲地區，不利于分散風險。此外，受當時國際市場上通行國際規范和標準絕大多數由歐美發達國家制定的影響，我國能源企業在國際合作中容易被扣上“招投標不符合流程”“施工存在安全隱患”“破壞生態環境”的帽子，能源國際合作的深度和廣度也受到一定限制。

三、“走出去”和“引進來”更好結合，能源國際合作全面鋪開(2002～2012)

2001年，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這也成為我國改革開放里程碑式的節點，自此，我國從新的戰略高度推進“走出去”和“引進來”更好結合。從國內看，我國經濟進入新一輪高速增長期，經濟增速重回兩位數，我國能源需求也快速增長，石油對外依存度不斷攀升。再加上國際油價波動走高，我國面臨的能源安全壓力日益增大。另外，受亞洲金融危機影響，我國能源供求出現了短暫緩和期，隨著經濟快速增長，國內能源資源狀況決定了煤炭再次成為短期內滿足需求的主力軍，這又加劇了日趨惡化的環境問題。這一階段，加大節能和可再生能源的合作力度也成為當時的必然選擇。

(一)能源合作理念升級，積極探索參與多邊能源治理

這一時期，我國能源國際合作理念從過去以自我為主的滿足供應安全轉向更加注重多元的協同保障能源安全轉變，從單純的能源合作向積極探索參與全球能源治理邁進。

能源合作理念升級另一個方面的反映是，我國更加注重探索參與多邊能源治理，重視多邊能源合作機制。譬如，我國推動在上海合作組織框架下設立“能源合作國家間專門工作組”，舉辦上海合作組織投資與發展能源專題論壇、中俄哈石油論壇，積極參與中阿能源合作大會、大湄公河次區域(GMS)能源合作。另外，我國與國際能源憲章組織、國際能源論壇(IEF)、石油輸出國組織(OPEC)等能源國際組織也積極接觸和開展對話互動。

(二)加強重點區域布局，滿足國內能源強勁需求

出于石油戰略安全的考慮，我國石油企業積極獲取海外油氣資源，介入石油生產的上游，參與油田的勘探和開發工作。2004年，中國石油業已經在海外建成了三個戰略選取區，分別是以蘇丹為主的北非戰略區，以哈薩克斯坦為主的中亞戰略區和以委內瑞拉為主的南美戰略區14。同時，中國石油企業逐漸進入中東。因為我國對中東石油進口高度依賴，2002年我國自中東進口原油已占我國總進口的49.6%，之后十年占比基本維持這一水平。

隨著我國石油公司不斷“走出去”，我國石油企業海外權益產量也不斷提升，2003年中國各石油公司在國外的石油權益產量已經超過3000萬噸，天然氣權益產量超過50億立方米15。2007年中國石油石化企業的海外權益原油產量達到4052萬噸，權益天然氣產量60億立方米。2012年，中國石油企業海外石油權益產量達到了9200萬噸。

(三)謀劃打造能源進口戰略通道，提高供應保障能力

保障我國能源安全，推進油氣進口多元化，不僅包含供應渠道的多元化，還包括運輸路線的多元化。這一時期，我國著手布局打造西北、西南、東北、海上能源進口戰略通道。其中，東北方向中俄原油管道項目歷經數年艱苦談判和高層推動，于2010年9月27日竣工，合同期內每年向我國供應1500萬噸原油;西北方向中哈原油管道一期工程和二期工程分別于2006年和2009年實現全線通油，中國—中亞天然氣管道A、B線分別于2009年和2010年建成投產，我國每年可從土庫曼斯坦引進300億立方米天然氣，另外，設計能力250億立方米的C線則于2012年9月開工建設;西南方向中緬油氣管道計劃2004年首次提出，2010年正式開工建設，建成后每年能向國內輸送120億立方米天然氣，每年輸送原油2200萬噸。

(四)切實提高節能增效和綠色發展能力

面對快速增長的能源需求，這一時期，我國注重引進國外先進的經驗和技術，開展節能環保、可再生能源等領域的國際合作，提高我國節能增效和可再生能源發展能力。我國在節能和環保領域的國際合作主要從中日、中美、中歐三個層面推進。與此同時，我國積極借鑒引進國外在可再生能源領域的法律法規、政策措施和管理經驗，進而促進我國可再生能源發展。借鑒引進發達國家可再生能源配額制(RPS)、碳排放市場交易機制、可再生能源立法等方面的舉措，以及國外可再生能源領域的技術，開展聯合研發與項目投資合作，助力我國可再生能源產業發展，提高了我國綠色發展水平。

這一時期，我國能源領域“走出去”和“引進來”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一方面，我國堅定實施能源“走出去”戰略，通過加強區域能源合作，滿足國內能源需求，保障我國能源安全，尤其是與非洲的區域能源合作成為這一時期我國能源國際合作的亮點，我國成功打造了能源合作的“安哥拉”模式;另一方面，我國通過積極“引進來”，從節能增效、發展可再生能源等方面發力，對我國快速增長的能源需求起到了巨大的支撐作用。同時，我國電力行業快速發展，憑借自身的優勢踐行“走出去”戰略，開展國際化經營，提升國際化水平。但是由于我國能源企業在“走出去”的過程中經驗欠缺，個別企業社會責任和環境保護意識淡薄，或不太注重改善當地民生，在西方輿論肆意放大和歪曲渲染下，為我國能源國際合作帶來了一定程度的負面干擾。

四、提出中國方案，能源國際合作走進新時代(2013～至今)

