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一詞有著十分復雜的含義。從漢語詞源來說，甲骨文中的“文”字就像一個人，正面站著，這個人的胸口有一個交錯的圖案。鄭玄注《禮記》：“文，猶美，善也。”甲骨文的“化”字，為一正一反兩人正倒相對，其意義是轉化、變化。“文化”，表明人類應該正確處理與自然界的關系，按照真善美的目的“贊天地之化育”，幫助天地化育，彌補天地化育的不足，而不是走向反面，導致人類和大自然的雙重異化，人類和自然的嚴重對抗。西方的“文化（CULTURE）”一詞源于拉丁文，與種植技術有關，反映了人類從自然蒙昧狀態向農業文明演化的過程。《美國傳統詞典》對“文化”的定義是：人類群體和民族世代相傳的行為模式、知識、信仰、藝術、道德、風俗、法律、群體組織和其它一切人類生產活動、思維活動的本質特征的總和，它是一個復雜的總體。無論是東方和西方，關于文化的一個基本觀念就是，自然界中有人的活動，才會有文化的誕生；反過來，文化也對人的生活產生影響，這是文化與人關系的兩個方面。

如果說科學和技術極大地提高了人類改造自然的能力，那么，文化則提供了人類對自身行為的反思，進而影響了科學和技術的發展方向。人類日益認識到，科學和技術并不是萬能的，它的發展和運用應當置于更為廣闊的文化背景中。有鑒于此，聯合國確定第14個世界水日（2006年3月22日）

的主題為“水與文化”，以此喚醒人們：水實際上是具有強大文化功能的，盡管科學技術對于了解水循環和利用水資源至關重要，但是，科學技術的發展需要適應具體的環境，并且反映人民的需求和期盼，而這又受到社會和文化因素的影響。人們必須更好地了解社會、水與環境之間的復雜作用。

華夏文明因水而生，逐水而變，中國的治水歷程同時也是一個文化過程，對形成中國基本的社會形態、組織形式、民族文化心理都產生了重要影響。

在當代中國，水仍然承擔著重要的文化功能，水資源是經濟社會發展的物質基礎，是不同生產和生活方式的重要成因，是生物多樣性和文化多樣性的重要載體；水資源的管理是技術、制度和文化的結合。

一、治水過程同時也是文化過程

（一）水是華夏文明的源頭

世界文明大都發源于大河流域，因為這里河水泛濫，土地肥沃，有利于生產的發展，有利于人類的棲息和繁衍。考古研究表明，中華文明是沿著黃河流域、長江流域和遼河流域等大河流域分布展開，并不斷向中原的黃河流域聚集，然后又向四周擴散、演變。著名考古學家蘇秉琦先生指出：“中國文明起源和國家起源，從文獻與考古結合考察，洪水與治水傳說是至關重要的”，“所以，中原地區的文明起源要從洪水到治水談起。”華夏文明的發展總是與水緊緊地結合在一起，可以說治水的歷史就是華夏文明的發展史。

（二）治水催生了中國古代的社會形態

人類社會伊始，東西方的歷史就沿著不同的道路發展著，體現著迥然相異的歷史圖景。馬克思指出：“統一體或是由部落中的一個家庭的首領來代表，或是由各個家長彼此間發生聯系。與此相應，這種共同體的形式就或是較為專制的，或是較為民主的。”在馬克思看來，亞細亞社會形態下的專制主義政治，除了宗法制度、公田制度和村社制度外，很大程度上與亞洲的地理環境有關，與治水有關。

