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不遇的金融海嘯和隨之而來的全球經濟衰退給08年打上了歷史性的標記。進入09年，金融海嘯仍未平息，“去杠桿化”，包括金融產品、金融機構和消費者，還要經歷一個比較長的動蕩過程，經濟衰退已經開始顯現，并將成為09年市場環境的主要特征。

此次危機和衰退是一部最好的教材，每個企業都為此付出了學費，但只有肯于學習、思考的企業家才能從中獲取經驗和啟示，變得更聰明、更理性。

一、金融海嘯的成因、特征和影響

此次金融海嘯不是通常意義上的周期性波動，而是結構性振蕩。作為經濟現象，周期性波動和結構性振蕩的實質都是均衡——失衡——新的均衡的過程。導致周期性波動的供求失衡是由于市場價格信號滯后于資源的配置，但價格信號的釋放是一個持續、漸進放大的過程，這一過程可以被抽象為一種函數關系，因為它具備了函數的兩個基本特征：連續、收斂。人們可以據此運用邊際和均衡的方法建立數學模型，觀察和預測經濟周波的走勢并采取相應的對策，當然，對拐點的判定要相對困難一些。結構性的振蕩多表現為突發的雪崩式的危機，其來勢猛并呈現發散態勢，殺傷力大會造成非理性恐慌。這是一種非函數關系的突變現象，因為連續性中斷了，變量間的相關性失去了。

此次金融海嘯和隨之而來的全球經濟衰退是一次典型的結構性振蕩。事端的起因是美國次級債，但根子是美國過度消費、儲蓄不足的發展模式。為了滿足消費所需的資金，金融機構在倡導自由放任，鼓勵金融創新的政策環境下過度使用杠桿，生產了大量高風險的資產證券化衍生產品，金融監管不當使其象瘟疫一樣向全球擴散，最終釀成了這場危機。

近十年的全球經濟一體化進程中，中國和一些新興經濟體崛起，其增長模式的特征是高儲蓄(投資、出口)、低消費，這與美國形成互補結構。換句話講，它們的貿易順差構成了美國貿易逆差的主體，它們提供的廉價產品(其中有要素價格被低估的因素)是美國消費者的重要供給來源，作為美國國債主要的債權人，它們向美國提供了消費所需的低成本資金。從另一個方面看，美國提供的巨大消費市場也為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的工業化、城鎮化提供了支持。兩個互補結構的耦合，形成了一種“非穩態的均衡”，與此同時也大大放大了各自的失衡度。由于雙方各自積累的巨額貿易逆差和順差勢必對實體經濟產生影響，因而這一“均衡”是不可持續的。

這個故事告訴我們：1．盡管經濟全球化的目標是打破國界，在更大的范圍內尋求平衡，但這一過程是漫長的，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每個經濟體，特別是大經濟體自身的平衡仍具有重要意義。

2．如果說金融海嘯對中國的影響有限，那么在全球經濟衰退的浪潮中，中國可能是個重災區。這主要是因為：中國作為一個大經濟體對出口的依賴過重(40％)；中國的產業結構是以中低端的加工業為土，其調整和轉型的難度比以高端服務業為主的結構大；中國正在經歷的城鎮化進程，存在結構性就業壓力。

3．周期性波動與結構性振蕩的區別還表現為前者的波動會回歸到原有的均衡點，而后者的振蕩則會收斂在一個新的均衡點。這個新的均衡點意味著美國和中國都要做出較大程度地調整，以減少各自的失衡度。中國所面臨的是對出口依賴的減少，而加大內需(消費)在短期內難以補償出口的缺口，由此會對GDP、CPI、失業率、城鎮化進程、產業結構產生連鎖影響，在各種約束條件下尋求新的平衡點是一個新的課題，也是一個痛苦的轉型過程。

二、此次金融海嘯能在多大程度上改變這個世界

此次金融海嘯被視為一次百年不遇的歷史性事件，其對未來的全球經濟結構、經濟發展走向、經濟秩序、政府和國際經濟組織的經濟功能、經濟理論和政策都會產生重大的影響。這種影響有多大?是不是顛覆性的?現在有許多流行的看法和觀點，我以為對此應保持開放的思維和清醒的認識。

