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關村發展集團資深專家、中國能源研究會能源政策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員）
新能源產業是我國戰略性新興產業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我國實現能源綠色轉型的重要支撐。經過近十年來的發展，我國已成為全球新能源產業的領跑者，在國際市場上具有先發優勢和較強的競爭優勢。當前在世紀疫情、俄烏地緣政治沖突、極端氣候等疊加因素的沖擊下，全球經濟開始滑入增速急劇放緩的衰退周期。新能源產業發展來自國際的風險和挑戰增多，如何統籌發展和安全的重要性更加突出。按照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強調的“產業政策要發展和安全并舉”的方針，應客觀認識新能源產業國際風險挑戰的特點和外在表現，積極發揮政府、市場、企業在穩定產業鏈供應鏈上的協同作用，因勢施策、合理應對，為我國新能源產業搶抓戰略機遇期、促進高質量發展提供策略參考。
統籌發展和安全是我國新能源產業有效應對外部風險挑戰、贏得發展優勢、爭得世界領先地位的必然要求。我們既要看到新能源產業發展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也要看到危及安全的各種風險挑戰，正確處理好促進新能源高質量發展的辯證關系。從我國新能源產業的發展成就來看，近十年來新能源領域在技術創新和產業化等方面均取得了重大進展和重大成就，可以概括為“一升一降三增強”：
一是技術水平得到顯著提升。隨著材料與制造技術的不斷突破，2020年規模化生產的單晶電池平均轉換效率已達22.8%，比2016年提高將近3個百分點；隆基股份單晶雙面N型TOPCon電池轉換效率創造了25.21%的世界紀錄；在異質結等高效晶硅電池技術、鈣鈦礦電池等前沿技術研發上不斷取得突破。風電領域緊跟全球風電機組向大型化、定制化和智能化方向發展的趨勢，陸上風電高塔、柔塔和混塔等型式現已步入商業化應用階段，單機容量已達6兆瓦級，葉輪直徑達191米；動力電池能量密度近十年提高了兩倍，純電動主流車型續駛里程已經超過500千米。
二是制造成本大幅下降。我國已具備完備的新能源全產業鏈體系，新能源開發建設成本不斷下降，風電、光伏發電已全面進入平價無補貼、市場化發展的新階段。動力電池成本下降80%，光伏電池十年來成本下降超過90%。隨著異質結等新型電池技術和風機大型化的快速發展，未來光伏、風電等新能源發電平準化度電成本（LCOE）仍將持續下降，高效率、高質量和低成本將極大促進新能源的更大范圍應用。
三是產業國際地位持續增強。截至2021年底，我國光伏發電累計裝機容量3.06億千瓦、風電累計裝機容量3.28億千瓦，分別占全國總發電裝機容量的12.9%和13.8%。中國光伏累計裝機容量、風電累計裝機分別連續7年、12年穩居全球首位，海上風電累計裝機達2639萬千瓦，躍居世界第一。水電、生物質發電裝機規模分別連續17年和4年位列全球第一。2021年，我國新能源汽車銷售完成352.1萬輛，連續7年位居全球第一。
四是企業實力明顯增強。2020年全球前十名光伏組件、裂變器制造商中，中國分別有八家和七家企業入圍。在全球排名前十名的風電裝備制造企業中有6家是中國企業。我國從事新能源產業的上市公司已達到182家，其中市值超過千億的有7家，市值在500億元到1000億元的企業有12家，涌現出寧德時代，隆基綠能、比亞迪、億緯鋰能、陽光電源等一批國內外有影響力的知名企業。
五是產業鏈自主可控能力增強。新能源汽車方面，在基礎材料、關鍵零部件、制造裝備等關鍵環節，建立了結構完整、自主可控的產業體系。光伏方面，已形成涵蓋高純硅材料、硅錠、硅片、硅片輔料等全球最完善的光伏制造產業鏈，技術自主可控，具有穩定的生產和制造能力。風電方面，已形成較為完備的風機制造產業鏈，過去兩年來中國風電制造產能和產量均實現大幅增長，技術快速迭代，成本進一步降低，為參與海外市場競爭奠定了堅實基礎。
我國新能源產業成就斐然，但也要看到目前仍存在著創新不足、政策依賴度大、發展不均衡等問題。在當前國際能源市場動蕩不安的情況下，我國新能源產業面對來自國際上“大院小墻”的技術封鎖及“脫鉤斷鏈”的市場圍堵，總體來看外部風險大于內部風險。外部風險主要表現為技術封鎖風險、資源控制和原料壟斷風險、市場排擠脆弱性風險、規則標準制約性風險等。