中國古代的江河帶來了洪水災難，組織抗洪救災更重要的是一項社會工程。為了生存而治理洪水，導致社會組織形式和社會結構發生了變化，還處于氏族社會階段的各酋邦，不得不超越生產力發展水平，組織起強有力的治水機構――從治水聯盟到治水聯合體，最終催生了超經濟的國家的出現。蘇秉琦先生指出：“中原地區國家的最終形成，主要是在從洪水到治水的推動下促成的，這是超越社會大分工產生政治實體的推動力。”現代西方著名思想家、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在其名著《儒教與道教》中也多次提及“治水的這一必要性是中央政權及其世襲官僚制之所以成立的關鍵所在。”韋伯的學生、美籍德裔著名史學家卡爾.魏特夫在其代表作《東方專制主義――對于極權力量的比較研究》更明確提出“治水社會”的系統理論，盡管他的立論有立場上的反動，但無疑為我們提供了解釋東方社會形態形成的參考。

（三）水旱災害往往是封建社會改朝換代的直接因素

中國歷代王朝政權的更替，無不與水旱災害密切相關。這是因為，重大水旱災害對以農業立國的小農經濟的影響是致命的。封建王朝的稅收絕大多數取之于農業，在風調雨順的正常年景里，農業收成好，王朝政府的財政收入就穩定。而在水旱災害嚴重的年景里，農業受到毀滅性打擊，而封建統治者為了維持自己的利益，往往置民眾于水火而不顧，橫征暴斂，官逼民反。據經濟學家盛洪研究，從西周到清朝的兩三千年歷史中，中國的稅率基本上維持在10%，“而這正好與小農的不貧不富是吻合的，如果低于10％，國家破產；高于10%，小農破產。所以10%的稅率就剛好和我們國家的這種小農經營是高度吻合的。10％均線的周期性突破時期，比如政府擴張與水旱災害都是改朝換代的時期……水害發生的程度和國家農貸的相關程度非常高，相關系數好像是0.99。而且我們國家是一個水害災害非常頻繁的國家，根據記載西周——清末年均重大水旱等災害1.75次。”在中國歷史上，唐末持續近百年的全國大旱，元末、明末的黃淮海特大旱災，都曾經對改朝換代的農民起義，起到了極大的推波助瀾的作用。

（四）治水推動了中國歷史上的民族大融合

中國歷史上有三次民族大融合的過程。第一次在春秋時期，當時諸侯爭霸，興修水利是強國的重要途徑。秦、楚均在興修水利中逐漸強大，同時向水利條件更好的中原地區擴張，華夏族在戰爭中與其他少數民族接觸頻繁，促進并形成了第一次民族融合高潮。第二次是在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魏蜀吳三國都實行了屯田制度，水利得以振興，農業得以穩固，國力得以增強。兩晉南北朝時，黃河流域水利已經達到相當規模，長江流域亦開始開發，北方先進的農業技術被帶到南方。東晉時，匈奴、鮮卑、羯、氐、羌族內遷。北魏統一黃河流域，民族大融合趨勢出現。第三次是遼、宋、夏、金、元時期，特別是北宋和南宋時期，江南地區得以大規模開發，從宋代有關記載看，當時已經廣泛使用翻車和筒車了，灌溉工具有了質的飛躍。郟亶、郟僑父子與單鍔在蘇吳太湖流域實行高田低田法，把治水治田結合起來，解決了農田排澇問題，江南地區大規模推廣麥稻兩熟制和雙季稻，桑、麻、棉三大經濟作物以及油菜、茶、桐、染料植物，甘蔗、水果、花卉、藥用植物等經濟作物的栽培技術有了很大進步，農業生產有了長足發展，完成了經濟重心由北向南的轉移過程，少數民族接受漢族封建文化，在加速自身封建化進程的同時，也促進了民族大融合。

