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面全球經濟“沙克爾頓時刻”

聚焦中國城市經濟迭代升級

從市場經濟到共同富裕

看懂中國經濟基本邏輯

《中國經濟2022：城市深化與產業重組》回望2021至2022上半年經濟走勢，在剖析世界和中國經濟發展形勢的基礎上，梳理2022年經濟動向與發展新亮點、新機遇。

全球經濟危機四伏，經濟發展的引擎逐漸動力不足，而逆全球化思潮、疫情、局部地區沖突更進一步加劇了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價值鏈的斷裂，惡化了本已嚴峻的能源危機。在這樣的外部環境下，中國經濟必須應對這些挑戰，并完成自身的重大歷史轉折——扭轉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現狀，實現共同富裕，更要從過去高消耗、高污染的粗放發展模式向可持續發展模式轉變。

全書探討我國區域均衡發展、經濟“雙循環”、醫療產業轉型、“雙碳”背景下新產業發展、數字經濟與數字化轉型、國內消費趨勢、企業新機遇等。本書實例豐富，分析透徹，帶領讀者把握機遇，打開未來發展新局面，適合對中國經濟發展感興趣的大眾讀者閱讀，也適合相關領域的研究人員參考。

中國經濟“自轉”

在國內經濟發展過程中，政策峰回路轉背后有著看不見的規律。具體而言，政策主要圍繞五大問題波動調整。

其一，經濟景氣度。諸如消費者物價指數CPI、采購經理人指數PMI、工業增加值、固定資產投資、出口總額、財政收入等，皆是衡量經濟景氣度的重要指標。根據數據高低，政策的松與緊就會相對明顯地體現在金融(貨幣、信貸)政策上。

其二，增長潛力情況。GDP一旦偏離5%—6%的區間，政策就要作相應調整，如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重申“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是黨的基本路線的要求”。2021年，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同比增長9.6%，2年(與2019年相比)平均增長6.1%。除規模以上企業，中國還有更多承載就業的中小企業，2021年12月PMI明顯回落至46.5%，創16年以來同期新低，小型企業景氣水平依然偏低。因此圍繞中小企業，相繼發布《國務院辦公廳關于進一步加大對中小企業紓困幫扶力度的通知》《國務院關于開展營商環境創新試點工作的意見》，以加大對中小企業的支持。

其三，經濟結構狀況。經濟發展狀況不僅在于總量規模，還在于結構狀況。如果存在剪刀差，就存在發生經濟體制性改革的空間。比如在市場煤與計劃電、一手房與二手房、PPI與CPI、國企與民企的績效方面，存在顯而易見的剪刀差。剪刀差因制度性、體制性問題而產生，當反差太大讓現有制度難以為繼時，就會引發傷筋動骨的改革。

其四，社會穩定程度。穩定高于一切，穩定是一個國家經濟發展的基本前提。當前中國經濟發展面臨多年未見的需求收縮、供給沖擊、預期轉弱三重壓力，國際上不穩定、不確定因素明顯增多。此時，“穩”字當頭，穩是主基調，穩是大局。經濟穩，則人心穩、大局穩。

其五，規劃目標差距。如果離規劃目標尚有差距，就會加大政策力度。

以上五大問題由此共同構成政策變局的回歸均線。

進一步而言，政策圍繞景氣、潛力、結構、穩定、規劃“自轉”，并不斷調整糾偏。

首先，基于政治的本質——左平右衡，尋找均衡點。其一，糾偏是基于當前穩增長壓力驟增的客觀環境，“穩”和“變”之間，天平稍向“穩”傾斜。其二，糾偏是長期戰略執行過程中曲折性和周期性的體現，是對政策執行過程中出現的偏差進行有針對性的修正。其三，長期來看，糾偏絕不意味著開倒車，對應到投資上體現為“戰術上靈活調整(交易性機會)”與“戰略上保持定力(趨勢性機會)”的疊加。

其次，需要考慮政策的成熟度以及改革的科學度，即圍繞五大問題波動過程中的疊加連貫以及彼此對沖、前后呼應，而不是片面的、部分的、單一的突進或調整。

最后，還需考慮被調整“對象”的預期反應，類似美國20世紀70年代的理性預期管理。理性預期學派認為政府的經濟政策趨于無效，也就是說政策在實行的初期可能有效，但是當人們理性預判到政策目標的時候，就會采取相應的行為，削弱政策的作用。如“年終獎”稅收優惠再延長2年，即是例證。

經濟周期有自己的規律，而政策層面有自己的“主觀能動性”，如果把經濟本身看作一個系統，那么政策就是一個外部變量。畢竟政策調整主體與調整對象之間，是一個互動的關系。

當然，在不同階段，政策波動調整的主軸會有所不同。了解過去這些年政策變動的原因，那么未來政策又將如何變動?中國正處于中國共產黨第三個歷史決議中反復提及的新時代，在這一時期又將圍繞新的更為深刻的四大問題波動。

第一，對沖市場經濟。市場經濟是有限度的，不可能覆蓋一切，更不能走上像西方那樣的市場經濟最高階段，尤其在醫療、教育、地產、金融等“特殊行業”必須保持邊界。從經濟政治社會秩序著眼，收斂市場化、資本化，推進社會經濟是未來政策調整的主線之一。

第二，完成國家終極統一。在很多人觀念中，國家統一只是臺灣的回歸，但還有一種統一是市場經濟的“二次統一”。如果說計劃經濟曾經一統中國，而當下市場經濟卻在地區藩籬、行業屏障中存在差異。“構建新發展格局，迫切需要加快建設高效規范、公平競爭、充分開放的全國統一大市場，建立全國統一的市場制度規則，促進商品要素資源在更大范圍內暢通流動。”

第三，實現民族偉大復興，走向世界舞臺中央。2021年中國GDP為114萬億元，人均GDP為80976元，接近世界銀行擬定的高收入標準(12275美元)。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將2021年中國GDP上調至16.86萬億美元，美國GDP有望達到22.94萬億美元，中美GDP之比從2018年的66.4∶100上升到2021年的73.5∶100，成為近百年來與美國最接近的國家。在走向世界舞臺中央之時，中國將在規則、制度等方方面面作出調整。

第四，百年變局真底牌。當工業經濟走到環保的盡頭，市場經濟走到最高階段，未來已無路可走，兩三百年來人類社會發展依賴的兩大支柱被悉數抽去，百年變局驟然而至。中國體量太大，需要在生產方式、生活方式、交換方式上率先變革。圍繞生產方式、生活方式、交換方式的政策調整已經展開，例如“雙碳”目標。

物理學家薛定諤曾言：“自然萬物都趨向從有序變得無序，即熵在增加，而生命需要通過不斷抵消其生活中產生的正熵，使自己維持在一個穩定而低的熵水平上，生命以負熵為生。”在一個孤立系統里，如果沒有外力做功，其總混亂度(即熵)會不斷增大。對國家亦是如此，中國目前基本是處于熵增的耗散結構狀態，但中國經濟還在圍繞世界經濟“公轉”，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挑戰和機緣，而“自轉”質量的大幅度提高將提高“公轉”的穩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