1．經濟全球化造就了全球近十年的經濟繁榮期，也產生了全球經濟失衡并導致了金融海嘯的爆發。當下貿易保護主義開始抬頭，與美國“脫鉤”、“去全球化”的聲音不絕于耳。我以為經濟全球化作為歷史的進程不會終止，也不應終止。但認真審視這一進程中的問題，使其能走上健康的軌道，重拾發展的勢頭是全球面臨的重大課題。

2．此次金融海嘯發端于美國，美國作為全球最大的經濟體受到重創，美元作為全球主要儲備貨幣的地位也受到動搖。我認為在可預見的未來，美國在全球的地位將會削弱但不會發生根本的改變；美元的走勢在近期會堅挺，中期則有貶值的壓力，但主要表現為周期性的波動，而不是結構性的貶值。一個全球多極經濟體、多元貨幣格局的形成還要假以時日。

3．在此次危機中各國政府紛紛出手，通過擔保、注資、接管拯救了一批瀕臨倒閉的企業，同時通過降息、啟動巨額財政支出刺激需求。這是否意味著政府主導經濟和凱恩斯主義會成為主流？我認為企業作為資源配置的主體是市場機制的基石，政府與市場的邊界不應發生重大的改變，政府入市干預、財政政策的運用是在特定情況下的一個特殊手段，“慎用看得見的手”仍是需要銘記的箴言。

我們在批評自由放任政策、反思貨幣主義理論的同時也應警惕政府職能的過分膨脹。

4．金融海嘯充分暴露了國際金融體系的脆弱。貨幣和金融產品是在全球流動的，而貨幣發行量、利率政策、監管都是每個經濟體相對獨立的決策。美元的發行量大大超出了其GDP在全球的比重，由此美國自己的經濟問題要全球分擔，或者說它從全球獲取了“鑄幣稅”。國際金融監管規則和制度的缺失是當今國際金融體系中存在的核心問題。這個問題已經引起了各經濟體的關注，發出了一些建設性的意見。我相信這個問題會因此次金融海嘯而得到改善，但新體系的建立是一項超越經濟領域的議題，是大國之間政治博弈的過程，就目前全球的格局而言，我們還看不到這樣一個前景。

三、中國有條件率先走出衰退，但改革、調整任務艱巨

中國雖然是此次衰退中的重災區，但我相信中國會率先走出衰退。因為：1、與全球主要經濟體相比、與97年亞洲金融風暴時的中國相比，中國政府、企業、銀行、個人的資產負債表都是最健康的；2、2000萬農民工返鄉雖然是一個巨大的社會問題，城鎮化進程因而倒退，農民作為弱勢群體的狀況更為凸顯，但它大大緩沖了城鎮的失業的壓力，使政府、企業得到了寶貴的調整時間；3、中央政府財政刺激經濟計劃力度較大，地方政府長期被壓抑的投資沖動得以釋放，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使銀行新增貸款大量投放。就目前態勢看，我以為今年“保八”應是可以期待的。我們擔心的是：1、這一輪政府主導的刺激經濟計劃尚不能推動中間產業和終端消費，企業和消費者還要過緊日子，未來宏觀經濟走向可能如有的經濟學家所預測的會呈現w型，即政府主導的第一波提升因缺乏企業和個人投資、消費的支持會再次下滑，最終走出衰退還要依靠市場的力量。2、“保八”是為了保就業進而保社會穩定。8％是否是保就業的底線，對此缺乏科學的論證，這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產業結構。擴張的財政政策是為了應對經濟衰退的權宜之計，其本身是有風險和代價的，這不僅表現為當期的效果，也表現為其后的通脹壓力。因此，要避免目標定的太高，用力過猛。失業率與社會穩定的關系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社會保障體系的水平，此輪的財政刺激經濟計劃在投資和轉移支付(社保、低保、醫療、教育、住房、減稅等)應如何分配，值得斟酌。3、危機、衰退既是一場災難也是改革、調整的良機。政府的振興產業規劃多是以解困、扶植為主要目的，而缺乏調整、改革的內容。這樣搞下去可能實現“保八”，但過剩、落后的產能得以生存，扭曲的要素價格依然保持，政府對企業和市場的不當干預還可能會強化，公共產品的缺失得不到改善。4、此次危機和衰退也是對中國發展模式的一次挑戰，粗放的、投資和出口驅動的增長難以為繼。在新的約束條件下如何平衡各種關系是一個有待研究、探索的重大課題，但似未引起應有的重視。這表明，主流的看法是將此次危機和衰退視為周期性的波動而不是結構性的振蕩。

