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認為，“過渡”意味著短暫，因而“過渡能源”一詞不太受待見也可以理解。然而，在以化石能源為主導的能源系統轉向以可再生能源為主導的能源系統，需要長達數十年，甚至近百年的轉型周期里，一種或幾種能源品種在二三十年內承擔轉型“過渡”的職責，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強調其“過渡”性質，不僅是指這些能源利用在排放上要符合清潔、低碳的要求，更重要的是，在利用方式上要更具“靈活性”，使其能較好的與未來能源系統“兼容，以實現新舊能源系統更好的轉換和銜接。

選擇恰當的“過渡能源“是國家能源轉型順利推進的關鍵

關于能源轉型的討論和交流，我觀察到一個有趣的現象：可再生能源圈往往有意無意“高估“可再生能源的現實影響和沖擊（低估了體制的韌性和利益調整的難度）；而化石能源圈往往有意無意”低估“可再生能源的現實影響和沖擊（只看技術創新，忽略商業模式與技術創新交互作用的沖擊）。而兩者共同一個的認知誤區是：忽略了從”當下“到我們討論的能源轉型的目標之間怎么辦的問題，即如何從一個以化石能源為主導的能源系統逐漸轉向一個以可再生能源為主導的能源系統。

這個問題的回答當然不簡單，但首要涉及的是“過渡能源“的選擇問題。德國與美國的能源轉型實踐表明，過渡能源的選擇是一個國家能源轉型戰略的必備要件。選擇恰當的、符合本國國情的過渡能源不僅有利于能源轉型進程的推進，而且對能源轉型的成本高低有著重要影響。

1.美國能源轉型明確以核能和天然氣為過渡能源

美國的“清潔能源”轉型戰略，明確將天然氣和核能作為通向“可再生、可持續”能源體系的過渡能源。這是美國現階段以清潔能源為導向的能源轉型戰略下的一個必然選擇，同時是美國在能源安全動機驅動下，長期鼓勵“非常規能源”的開發的結果。

2000年以來，天然氣和核能在美國向“清潔能源”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2000-2016年年間，天然氣份額從26%增加到31.5%，核能份額從7.8%增加到8.4%，非水可再生能源從0.76%增加到3.7。同期煤炭消費份額大幅下降，從24.6%下降到15.8%，而石油消費份額大致保持不變。

因此，天然氣份額的大幅上升和核電份額的穩中有升，確保了美國清潔能源轉型戰略的順利推進。同時，較低價格的天然氣份額增加對于降低美國能源轉型成本和推進難度起到了關鍵作用。

2.德國取消核能作為過渡能源妨礙了煤炭和石油下降趨勢

相比之下，德國能源轉型戰略是全力推進可再生能源發展，并力圖在2050年前使可再生能源成為主導能源。其能源轉型戰略中不存在明確的“過渡能源”安排。然而，無論是否選擇，“過渡能源”都是能源轉型過程中的現實“需要”。因此，在沒有確定“過渡能源”及其配套政策，同時核能發展又被明確排除在外的情況下，市場會主動選擇“性價比”最好，但卻未必符合能源轉型大方向的過渡能源。

圖1德國一次能源消費中不同能源品種地位變化

資料來源：BPStatisticalReviewofWorldEnergy2017

如圖1所示，德國能源轉型戰略的三個特征非常明顯：一是可再生能源份額增長迅速。一次能源消費中非水電可再生能源份額從2000年的0.84%快速增長到2016年的11.7%；二是核能從2011年宣布2022年前永久棄核之后，核能份額迅速下降。2000年核能占一次能源消費份額為11.5%，2010年下降到9.9%，2011年快速減少到7.9%，2016年進一步減少到5.9%。三是天然氣的份額從上升轉為下降：從2000年的21.5%增加到2005年的23.4%，然后轉為趨勢性下降。2014年達到階段最低值20.4%后有所反彈。2016年，天然氣份額回升到22.5%，仍然沒有超過2010年的份額。

然而，德國可再生能源發展取得很大成績的同時，非清潔能源煤炭和石油的份額近年來卻有抬頭的趨勢。石油份額從2000年從38.9%穩步下降到2007年的34.4%之后，石油份額開始止跌反彈到2009年的36.7%。此后，2010-2016年，石油份額圍繞35%左右小幅波動。煤炭份額從2000年的25.6%下降到2009年的23.1%后開始止跌反彈。2014年煤炭份額再次接近2000年水平，為25.5%。2016年，煤炭份額為23.3%，仍高于2009年的水平。可見，德國在加速向可再生能源轉型的過程中，由于沒有選擇適當的過渡能源，同時將核能排除在未來能源結構之外，導致能源轉型過程中煤炭和石油等“非清潔”能源下降趨勢受阻。