我國新能源產業經過多年發展與積累，在工程科技領域具備了相對技術優勢，部分已達到或接近世界領先水平，但在高端新能源材料領域，我國與國外先進水平相比仍存在較大差距。光伏膠膜的核心原材料之一聚烯烴彈性體（POE）全部依賴進口；高性能硅碳負極、高端隔膜材料離國際先進水平還有差距。氫燃料電池方面還存在著質子交換膜、膜電極、碳紙以及儲氫材料等關鍵材料的“卡脖子”問題。新能源汽車行業芯片短缺仍然是制約發展最大的瓶頸之一。近年來受地緣政治的影響，發達國家對我國需要的核心技術進行封鎖，依賴引進技術提升國內新能源行業水平的模式正在經歷前所未有的挑戰。
我國新能源產業是典型的“中國制造、世界市場”，在原料資源供給端，我國新能源產業家底薄弱、內供不足。鎳、鈷、銅、鋁、錳、鉻、鋯、鈹、鉑族金屬等資源儲量全球占比不足5%，鋰僅占7%。境外資源分布和生產又高度集中，上述資源儲量和產量前三位的國家全球占比超60%。我國未來對鋰等稀有礦物質的需求將繼續飆升，風能、太陽能和電池技術將繼續面臨越來越多的供應鏈障礙。未來新能源礦產資源高度集中的資源大國或將成為新的地緣政治熱點，我國將面臨境外供應風險加劇、國際能源治理體系不利等諸多挑戰。
在市場銷售端，我國風電、光伏、儲能、新能源車全產業鏈飛躍式發展，相關產品在海外市場競爭力快速提升。在光伏領域，目前全球75%～80%的光伏電池產能來自中國，到2025年，中國的光伏產業鏈將占據全球95%的產能。在風電制造領域，中國已成為全球最大的風電裝備制造業基地，風機產量占全球50%以上。我國新能源產業在海外市場的高占有率表面看是好事，但高度依賴國外市場又表現出很大的脆弱性，地緣政治、經濟制裁、貿易規制等因素增加了市場的不確定性，容易導致國內企業在境外的無序和低價競爭，以及產能過剩等問題。
我國新能源產業的技術標準、產品檢測、碳排放測算、認證等體系還不完善，沒有形成支撐新能源產業發展的技術服務體系。新能源產品出口的國內行業標準未安全與國際標準接軌，而西方國家掌握著標準和認證的話語權，增加了進入國際市場的限制性風險。新能源企業“走出去”還涉及所在國的政府許可，包括投資許可、環境許可、建設許可、并網許可、商業運營許可等。美國炮制的國民清單、軍工企業清單等對我國企業自由交易或將造成一定限制。
當前全球能源危機對能源綠色轉型的路徑和碳中和的目標產生了極大影響，新能源是否能夠如設定路線成為傳統能源的替代能源還有很大的不確定性，能源安全議題的討論重心逐步從傳統能源轉向新能源。
新能源礦產資源是新能源產業發展的物質基礎。由于我國國內資源稟賦不足，鋰、鈷、鎳等礦石進口依存度分別高達80%、97%及80%。據國際能源署2021年發布的報告，預計2040年全球鋰、鈷、鎳等需求將比2020年增加6倍，加之地緣戰略思維興起，未來圍繞新能源礦產的全球布局和競爭將愈演愈烈。南美阿根廷、玻利維亞和智利“鋰三角”國家正推動建立一個“鋰礦行業的石油輸出國組織”，意欲結盟主宰國際市場鋰礦定價權。其他幾個鋰資源豐富的國家也在采取動作，墨西哥通過鋰資源國有化法案、成立國有化公司；加拿大工業部要求三家中國鋰礦公司剝離其在加拿大關鍵礦產公司投資。此外，資源國在供應鏈實施“去市場化”手段，要求60%以上的在建礦山與中下游簽署包銷協議，并要求產品僅在特定地區消化，這些舉措進一步削弱供給彈性、大幅減少可流向市場的資源數量，增加了新能源產業鏈發展的不確定性和風險。
美國直接推出產業政策，其公布的總金額為4300億美元的《通脹削減法案》中，有3690億美元名義上是用于保護氣候變化，但實際上是擬對美國本土制造的鋰電、光伏等新能源產品進行高比例現金補貼或稅收優惠補貼，前提是汽車必須在美國和北美地區進行總裝，而且所使用的電池及制造電池的原材料均應來自北美地區。同時美國與其“可信任友好國家”間構建供應鏈合作和貿易關系，干擾國際貿易的正常秩序。
全球產業轉型升級、實現碳中和計劃推動綠色低碳技術革命加速興起，高標準生態環境保護和低碳排放要求將成為國際經貿規則的重點，中國新能源產業發展還將面臨國際綠色壁壘的影響。美國近年來持續對中國大陸鋰電、光伏產品征收關稅。歐盟也步其后塵，祭起碳關稅大旗，該機制將于2023年10月起試運行，2026年全面實施，鎖定的行業包括電力及鋼鐵、鋁等高碳排放和高能源消耗的行業，未來這些進口產品要符合歐盟氣候標準，加大中國企業新能源產品的出口難度；同時，歐洲呼吁建立本土鋰電池及光伏制造產能，針對鋰電池碳足跡、可持續性等提出要求構建“碳壁壘”。部分新興市場國家如印度、印尼等也采取跟隨策略，印度通過抬高基礎進口關稅、執行產品采購白名單等形式變相將中國光伏組件產品排除在印度市場之外；印尼未來或憑借本地鎳資源優勢對鎳產品出口征收關稅，提升直接出口的交易成本以推動本土產業鏈建立。