附屬閱讀：現代性視野下的中國求解上世紀70年代末，中國選擇先經濟后政治改革的政策，證明是正確的，它首先解決了人民基本生活的改善。

在經濟體制改革中，采用“摸著石頭過河”的漸進方式，也證明是成功的。但如果由此認為中國可以在一個集權政體下實現現代性轉型，則是錯誤的。

在近30年，中國在一個相對集權的政治體制下，成功地啟動和實施了從計劃向市場體制的轉軌，保持了近10％的年經濟增長率。人民的福祉極大地改善，國家的經濟實力也發生了根本的改變。在這一進程中，也出現了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早期工業化過程中的弊端和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病態。前者如貧富、地區差距拉大，官商勾結、腐敗滋生，道德失范、信用破壞，環境生態惡化、資源浪費等，后者主要表現為人的精神世界的孤獨和異化、人際關系的緊張、人與自然的沖突等。中國經濟增長的故事成為人類經濟史上的一個奇跡，對西方主流現代化理論卻是一個難解的謎；中國在發展中顯現的問題又使人們對中國所走的道路、選擇的模式產生了懷疑和擔憂。

西方主流現代化理論認為，以18世紀啟蒙運動思想家倡導的自由、理性為核心價值觀，以自由主義思想和現代民主政體、自由市場經濟和資本主義工業體系、民族國家為代表的歐洲、北美的現代文明秩序，在全球具有普遍意義。以這個標準來判定，中國模式所創造的經濟奇跡并非真正意義上的現代性社會轉型。經濟發展和社會變革必然誘發民眾對自由、民主的訴求，這就需要一個對現代理念予以認同，對各種主張有較大包容性、對各種利益群體有較強協調能力的政體。這一政體的正當性就是現代民主制度。在經濟發展、社會變革過程中，從傳統的集權政體向現代民主政體的轉型是不可避免的，其轉型的路徑無非是自上而下的改革或自下而上的解體。因此，在通向現代化的道路上，不存在一個區別于歐洲、北美模式的所謂中國模式。中國現代化進程是否能夠持續、社會轉型是否能夠實現，取決于現代核心價值觀的建立和政治體制的改革。

與主流觀點對立的，是被稱為“新左派”的思想主張。它們認為現代化并不意味著西方化，或者說世界上不存在一個惟一的現代化道路和模式。現代化道路和模式的選擇首先要基于本土的文化、歷史傳統，同時還受到不同歷史時期外部環境、人們的價值觀、道德觀的約束（比如在當代重復西方殖民地掠奪、侵略戰爭的方式是不可能的）。Joshua Cooper Rama所著《北京共識》是“新左派”觀點的代表作。他們認為中國選擇了不同于“華盛頓共識”的現代化模式，是一個正確的選擇，它不僅適用于中國國情，而且可以避免西方現代化過程出現的種種弊端和病態。因而它不僅是“另類現代性”，而且表現出對“新的現代性”的追求。

在兩種對立觀點之間還有各種思想流派，其中有一定影響的有：后現代主義對西方現代性的解構和批判；民族主義對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霸權扼制中國發展的反抗和對西方現代化思想和制度的排斥；新儒家尋求傳統文化現代價值的努力。

綜上所述，對中國模式及其未來走向的認識，是一個未解的謎，是一個頗具爭議的問題。因此，通過研究、溝通加深理解，形成共識對中國和全球都具有重要意義。

對此問題，我的基本觀點可以概括為以下三點：——啟蒙運動倡導的理性、自由是現代性的核心價值觀，具有普世的意義。中國自晚清開始的現代性轉向，由于種種主觀和客觀原因（前者包括強大的封建傳統思想和集權的制度、執政者為維系統治的利益驅動，后者包括西方列強對中國的侵略、扼制），未能經歷一次較為徹底的思想啟蒙運動。自由和理性作為核心的價值觀，在中國從來就沒有真正建立起來。現代性對中國來說就等同于民族獨立、民富國強、現代化，這就是中國模式產生的歷史、政治和文化背景。