（五）治水催生了中國文化心理

與歐洲水系比較，中國水系的內部統一性十分明顯。歐洲中部矗立著阿爾卑斯山，水系從此分流四方，向東注黑海，向南注地中海，向北注北海、波羅的海，分道揚鑣的水系從客觀上導致了政治上的分裂。而我國西北的高山大漠與東南的汪洋大海，以及由此而來的江河匯東流，運河通南北，這一切均構成了中國獨特而又相對封閉的山圍海繞的地理環境。因此，自秦漢以來，中國已形成一個長期的統一的中央集權制農業大國。千百年來，中華民族世世代代擁抱著這塊黃土地，在河與河交匯，江與江合流，江與海交融的土地上，形成了大陸內聚型農業傳統文化心理。這種文化心理集中體現為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團結統一、愛好和平、勤勞勇敢、自強不息的民族精神。因治水而結成的共同體逐步發展為中華民族整體主義的價值觀，在國家產生后，整體主義的價值觀又上升為愛國主義。

大河流域文明帶來頻繁的人群流動和交融，形成中華民族愛好和平，珍視民族團結，尊重各民族的風俗習慣，而且主張平等地對待其他民族，表現出天下一家、與人為善的博大情懷，使中華民族始終保持著對各兄弟民族持久的親和力以及對其他民族、國家巨大的感召力。農耕經濟和與自然、人為災難的斗爭，養成了中華民族勤勞勇敢、自強不息的民族性格。

二、治水在當代中國的文化功能

（一）水資源是中國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戰略性資源

淡水資源、能源資源和土地資源是經濟社會發展的三大戰略性資源，水資源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最重要的資源之一。我國淡水資源總量約有2.8萬億立方米，居世界第六位。由于人口眾多，人均水資源占有量低，按照2004年人口計算，我國人均水資源占有量2185立方米，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我國一些流域如海河、黃河、淮河流域，人均占有量更低。同時，由于氣候和地理因素，我國水資源時空分布不均，與土地、礦產資源分布以及生產力布局不相匹配。總的來看，夏秋多、冬春少，南方水多、北方水少，東部多、西部少，山區多、平原少。受全球性氣候變化等影響，近年來我國部分地區降水發生變化，北方地區水資源明顯減少，其中以黃河、淮河、海河和遼河區最為顯著，地表水資源量減少17%，水資源總量減少12%，其中海河區地表水資源量減少41%、水資源總量減少25%。部分北方流域已從周期性的水資源短缺轉變成絕對性短缺。按目前的正常需要和不超采地下水，正常年份全國缺水量將近400億立方米，大約相當于10個北京市的年用水量。特別是我國北方一些地區大量擠占生態和環境用水，實際上是靠犧牲生態和環境用水來維持著經濟社會發展的用水需求。我國水資源短缺問題與洪澇災害、水污染和水土流失等問題交織在一起，治水非常復雜。這一特點也使得水利成為國民經濟的基礎設施，成為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重要基礎保障。

（二）水是生物多樣性和文化多樣性的重要載體

生物多樣性是人類社會賴以生存和發展的重要物質基礎之一，也是大自然賦予人類最寶貴的財富。地球表層生物多樣性不僅為人類提供了優美的生活環境，也為人類貢獻了豐富的生活和生產資料。保護生物多樣性，保證生物資源的永續利用是人類保護自然和保護地球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也是人類拯救自己和合理開發利用生物資源的首要任務。生物多樣性包括遺傳多樣性、物種多樣性、生態系統多樣性和景觀多樣性四個層次，這四個層次中，水都是最基本的要素或載體。例如，有關生物群落研究的大量資料表明，生物群落多樣性與非生物環境的空間異質性（spacialheterogeneity）

存在正相關關系。河流（水域、濕地）是水生態環境中關鍵性的組成元素，大江大河大湖更與人類的生存發展密切相關。河流生態系統中所具有的水－陸兩相和水－氣兩相的緊密關系，形成了較為開放的生境條件；上中下游的生境異質性，造就了豐富的流域生境多樣化條件；河流縱向的蜿蜒性形成了急流與緩流相間；河流的橫斷面形狀多樣性，表現為深潭與淺灘交錯；河床材料的透水性為生物提供了棲息所。由于河流形態異質性形成了在流速、流量、水深、水溫、水質等水力脈動變化、河床材料構成等多種生態因子的異質性，造就了豐富的生境多樣性，形成了豐富的河流生物群落多樣性。