德國能源轉型沒有主動選擇恰當的“過渡”能源的不利影響還表現在褐煤發電難以下降，對德國電力清潔化和碳減排產生不良影響。如圖2所示，2000-2016年，德國總發電量中非水電可再生能源份額從5.4%快速增加到2016年的29.2%，同期，雖然硬煤發電下降較快（從24.8%下降到17.2%），而核能因為政策原因開始也呈現快速下降趨勢（從29.4%下降到12.4%），故而2010年德國褐煤發電和天然氣發電出現了相反的走勢：褐煤發電2010止跌連續兩年出現反彈，從201哦年的23%回升到2012年的25.5%，2013-2014年連續兩年維持在25%以上，此后開始下跌，但2016年褐煤發電份額為23.1%，接近2010年水平。同期天然氣發電份額從2010年開始停止增長勢頭轉而下降：從2010年的14.1%下降到2014年的9.5%，四年下降了4.6個百分點。近兩年有所反彈，但2016年依然不到13%，不超過2010年的水平。

圖2德國發電量結構2000-2016

資料來源：德國BMWI

3.我國能源轉型應選擇一個恰當的過渡能源“組合”

一旦確定可再生能源是未來能源系統的主要構成部分，就已確定了我們討論能源轉型的時間跨度至少在30年以上，甚至50年或者更長。在這一長達數十年的“過渡期”內，能源品種的替代，能源系統的轉型是一個漸進過程。因此，推動我國能源轉型，一方面，要通過體制改革和完善政策機制，構建有利于可再生能源發展及其技術創新的制度環境；另一方面，根據化石能源近中期難以大量退出的現實，需要選擇一個恰當的過渡能源“組合”。我國國情決定了我們不可能像美國選擇1-2個品種作為過渡能源，而只能選擇一個包括核能、天然氣、煤炭、石油在內的“組合式”過渡能源。

“過渡能源”含義，不僅是指這些能源利用在排放上要符合清潔、低碳的要求，更重要的是，在利用方式上要更具“靈活性”，使其能較好的與未來能源系統“兼容。因為以可再生能源為主導的未來能源系統中，“系統靈活性”是最大的稀缺資源，因此，越大越好的傳統利用方式要“有節制”的發展，以降低未來成為“擱置資產”的風險。這些過渡能源組合中的能源品種，在滿足低碳清潔的條件下，能夠以具有競爭力的成本提供“靈活性”的能力越強，則在能源轉型進程中的生命周期越長。此外，作為過渡能源，應該有利于改善我國能源安全狀況。

從上述前兩個標準看，天然氣顯然是作為過渡能源的最佳選擇。相對于其他化石能源，天然氣不僅相對“清潔”,而且從利用方式上，兼具集中式和分布式特點，是化石能源系統向可再生能源系統轉型的最佳橋梁。但從我國實際情況看，天然氣作為過渡能源存在兩個不足：一是天然氣價格缺乏競爭力，影響市場滲透率。二是從我國目前天然氣勘探開發情況看，天然氣份額的快速提高將大幅增加我國能源對外依賴度，不利于能源安全狀況的改善。因此，從必要性和可能性考慮，天然氣作為過渡能源，將有一個適度的份額，但不宜過度依賴。

核能作為“無碳“能源，成本具有一定的市場競爭力，是我國能源轉型進程中過渡能源的較好選擇。但從未來能源系統特點和要求看，核能在過渡能源組合中的地位，根本上取決于其供能的”靈活性“程度。

綜合考慮清潔低碳、經濟性、靈活性和能源安全等要求的情況下，天然氣和核能近中期可能也難以完全“承擔“過渡期職責的情況下，煤炭與石油的清潔利用應作為一個退而求其次的選擇。當然，即使是天然氣，同樣存在進一步清潔利用問題。這些清潔能源利用技術的進展和商業化時間，將不僅影響過渡能源“過渡期”的長短，而且決定各過渡能源品種的相對地位。比如，如果二氧化碳的資源化利用技術能夠實現規模化推廣和商業應用，解決了目前化石能源系統二氧化碳大規模排放問題，則煤炭、石油和天然氣均可成為“無碳”能源，這將對未來能源結構發生重大影響。此外，核聚變技術的研發和工業化進展，將不僅影響目前的核能利用方式和壽命，而且對未來能源轉型方向和路徑產生不可忽視的影響。

（本文發表于《能源》雜志2018年11-12期合刊）

作者簡介

朱彤，經濟學博士，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能源經濟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