我國新能源產業具備了良好的營商環境優勢、超大規模的市場優勢和產業齊全的配套優勢，在提高發展經濟性的同時，要高度重視國際競爭的安全性。需從提升產業戰略定位、落實產業激勵政策、加強產業協同、降低對外依存度、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及提升技術自立自強等方面重點發力，加快提升我國新能源產業鏈供應鏈的韌性和安全水平。
新能源產業在我國具有廣闊的發展前景，具有投資拉動能力強、就業吸附規模大等特點，能夠帶動裝備制造業及其他行業領域共同形成規模龐大的產業集群和區域增長極。應進一步將新能源產業鏈確定為戰略性全局性重點產業鏈，放到更加優先發展的地位。黨的二十大報告中提出，“鞏固優勢產業領先地位，在關系安全發展的領域加快補齊短板，提升戰略性資源供應保障能力”，并把新能源作為新的增長引擎之一。近兩年我國推動碳中和、能源綠色轉型的政策力度不斷加強，形成了碳達峰碳中和“1+N”政策體系，全國各省市也相繼提出新能源方面的具體規劃目標和相應政策，全面推動實現能源綠色轉型。目前，“十四五”時期即將過半，應重點抓好財稅、人才、土地、金融等各項政策落實落地，把政策優勢轉化為產業發展優勢。建議編制新能源產業發展安全指數，將新能源對外依存度、核心技術自給能力、市場定價權、企業競爭力等作為主要指標，強化對新能源產業鏈供應鏈安全穩定風險監測預警，對出現的苗頭性問題分析研判，及時處置潛在風險。
新能源產業發展所需的礦產資源具有高度稀缺性和壟斷性，未來發展需求還會急劇增加。我國新能源企業要積極應對貿易摩擦帶來的不利影響，構建國內資源配置和國際資源配置“雙輪驅動”的格局。一方面要通過循環利用、技術創新等手段減少資源消耗，同時要選擇可替代資源，如寧德時代通過鈉離子電池替代鋰離子電池已取得極大成功，提高了國內資源保障能力和后備潛力；另一方面還要深化國家間合作，進一步加大對新能源基礎原材料的探礦和開采儲備，加大在全球進行資源配置和產能布局。綜合權衡新能源產業鏈在國內和海外建廠的生產成本和交易成本，可因勢利導向東南亞等地轉移產能，規避個別國家的貿易壁壘，提高中國企業在全球新能源產業鏈的掌控力。
央企及地方國企是我國新能源基建領域的國家隊、主力軍，而在新能源裝備制造領域又以民企見長，國企、民企在產業鏈上的協同合作具有極大的潛力。近年來中央企業推動實施的現代產業鏈鏈長行動計劃，就是非常好的抓手。在共同開辟新能源產業海外市場方面，加強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走出去”的高效協同，國有資本和民營資本優勢互補，布局產能合作網絡。同時，還應發揮國有企業之間、民營企業之間的橫向協同。近期央企在新能源方面的專業化整合就是很好的方向，有利于實現新能源發展從規模擴張向專業化、集約化轉變，對于更大范圍優化資源配置、提升企業效率效益和核心競爭力具有重要意義。民營企業之間可在原材料布局上通過上下游聯動實現互補短板。
我國新能源產業鏈綜合能力已經達到全球領先水平，為積極應對外部的各種挑戰，需要新能源領域加快實現從商品和要素流動型開放向規則、規制、管理、標準等制度型開放轉變，推動在制度層面的國際交流和對話，解決貿易爭端、貿易制裁等問題。積極發揮行業組織和龍頭企業、鏈主企業的整合力量，加快加強新能源標準、計量、認證認可、檢驗檢測等體系和能力建設，健全公共技術服務平臺，接軌國際標準、規則和普適方法，深度參與全球產業分工合作，高度融入國際能源一體化產業鏈供應鏈，積極參與全球能源治理，維護多元穩定的國際經濟格局和經貿關系，推進建立國際合作新模式。
我國新能源產業的核心技術仍有待突破，關鍵零部件還面臨“卡脖子”問題。在高比能量電池、高安全電池、長壽命電池方面仍需加大研發力度；高效高密度驅動電機系統等關鍵技術相較國際先進水平仍有差距。“缼芯少魂”的芯片、自動控制系統短板更為致命。應依托能源領域優勢企業布局設立一批國家能源研發創新平臺，整合產學研用科技力量，聯合攻克關鍵核心技術和“卡脖子”技術，鍛造新能源關鍵技術長板，大幅提升新能源科技攻關體系化能力，有效防范產業鏈關鍵環節風險。加強新能源產業前瞻技術的戰略性研究，推動顛覆性技術創新和早期市場培育，促進產業鏈創新鏈深度融合，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形成具有全球競爭力的開放創新的技術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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