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氣候變暖是人類共同面臨的挑戰

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主任馬凱4日在國務院新聞辦新聞發布會上表示，氣候變暖是人類共同面臨的挑戰，需要國際社會共同應對，中國政府歷來重視氣候變化問題，愿意與世界各國為應對氣候變化、減緩氣候變暖共同努力。

馬凱指出，氣候變化問題越來越為國際社會所矚目。雖然國際社會對氣候變暖的程序、成因、主要責任，以及解決問題的路徑方面還存在這樣那樣的不同看法，但是主流觀點已經逐漸趨于一致，至少有四點共識：

一是全球氣候變暖已經是一個不爭的事實；二是氣候變暖對自然生態系統和人類生存、發展的環境已經產生了嚴重后果；三是氣候變化的原因除了自然因素影響以外，與人為的活動，特別是與使用化石燃料過程中排放二氧化碳密切相關；四是氣候無國界，應對氣候變化是全球共同面臨的重大挑戰，必須依靠世界各國的共同努力。

二、減緩氣候變化：少排放、多吸收、再利用

馬凱表示，中國在減緩溫室氣候排放的同時將努力提高適應氣候變化的能力。

有記者問未來幾年，中國政府在應對氣候變化，承擔相應的國際義務方面還將采取哪些新的舉措，達到什么樣的目標時，馬凱回答說，今天發布的《中國應對氣候變化國家方案》已經做了全面的安排和部署。概括起來說，就是“一個結合”和“兩面推進”，這是貫穿《國家方案》的一條主線。

他說，“一個結合”，就是要把應對氣候變化和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加快建立資源節約型社會、環境友好型社會和創新型國家緊密結合起來。“兩面推進”就是要一手抓減緩溫室氣候排放，一手抓提高適應氣候變化的能力。減緩主要就是控制增量，盡可能少排放一些。適應就是對已經引起的氣候變化要提高適應能力，防災減災，把其負面影響控制在最小的范圍內。

馬凱指出，在減緩排放或者是控制增量方面，主要是三個途徑：一是少排放；二是多吸收；三是再利用。二氧化碳主要是由化石燃料的燃燒引起的，要“少排放”，就必須節能，節能是最大的減排。中國政府提出到2010年單位GDP能源消耗下降20%左右，同時還要調整能源結構，盡可能少用化石燃料，多生產一些可再生能源。目前中國可再生能源的比重還不到7%，到2010年將提高到10%，到2020年將提高到16%。通過這些措施可相應減少二氧化碳排放。

馬凱認為，“多吸收”，最主要的是植樹造林，因為森林可以在光合作用下吸收大量的二氧化碳。“十一五”規劃提出，到2010年，全國森林覆蓋率要提高到20%。

“再利用”就是大力發展循環經濟，對排放的二氧化碳、甲烷、沼氣等回收利用，變廢為寶。這也是一條重要途徑。

三、國際社會應充分考慮發展中國家的發展權

馬凱說，在應對氣候變化的過程中，國際社會理應充分考慮發展中國家的發展權和發展空間。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雖然不承擔量化的減排溫室氣體的指標，但這不等于中國不承擔應盡的國際義務和責任。

從人類歷史上看，發達國家在實現工業化、現代化的過程中，無約束地、大量地排放了溫室氣體，主要是二氧化碳。從工業革命開始到1950年，人類由于化石燃料燃燒釋放的二氧化碳總量中發達國家占了95%；從1950年到2000年的50年中，發達國家的排放量仍然占到總排放量的77%。因此，發達國家對氣候變化負有不可推卸的主要責任，也應當承擔主要的義務。發達國家有條件進一步減少溫室氣體的排放，也有經濟實力、有義務為發展中國家應對氣候變化提供資金和技術支持。

馬凱強調，我們認為如果不顧歷史事實、歷史責任，不考慮不同國家的不同發展階段，借氣候變化問題，不適當地即過早、過激、過高地要求發展中國家同發達國家一樣承擔量化的減排義務，從而限制發展中國家的發展，限制其實現工業化、現代化，顯然是不客觀的，也是有失公允的。限制發展中國家發展帶來的后果，比氣候變化帶來的后果，要更為嚴重。

他說，對于發展中國家來說，由于歷史累積排放量少，人均排放量低，當前的首要任務依然是發展經濟，消除貧困。因此，在應對氣候變化的過程中，國際社會里應充分考慮發展中國家的發展權和發展空間。正是基于上述基本歷史事實，《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提出了“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的原則，這個原則是客觀的，也是公正的。

他說，中國在實現現代化過程中不能再走高消耗、高排放的傳統工業化道路，而是要走出一條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益、高產出的新型工業化道路，努力實現經濟發展和保護環境“雙贏”的目標。這本身就是對世界可持續發展和應對氣候變化的積極貢獻。

四、“中國環境威脅論”既不客觀也不公正

馬凱說“沒有人說那些歷史排放量多，人均排放量高，排放彈性系數大的國家是氣候變化的主要威脅，反而說歷史排放量少，人均排放量低，排放彈性系數小的中國構成了主要威脅，這顯然是不客觀的，也是不公正的。”

