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行業正在經歷一場低碳發展的蛻變，這種蛻變不止來源于外部的壓力，也來自于高質量發展的內生動力。

目前氣候變化在全球范圍內造成了規模空前的影響，極端氣候已經為人類的生存帶來了巨大的威脅。在過去150多年的工業化發展中，大量溫室氣體排放使得地球二氧化碳濃度達到300萬年以來的最高水平。溫室氣體的濃度與工業活動密切相關，而使用化石能源所產生的二氧化碳是導致溫室氣體增加的主要原因，約占總量的三分之二。

因此，中國提出和實現“碳達峰”和“碳中和”目標，控制二氧化碳排放總量，增加碳匯能力，實現碳循環平衡，是作為全球最大制造業國家和最大碳排放國家應對全球氣候變化應盡的義務。

2020年開始，國內外碳達峰、碳中和的政策接踵而至，新能源在自上而下的政策驅動以及良好的經濟性前景下，獲得了巨大的發展空間。

數據顯示，2021年，我國風電和光伏發電新增裝機規模達到1.01億千瓦，其中風電新增4757萬千瓦，光伏發電新增5297萬千瓦。從2021年發展情況來看，我國風電發展呈現出海上與陸地并舉，光伏發電呈現出集中式和分布式協同發展的局面。

2021年海上風電新增裝機達到1690萬千瓦，是此前累計建成總規模的1.8倍，目前累計裝機規模達到2638萬千瓦，躍居世界第一。分布式光伏全年新增裝機約2920萬千瓦，約占光伏新增裝機的55%，光伏裝機連續7年位居世界首位。

2022年伊始，新能源發展面臨的難題是傳統大電網運行思維下的消納問題。截至2021年底，我國新能源裝機已經突破10億千瓦，新能源裝機存量規模已經十分可觀，未來新能源還是能源增量的主體，在此情況下，如何保證增量新能源的消納和電網安全穩定運行是一個巨大的挑戰。

我國目前所頒布的許多新能源政策都是為了緩解上述問題，比如在西北地區建設大型風光基地，與煤電打捆輸送至中東部地區，整縣推進分布式光伏開發利用，大力開發抽水蓄能電站和儲能設施等。

這些政策雖然有利于解決局部地區的新能源消納問題，但并不能驅散人們對新能源發展前景的擔憂。風光與煤電打捆，雖然能提高新能源利用水平，但并非長久之計，碳中和愿景下如何根除煤電仍然待解。分布式光伏利用可以緩解小范圍園區的能源利用問題，但其能源保障仍然依賴大電網，“余電上網”帶來的收益與對電網造成的波動，二者的利害還有待權衡。抽水蓄能作為目前主要的儲能形式，不論是現在還是將來，都受到地區資源稟賦、工程建設周期等許多限制，并不能作為核心來支撐新能源發展。

新型儲能是新能源發展的希望之光，從“十四五”到2060年，我國能否實現雙碳目標，關鍵在于新能源度電成本的下降，以及新型儲能的發展。

光伏系統成本在過去10多年間持續下降，由2007年的近60元/W降至2020年的4元/W左右，相比煤電0.2-0.4元/kWh的LCOE成本，已經在部分地區具備成本優勢。目前，PERC技術已經到了迭代期，TOPcon與HJT產能已經開始形成有效置換，未來光伏發電的效率還將能進一步提升。另外，隨著光伏銀漿等核心技術和設備的國產化替代，將進一步降低光伏發電的度電成本。

除光伏之外，風電在過去10年亦實現了較為有效的降本。根據國際可再生能源署(IRENA)發布最新版可再生能源成本報告，2010-2020年陸上風電、海上風電的成本分別下降了56%和48%，一定程度上印證了新能源在經濟性方面的持續提升。

電化學儲能方面，鋰資源的緊張和鋰離子電池的回收是下一步需要解決的難題，相較而言鈉離子電池在資源稟賦和安全性方面更適合儲能產業規模化開發，是未來需要重點關注的領域。

鑒于風光發電成本的下降預期，許多人認為可再生電能電解水制氫是一美好愿景，但氫氣非常不容易儲存和運輸，是氫能發展的主要瓶頸。而作為氫儲能的延伸，甲醇是良好的儲氫載體，可以將風能和太陽能以綠色甲醇形式存儲，不僅可以解決氫氣儲運的問題，而且可以作為功能、戰略儲備能源，是解決新能源發展和能源安全保障的理想路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