如果說生物多樣性是實施可持續發展，維持地球生物圈和人類延續的物質基礎，那么，文化多樣性則是實施可持續發展，維護地球生物圈和人類延續的精神基礎。根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2001年9月11日通過的《文化多樣性宣言》：文化多樣性是指文化在不同的時代和不同的地域具有各種不同的表現形式。人類文化的多樣性，不僅反映出人類生活方式的不同，而且反映出人類在不同環境下為了生存而采取的自然利用、管理和保護的方式和策略的不同。流域是獨特的人文地理單元，其物質與能量交換是流域社會經濟與文化的紐帶。流域為人們提供了淡水、水能、原木、礦產、中藥等資源，河流還是聯系上下游地區社會經濟發展與文化傳播的重要通道，治水活動提供了獨特的景觀文化、歷史遺存。流域內往往分散或聚集著不同的民族，他們既有著共同的普世價值，又保留了各自的認同和文化傳承，不同民族的文化特征、風俗習慣、宗教習俗很多與水、與河流湖泊聯系在一起。這些多樣的文化形態在當代顯得尤其珍貴。

（三）治水是生產和生活方式變革的重要成因

治水對生產和生活方式的直接影響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1、治水促進了產業結構調整和經濟增長方式轉變。我國未來的經濟發展面臨兩大矛盾：一是落后的生產力與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之間的矛盾，一是經濟發展與人口資源環境的矛盾。我國干旱缺水、洪澇災害、水污染和水土流失四大水問題十分突出，已經成為制約經濟社會發展的突出因素。解決我國四大水問題，必然帶來生產力布局的優化、經濟結構的調整和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例如，張掖市自2001年開始建設節水型社會，三年壓縮水稻10萬畝，退耕還林還草71萬畝，全市農作物種植結構由2000年的糧經58：42調整為2003年的糧經草26.5:61.5:12。全市三產結構由2000年的42∶29∶29調整到36∶31∶33，單方水的GDP產出效益逐步提高，產業結構和經濟增長方式發生了很大的轉變。

2、治水有效減輕了與水相關的疾病。世界衛生組織調查顯示，在發展中國家，80%的疾病是由不衛生的水和惡劣的衛生條件造成的。我國一些地區的農村飲用水存在高氟、高砷、苦咸、污染等水質問題，嚴重影響著人民群眾的身體健康。2000年開始，國家啟動農村飲水解困項目，5年間中央安排國債資金及地方政府投入和群眾自籌共投入222億元，使6700多萬農村人口告別了飲水困難問題，提前一年完成“十五”計劃任務。但是，全國尚有3.23億農村人口存在飲水不安全問題，屬飲水水質不安全的有2.27億人，其中，飲用水氟砷含量超標的有5370萬人，飲用苦咸水的有3850萬人，地表或地下飲用水源被嚴重污染的涉及9080萬人，飲用水中鐵錳等超標的有4410萬人。飲水不安全，對人民群眾身體健康和生產、生活構成嚴重威脅。

為使群眾早日喝上干凈水，黨中央、國務院提出要把切實保障人民群眾的生命安全和健康作為首要目標，“十一五”期間要解決1.6億人的飲水安全問題，使現存的農村飲水不安全人口減少1/2。再如，血吸蟲病是嚴重危害人民身體健康、影響經濟社會發展的重大傳染病，在我國已有2100余年的歷史，水是血吸蟲病傳播的重要介質，釘螺是血吸蟲唯一的中間寄主。新中國成立之初，全國血吸蟲病患者1160萬人，受血吸蟲病威脅的人口約1億多。為此，黨和政府開展了大規模的水利血防滅螺，結合江河綜合治理、節水灌溉、人畜飲水和小流域綜合治理等水利工程，改變釘螺生存環境，防止釘螺孳生擴散，從而達到減少人群感染血吸蟲病幾率的目的。到2003年，全國433個流行縣市區中，已有260個達到了傳播阻斷標準，63個縣市區達到了傳播控制標準。全國血吸蟲病病人已減少到84.3萬人。在血吸蟲病防治地區進行水利建設項目，同步建設血吸蟲病防治設施，或者結合血吸蟲病防治地區的江河、湖泊治理工程和人畜飲水、灌區改造等水利工程項目，可以改善水環境，阻斷釘螺孳生。