我們把自由、理性作為普世的核心價值觀，并不意味著完全認同西方主流派對這兩個概念的認識和理解。首先，自由與秩序是不可分離的，兩者互為依存、互為約束。沒有秩序的自由不僅自身難以存在，也不是人類所追求的理想狀態。其次，個人自由也要與集體（家庭、組織、社會、民族）、與大自然相和諧，因為人不可能獨立于集體、大自然而存在。西方文明中更注重個人自由，東方文明則更注重社會秩序，以及人與集體、大自然的和諧。同理，理性與理想（信仰）、民主與法治、權利與義務、制衡與效率也是互為依存、互為約束，對上述概念的認識和理解上，東西方也存在著差異。中國在建立現代性核心價值觀時，應充分吸取傳統文化的養分。

——西方建立的現代化模式為人類文明做出了貢獻，它也屬于全人類。盡管它存在種種弊端和病態，但把它冠以資本主義的屬性并將其妖魔化是愚昧、落后、思想僵化的表現。鄧小平說：“計劃和市場都是配置資源的方式，不能說計劃是社會主義的，市場是資本主義的，資本主義可以搞計劃，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這句話為中國沖破意識形態束縛、走向市場經濟產生了重要的作用。那么，為什么我們不能說西方現代文明秩序，包括它的政體是人類文明的成果，資本主義國家可以采用，社會主義國家同樣也可以采用？

當然，對西方政體的肯定，并不意味著這是惟一的模式，我贊同“另類現代性”或“多元現代性”“現代性本土化”的觀點。政體所要解決的問題是通過一系列制度安排，使民眾能夠最大限度地監督、約束執政者，以實現他們的訴求，保障他們的權益，這就是民主的含義。但是民眾中不同群體、階層的利益和訴求是不同的，有時甚至是對立、沖突的，民眾的短期利益和長遠利益也往往不一致，政府的角色就是依據法律和民主程序協調不同群體的利益，平衡民眾的短期和長期利益。因此，政體模式的制衡和效率也是互為依存、互為約束的，只能在兩者中尋求平衡點。中國作為一個有13億人口的發展中國家，在工業化和社會轉型過程中，各種矛盾凸顯，需要一個比較強勢的政府去協調、解決，在制衡和效率兩者之間，應略側重效率。當然，對目前集權政體的改革首先要解決的是制衡。

——如果說在現代核心價值觀、現代文明秩序兩個問題上，中國與西方是普遍性基礎上的特殊性差異，那么在路徑選擇上，西方現代化的道路并不具備普遍性，中國只有另辟蹊徑。上世紀70年代末，中國選擇先經濟后政治改革的政策，證明是正確的，它首先解決了人民基本生活的改善。在經濟體制改革中，采用“摸著石頭過河”的漸進方式，也證明是成功的。但如果由此認為中國可以在一個集權政體下實現現代性轉型，則是錯誤的。

我以為中國的政體改革應考慮四個問題：一是要有一次比較徹底的思想啟蒙運動，以解除意識形態的束縛，真正建立起現代核心價值觀；二是克服利益集團的干擾，政治領袖和社會精英應承擔起推動民族現代性轉型的重任；三是中國已形成二元結構，即內地貧窮、落后的9億人與沿海有較高教育水平、有較高收入和國際聯系的3億多人，他們所面臨的問題、訴求有較大差異，政體改革進程的推進要兼顧到這兩個群體，進程過快會偏離9億人的現實利益，過慢則會引發3億人的不滿；四是應充分吸取經濟體制改革中“摸著石頭過河”的經驗，循序漸進，由易到難，盡可能地避免大的動蕩，力求實現軟著陸。

哈貝馬斯(J. Habermas)把18世紀啟蒙思想家的主張稱為“現代性方案”，他認為這是一個未完成的方案，西方形成的現代文明秩序是一個需要醫治和修補的制度。對中國來說，現代性轉型已跨越了三個世紀，走過了100多年的歷程。回顧歷史、展望未來，我們應當認識到中國的“現代性方案”也是一個未完成的方案，是一個需要對現代核心價值觀、對未來模式和路徑重新認識、定位的歷史使命，是一個決定中國未來走向的、不可逾越的現實問題，是一個可能對人類“現代性方案”做出貢獻的愿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