馬凱對國際上流行的“中國環境威脅論”，用具體事實進行了反駁。他列舉了三組相關數據。

一是中國的歷史累計排放量少。從1950年到2002年，50多年間中國化石燃料燃燒排放的二氧化碳只占世界同期累計排放量的9.33%；1950年以前，中國排放的份額更少。

二是中國人均排放水平低。國際能源機構統計，2004年人均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中國是3.65噸，僅為世界平均水平的87%，為OECD國家的33%。1950年到2002年的50年間，中國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只位居世界第92位。

三是中國單位GDP二氧化碳排放的彈性系數小。根據國際能源機構的統計測算，1990年到2004的15年間，單位GDP每增長1%，世界平均二氧化碳排放要增長0.6個百分點，但中國僅增長0.38個百分點。

馬凱強調，中國作為一個負責任的大國，為保護全球的氣候系統作出了自己應有的貢獻，是重要的積極力量。

從1990年到2005年，中國每萬元GDP能耗下降了47%，等于節約了8億噸標準煤，相當于減少二氧化碳排放18億噸。

1980—2005年，中國通過植樹造林、森林管護等又凈吸收了50億噸的二氧化碳。

自上個世紀七十年代中國實行計劃生育政策以來，少生了3億人。按2004年的標準，世界人均年排放二氧化碳4噸，少生3億人就等于中國去年少排放了12億噸二氧化碳。如果中國不實行計劃生育，去年就不是13億人，而是16億人，空氣中的二氧化碳就要多出12億噸。這是中國對控制世界人口增長和應對氣候變化作出的積極貢獻。

五、中美兩國應逐步擴大應對氣候變化領域的共識與合作

馬凱指出，中美兩國都是能源生產大國和消費大國，也是溫室氣體排放大國。在能源安全和應對氣候變化方面，中美面臨著共同的挑戰，也有著許多共識。

今年5月，美國提出了一個應對氣候變化的新倡議，這個新倡議表明了美國在應對氣候變化方面的態度出現了一些積極變化。比如，新倡議認為，氣候變化和發展經濟密切相關，應對氣候變化不應當影響經濟的發展，強調技術進步和技術轉讓對于應對氣候變化的關鍵性作用等。這些都是一些積極的態度。對此，我們表示歡迎。

馬凱指出，但同時我們認為，美國的新倡議應該是《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和《京都議定書》的有益補充，而不是替代。在新倡議中，應當體現上述公約確定的“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的原則。新倡議的某些具體的內容，也有待與世界各國進一步溝通和磋商。

馬凱表示，我們和美國之間盡管存在分歧，但是我們在應對氣候變化領域的合作已經開始了，而且必將繼續深入下去。我們愿意本著求同存異、務實合作、實現共贏的原則，繼續加強與美國在應對氣候變化方面的合作，也愿意繼續加強與其他國家在應對氣候變化方面的合作。

六、中國的溫室排放部分是發達國家的轉移排放

馬凱表示，對溫室氣體排放量應合理看待，不能只看本土排放，還要看轉移排放。中國的排放量中就包括了部分發達國家的轉移排放。

馬凱在回答記者提問時說，今后某一個時點，中國溫室氣體的排放總量可能會超過美國，但是，在比較不同國家之間溫室氣體的排放水平時，必須有正確的方法論，必須歷史地、客觀地、全面地分析。

馬凱說，首先，不能只看總量，還要看人均排放量。人口規模對一個國家的排放總量影響至關重要，人口大國與人口小國在排放總量上有不可比的因素。中國即使某一年排放總量超過了美國，由于中國的人口是美國的四倍多，所以，人均排放量也只是美國的四分之一。

其次，不能只看當前的排放量，而且要看歷史的累積排放量。從1903年到2003年，美國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占世界的比重達到了28.3%，中國同期只占7.6%。

第三，不能只看排放的數量，還要看發展的階段。在實現工業化的過程中，排放強度是增加的趨勢，實現工業化以后就開始減少。過去一百多年里，美國已經實現了工業化，排放了大量的二氧化碳。目前，中國正處在工業化過程中，消耗的能源較多一些，排放的強度也大一些。一個國家在一定的歷史階段，溫室氣體排放增加有其客觀必然性和合理性，中國是如此，其他發展中國家也是如此。

第四，不能只看本土排放，還要看轉移排放。在經濟全球化和國際產業分工日益深化的大背景下，一國生產的產品要在多國消費，一個國家又要消費多個國家的產品。所以，生產、出口高耗能、高排放產品的國家，要承擔本應在進口國排放的二氧化碳，而進口、消費這些產品的國家，在他們的排放總量的計算中，就沒有計算這部分產品的排放量。目前，在國際產業分工中，發達國家是處在產業鏈條的高端，服務業發達、高科技發達，相應它的能源消耗和排放也相對小一些。而發展中國家處于產業鏈的低端，生產和出口了大量的高耗能和高排放產品，表現在本土排放量就大一些。中國去年凈出口鋼材2500多萬噸、焦炭1400萬噸左右，還出口了大量的機械產品等，其中都包含了相當數量的能源消耗和溫室氣體排放，這些都相應地增加了中國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也減少了進口國的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在對不同國家溫室氣體排放的比較時，這一因素應該給予充分考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