3、治水與婦女兒童事業密切相關。中國70％的貧困人口在農村，而農村的貧困人口70％又是婦女和兒童。在西部極度缺水的地方，農民生活艱難、生產原始、教育落后、婦女的疾病率和新生兒死亡率居高不下，婦女們承擔著數倍于正常環境下婦女肩負的生活重擔。據中國婦女發展基金會調查統計，在嚴重缺水地區的老百姓，他們每年有64個工作日都用于取水，都是在取水的路上。這個隊伍當中很多都是婦女和兒童，對兒童的發育以及婦女的健康都會帶來很大的影響，而他們走10幾里或20幾里的路，取回來的水也不一定是非常干凈、衛生的水。在貧困缺水地區，集蓄雨水是一種很有效的方式，全國有近2千萬人利用雨水來解決飲水問題。在全國婦聯的領導下，中國婦女發展基金會實施了“母親水窖”計劃，向社會募集善款，為西北缺水地區捐修混凝土構造的水窖，使她們能利用屋面、場院、溝坡等集流設施，有效地蓄集到有限的雨水，以供日常基本飲用水。修建一口容量36立方米的水窖，一年可蓄集雨水50—80立方米左右，能保證一個3—5口人的家庭一年的人、畜飲水；擁有兩口水窖，就能發展一畝庭院經濟作物。目前，該項目受益面覆蓋了陜西、甘肅、寧夏、青海、內蒙古、四川、重慶、貴州、云南、廣西等十多個省（區、市），幫助西部近100萬嚴重缺水百姓擺脫了困境。有關專家評價，在嚴重缺水地區修建“母親水窖”，是解決婦女兒童缺水之苦、取水之勞最簡便、最經濟、最實用的辦法。

（四）水資源管理對制度文化有重要貢獻

制度是一個文化體中要求所有成員都必須共同遵守的規章或準則。相對于精神文化而言，制度文化更具有外觀的凝聚性、結構的穩定性和時間的延續性。與資本、勞動力、技術等要素相比，人們過去把制度因素看成資源配置效率和資源使用效率的外生變量。現在，越來越多的人們相信，制度也是稀缺要素，制度短缺或制度供給滯后同樣會制約經濟發展。同樣的生產要素在不同國家經濟績效的差異，實質上就是一種制度上的差異。1998年長江、松花江、嫩江大水以后，我國的治水思路發生了深刻變化，逐步形成了以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為核心理念的可持續發展水利思路，為我國的制度文化建設提供了可貴的借鑒。

一是水資源的統一管理促進了公共管理方式的改革。水以流域為單元，地表水和地下水相互轉化，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之間的開發利用相互影響，水量與水質相互依存，在水的開發利用中各環節緊密聯系。因此，在治水中，必須堅持統一管理、統一規劃、統一調度。然而，我國長期以來形成的行政管理權限部門分割、地方分割的體制，嚴重影響著水資源的管理，嚴重制約水資源開發、利用和保護的效率。2002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水法》的修訂，確立了流域機構的法律和行政地位，強化了流域水資源的統一管理。各地積極探索城鄉水務一體化管理，約57％的縣級以上行政區實施了水務統一管理，為水資源優化配置和高效利用提供了體制保障。水資源的統一管理對改革我國現行的行政管理體制，尤其是公共資源的管理模式，提供了成功的經驗。

