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本文為吳敬璉先生為《中國經濟改革進程》一書所作的自序，該書從中國經濟政策變遷的歷史維度，分專題梳理了中國經濟改革進程的前因后果及其深化路徑，從中也可以看到市場經濟和統制經濟兩種不同的模式在中國經濟改革進程中長期存在的矛盾和沖突，以及市場化和法治化改革停頓會給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帶來的重大風險。文章內容略有刪節，標題為編者所加！

從上世紀70年代后期算起，中國的改革開放已經走過了近40年的路程。改革開放給中國的社會經濟生活帶來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使中國能夠在2010年躍居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在我看來，推動中國經濟崛起最重要的因素，是市場的擴展使個人和企業的選擇權得到了一定的發揮空間。雖然還有不少限制，無論是企業的生產組織方式和銷售定價行為，還是個人對勞動的提供以及對商品服務的消費選擇，與改革開放前相比，人們有了當初無法想象的自由選擇權。這種建立在市場基礎之上的自由選擇權的擴大，為勞動、資本與技術在特定時間與空間的有效組合創造了便利條件，從而極大地釋放了中國的經濟增長潛力。

從這種意義上說，中國的經濟改革進程可以歸結為市場在地域與范圍上不斷擴展的過程。然而，在計劃經濟的歷史背景下，市場的出現及其擴展并非是一帆風順地直線進行的過程。那種將中國改革開放看成是基于帕累托優化的經濟理性而做出的政策選擇的看法，充其量是對中國經濟改革進程的一個過度簡略的描述。它沒有解釋，是什么導致了中國在計劃經濟的沉重歷史包袱下小心翼翼地重啟市場;也不能說明為什么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過程中經歷了那么多的曲折和反復，以及改革開放自身不時面臨停滯甚至倒退風險。

事實上，中國的經濟改革是在傳統的工業化路線已經破產、社會瀕于潰敗的歷史背景下，作為命令經濟、或稱統制經濟模式的一種替代選擇，迫不得已地提出和實施的。其早期強烈的試探和摸索性質，使得市場首先在那些國家控制不那么嚴密的領域(如農業或城鎮一般服務業)或者相對隔離的特定區域(如沿海經濟特區)最先被引入。而作為傳統計劃經濟主體的國有經濟部門，其早期改革思路則深受東歐市場社會主義理論的影響。人們寄望于在保持蘇聯式社會經濟體制基本框架不變的條件下通過部分引入市場價格信號和激勵機制，達到提高經濟效率的目的。其結果則是在國有企業“內部人控制”失控和國家加強對企業管控之間搖擺。這種情況清楚地表明，中國的早期改革并沒有一個清晰的市場化目標，而是通過一些混雜著實用主義色彩的變通性的經濟措施，試圖擺脫僵化的命令經濟以及“強勢國家無所不能”的意識形態所帶來的困境。

改革開放指導思想中實用主義色彩是一把雙刃劍，對中國經濟改革的路徑和長期績效產生了深遠影響。一方面，中國用“摸著石頭過河”的方式繞過障礙，走出了一條以“增量改革”為表征的經濟發展道路，在一般商品和服務領域曾經取得了巨大成功，從而加強了中國向市場化、法治化縱深發展的要求。另一方面，由于缺乏對命令經濟弊病根源的徹底反思和廣泛共識，一種脫胎于命令經濟思維、強調國家對經濟實現高強度控制的統制經濟模式在理論層面獲得了或明或暗的支持，并往往利用市場化改革過程中遭遇的暫時性困難或出現的問題，如社會貧富分化和腐敗現象，使國家權力對企業和市場的管控在實踐層面不時過度擴張，給市場化、法治化改革帶來了巨大阻力。尤其是在21世紀初期，面對日益復雜的經濟和社會形勢，不僅在土地、資本等要素市場的改革上停滯不前，而且在一些工業企業領域出現了“國進民退”的情況。

然而正如古話所說，“福兮禍所倚”。改革停滯所造成的種種問題，推動大眾形成了深化改革是唯一出路的共識，促使2012年的中共十八大做出了“以更大的政治勇氣和智慧，不失時機深化重點領域改革”的歷史性決定。接著，2013年的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為全面深化改革制定了總體規劃、頂層設計和路線圖。十八屆三中全會《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不但確定在經濟領域要“緊緊圍繞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深化經濟體制改革”，還把改革延伸到社會政治領域，把“創新社會治理體制”“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國家治理能力現代化”“加快推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制度化”作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這樣，就為中國的改革和發展開辟了嶄新的局面。

中國的經濟改革歷程清楚地表明，每當市場經濟取向成為中國經濟改革政策的主導思想、放手更多地用市場機制配置資源時，中國經濟增長的質量和速度就比較好，非國有經濟部門的創新和創業就會蓬勃發展，也為國有企業改革提供了較為寬松的外部環境。無論是改革開放早期的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改革和鄉鎮企業的崛起，還是20世紀90年代中期在財稅、金融和外貿領域的整體改革在推動民營經濟發展和吸引外資上的明顯成效，以及加入WTO后中國經濟通過加速融入全球經濟而獲得的巨大市場和制度紅利，都反復證明了這一點。與之相反，每當中國經濟政策受到統制經濟思維的干擾時，根植于市場基礎之上的非國有經濟部門往往出現收縮，國有企業改革則陷入停頓，宏觀經濟風險和微觀經濟效益都出現惡化跡象。最典型的例子是1989~1992年因政治風波而出現的反市場經濟思潮，以及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發生后國家采取強刺激政策所帶來的意外經濟后果。由此可見，要解決中國經濟改革進程中遇到的諸多問題，其出路在于堅持和深化以市場化和法治化為導向的全面改革，進步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過程中的作用，而不能訴諸于更多的國家干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