黨的十八大將生態文明建設納入“五位一體”總布局，黨的十九大進一步明確“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顯然，生態文明建設和經濟高質量發展對我國能源發展和國際合作提出了新的要求。另外，隨著我國開放型經濟水平不斷提高，綜合國力不斷增強，我國日益走近世界舞臺中央，在“一帶一路”倡議引領下，我國能源國際合作以更宏大的視野不斷推進。

(一)樹立新時代能源合作大局觀，打造命運共同體

順應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的時代潮流，深刻把握歷史機遇，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審時度勢，高瞻遠矚，提出了一系列宏偉倡議和重要戰略思想，形成了與新時代相適應的能源合作大局觀。主要表現為：一是能源國際合作以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為最高目標;二是提出“中國義利觀”，打造能源共同體;三是倡導共同能源安全，綜合統籌國家安全。

(二)積極參與和引領全球能源治理，提升國際話語權

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積極參與全球能源治理，逐漸從全球能源治理體系的域外走向域內，從跟隨參與到積極有為發揮重要影響力，我國在能源領域的國際話語權和影響力不斷提升。一是不斷深入參與既有框架下能源治理合作，二是銳意創新搭建能源治理平臺，三是積極主動引領氣候治理國際合作。

(三)加強能源國際合作頂層設計，形成全方位合作新局面

2014年，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六次會議上提出了能源“四個革命、一個合作”戰略思想，強調“全方位加強國際合作，實現開放條件下能源安全。在主要立足國內的前提條件下，在能源生產和消費革命所涉及的各個方面加強國際合作，有效利用國際資源”。能源“四個革命、一個合作”戰略思想成為新時代我國能源發展和能源國際合作頂層設計的核心。

基于能源“四個革命、一個合作”戰略思想，國家推出了一系列政策舉措。以此為引領，我國不斷拓展能源國際合作的廣度和深度，合作對象不斷豐富，合作領域不斷深入，打造全球能源投資、生產、貿易、運營等多元網絡化合作體系，形成了全方位能源合作新局面。

(四)充分發揮能源外交積極作用，推動建立穩定的能源伙伴關系

盡管我國經濟進入增速放緩的新常態，能源總體需求增速相應放緩，但確保外部油氣穩定供應仍然是我國能源對外合作的重要內容，需要繼續鞏固和拓展中亞—俄羅斯、中東、美洲、非洲等油氣主要進口來源。為此，我國能源外交也著力從這些方向發力。

俄羅斯方面，推進中俄東線天然氣管道建設;中亞方面，推進中國—中亞天然氣C線和D線能源大動脈的建設建成;中東方面，更加重視中東這一重要油氣來源地，其中，2016年習近平主席訪問沙特、埃及、伊朗三國時首次提出打造能源合作共同體;美洲方面，在能源外交的推動下，巴西已成為我國原油進口重要的新增來源地，2017年我國從巴西進口原油占我國總進口量的5.5%，而2012年僅占我國進口總量的2.2%。

(五)緊扣“一帶一路”建設重點，能源合作務實深入

隨著“一帶一路”朋友圈不斷擴大，合作不斷務實深入，五年來，能源合作已成為“一帶一路”建設的亮點，取得了顯著成績，具體表現為“五通”。政策溝通方面，我國面向全球發布“一帶一路”倡議，建立了80余個多雙邊能源合作機制，簽署了100多份合作協議，與多個國家開展了聯合規劃研究。基礎設施聯通方面，我國能源進口戰略通道格局進一步加強，與周邊國家開展跨境電網互聯，中巴經濟走廊、大湄公河次區域等區域能源合作取得積極進展。貿易和投資暢通方面，與沿線國家大力推動能源貿易和投資便利化，我國與沿線國家的能源貿易與投資呈上漲趨勢。資金融通和民心相通方面，積極探索“能源+金融”合作新模式，依靠我國主導的金融機構，為“一帶一路”沿線區域能源合作提供資金融通支持。合作促進民心相通方面，通過提升能源基礎設施互聯互通水平，推進沿線區域綠色轉型，促進當地經濟社會發展和增加就業，實實在在地增進了沿線國家人民的獲得感，為民心相通架起了新橋梁。

(六)深入推進綠色低碳能源合作，引領全球能源轉型

一方面，我國通過自主創新和“引進來”相結合加快自身清潔能源開發利用;另一方面，依托我國優勢，以低成本的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技術、產品、裝備和服務“走出去”，助力全球能源轉型。譬如，風電和太陽能方面，我國利用自身優勢，不斷出口新能源相關領域產品，為其他國家利用清潔能源貢獻中國力量。截至2017年年底，共有金風科技、聯合動力、遠景能源、明陽智能、中國海裝、東方風電等17家企業向33個國家和地區出口了1707臺機組，累計裝機320.5萬千瓦16。2017年，我國光伏產品(包括硅片、電池片、組件及光伏逆變器)出口總額達到157.77億美元。核電領域，中國核電企業與巴基斯坦、阿根廷、沙特、美國、英國、加納等國的核電合作已取得一系列新進展。

新時代，我國能源國際合作被賦予了新的時代內涵和責任擔當。特別是當今世界不確定不穩定因素增多，全球能源格局正在發生深刻調整，我國參與能源國際合作面臨的機遇和挑戰并存，未來國際能源合作需要在習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登高望遠，處理好國際能源合作布局、推動全球能源治理體系改革的方式和方法、突破“一帶一路”能源合作瓶頸等幾個重點問題，同時，補齊我國在能源國際合作中存在的不足和短板，進一步加大能源科技創新、優質能源開發利用等方面國際合作的力度，進一步提升我國在全球能源治理中的話語權和影響力，進一步增強能源國際合作服務整個對外戰略大局的能力，攻堅克難，砥礪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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