二是流域水資源配置中的民主協商為公共資源配置中的利益協調提供了新的思路。水資源象任何其他稀缺經濟資源一樣，分配的核心問題是如何協調利益分配。解決這一問題，既不能延續過去的行政指令性分配，也不能僅僅依靠市場的自我調節。水資源的配置方案不僅僅需要技術上、經濟上的可行性，更重要的是制度上的可行性。近年來，黃河水利委員會、松遼水利委員會等流域機構探索了準市場的水資源配置模式，在黃河流域的寧夏、內蒙等地和松遼流域的大凌河嘗試開展了水權分配和水權轉換，收到了較好效果。通過地區間與行業間的政治民主協商和利益補償，引導水資源向高效率、高效益領域流動，同時保障農業等弱質產業和農民等弱勢群體的用水需求。這一制度的重要意義在于，它為類似水資源這樣的公共資源在配置過程中，如何處理不同地區、不同產業、不同社會階層之間的利益關系，實現公平與效率的有機統一提供了新的思路。

三是用水戶協會等民間自律組織為社會自治組織建設提供了范例。我國的水資源歸國家所有，政府是水資源公益的唯一代表，但是，有效的水資源管理必須處理好政府、社會與公眾的關系。國家應該將水資源管理的一些職能交給公民社會，擴大公民、NGO組織等對涉水事務的參與，使他們在法律和政策制定和實施的過程中享有更多的發言權和負有更多的責任，并監督政府的管理。近年來，我國灌區已建立7000多個農民用水戶協會，這些用水戶協會實行民主選舉、民主管理、民主監督，既充分發揮了用水戶在水資源管理中的積極作用，又有效地減少了政府管理的成本，還避免了完全依靠市場機制的“市場失靈”，對我國非政府組織、民間自律組織以及社會中介機構的發育具有重要的示范和推動作用。

三、人與自然和諧的“水與文化”觀

水既有自然屬性，又有社會屬性。前者是一種自然客體屬性，后者是以前者為載體的人文屬性，具有鮮明的文化特征。水的社會屬性在水資源開發利用中具有重要地位和重大價值。人類在水資源治理開發利用過程中，關注的往往是其自然屬性，最大限度地發揮其自然服務功能，而忽視了它的社會屬性和文化功能。人類在經歷對水的長期依存和占有的過程中，隨著科技與經濟能力的增強，逐漸形成了以人類自我為主宰的用水意識、用水習慣以及價值體系，片面強調人類的主觀能動作用，忽略或否定水在自然界的主體地位，這是我國水資源問題的根本文化原因。解決我國日益嚴重的水資源問題，必須從文化角度審視我們的觀念和思維、目標和行動、政策和策略，重估水的文化功能，注重治水過程中的文化建設。近年來，我國按照科學發展觀和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要求以及建設資源節約、環境友好創新型國家的目標，大力倡導人與自然和諧相處，不斷豐富、發展和完善和諧的人水觀念，形成了可持續發展水利的治水思路。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是水與文化觀念的重建，是對以水為紐帶的人類行為的矯正。為了尋求和諧的人水關系，我國各地積極開展了大量的實踐探索，取得了初步成效，深圳河灣水污染水環境治理便是許多成功范例中的一例。

深圳河是深圳市境內最大的河流，也是深圳市與香港特別行政區的界河。深圳河、深圳灣（以下簡稱深圳河灣）嚴重的水污染問題，已經影響了人們的生活，與深圳經濟發展形成較大反差，成為建設“和諧深圳，效益深圳”的突出矛盾，引起了政府的高度重視和社會各界的強烈關注。

從文化的視野認識深圳的水資源水環境問題可以發現，在物質形態上，過去我們沒有充分考慮深圳水資源的有限性和水資源承載能力的限制性以及水環境承載能力的有限性和納污能力的限制性；從制度形態上，還沒有正確建立和實現人水和諧的水資源管理制度、水的利用和消費制度等；從精神形態上，還沒有充分認識水及其所支撐的生態系統的價值，沒有充分認識到維持深圳河灣良好的生態系統所具有的重要價值。

在深圳河灣水污染水環境治理中，以實現人水和諧相處為目標，通過各種工程和非工程措施，實現水資源的可持續利用和生態與環境的有效保護，促進經濟和社會的可持續發展。深圳河灣水污染水環境治理改變了“需水增加.擴大調水.排污增加.環境惡化.再提高治理能力”的粗放型用水模式和污染末端治理模式，把節水、防污與優化經濟結構、轉變經濟增長方式、調整城市發展規模結合起來，通過完善水資源管理體制與管理制度，有針對性地消除導致經濟增長方式粗放與不利于水資源節約和水環境保護的制度性根源，形成全社會自覺節水防污的機制，促使深圳市主動調整產業結構與布局、優化配置水資源，促使用水戶主動轉變用水方式，建設節水防污型社會，使水資源利用效率與效益得到提高，生態與環境得到改善，可持續發展能力得到增強，實現以水資源可持續利用支撐深圳市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經過二年的建設，深圳河灣水污染水環境治理取得了顯著成效。深圳市的污水處理能力顯著增強，污水處理率逐年攀升，新增污水處理能力95萬噸/日，新建改造市政污水管網400多公里，城市污水處理率從52%提高到80%以上。

河流污染惡化趨勢得到控制，部分河流水質明顯好轉，部分河流主要污染物指標下降20%以上，2006年順利通過了國家環境保護總局組織的“國家環境保護模范城”復查，受到市民的廣泛贊揚。深圳市治污機制日臻完善，治污工作走上快速通道，從深圳河灣水污染水環境治理工作及其成效來看，給予我們最大的啟示是：一定要牢固樹立科學發展觀，堅持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人水觀念，其要求主要包括兩個方面：其一，從人類對待自然的態度和行為來看，要堅持必然性和應然性的統一。所謂必然性，是指自然界發展過程中的由本質的、根本的因素所決定、確定不移的聯系和唯一可能的趨勢，即自然界發展過程中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性。而應然性，則是人類實踐應當如何，即對自然界發展的各種可能性按照自己的利益和需要進行評價和選擇。

馬克思主義認為，必然性和應然性是對立統一的。

人類的治水活動必須以遵循水的規律為前提，在認識規律、把握規律、利用規律為人類服務中實現必然性和應然性的統一。否則，人類就會招致大自然的報復，招致水的報復。恩格斯告誡我們，“我們不要過分陶醉于我們對自然界的勝利。對于每一次這樣的勝利，自然界都報復了我們。每一次勝利，在第一步都確實取得了我們預期的結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卻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預料的影響，常常把第一個結果又取消了”。可見，人類對自然的改造和利用，最終要與自然進化規律相適應才能持續下去而不是使自然混亂或瓦解，從而真正有益于人類的長遠利益。

其二，從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來看，要處理好代內公平與代際公平。水資源作為公共資源，應當體現人們在發展權利上的平等，在資源享用權利上的平等。這就要求我們在治水過程中，必須以流域為共同體，兼顧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之間不同地區的利益關系，兼顧經濟發達地區和經濟落后地區的需求，兼顧一般階層和弱勢群體的用水權利，建立水資源開發利用的資源和生態補償機制、中央財政轉移支付制度、下游和發達地區支持上游和落后地區的制度等，共同維護代內公平。還要看到，人類不僅是一種同時性的整體，還是一種歷時性的整體，“我們不應該把后代抽象地理解為‘未來的人類’，而應該理解為通過‘直系子孫’的‘愛的紐帶’”（帕斯莫爾《人對自然的責任》第153頁）。

我們必須在開發利用水資源的過程中遵循代際公平的原則，為子孫后代留下源遠流長的河流，留下青山綠山。

 作者：國家水利部總工程師劉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