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政府“不差錢”眾所周知，但是唯有藏富于民——民富才能國強，國民生活無虞國家才能長治久安。

藏富于民, 不僅僅是單純的為民生計, 民富而國強是一條清晰的根本之路。擴大內需是一個偽命題，內需是一種長期分配格局等客觀因素所決定的，而不是可以人為任意改變的，即便某些政策在短期內的確擴大了居民消費，但是如果這種擴大不是建立在藏富于民的基礎上，那么這種擴大就一定是竭澤而漁，因此，擴大內需這個詞不要再使用了，用保障內需吧，內需不是可以任意擴大的，它說到底是一個長期分配問題，只要做好了分配，就能保障內需。

保障內需應該定為長期的基本國策，它比什么都重要，而沒有藏富于民、保障內需卻能在長期中持續發展的國家世界上一個也沒有！

藏富于民，是必然選擇，更是強國之本。國強與民富，是一對矛盾，因為國強才有力量保衛國民的財富和安全，民富才能保證國家持續穩定發展；但另一方面，國強有可能占取了民眾利益，而民富也有可能削弱國家權威。

可見，國強民富是對立統一的，只不過在遭遇金融危機之時，我們發現國強民不富對經濟持續健康發展很不利。因此，從眼前看，通過調整發展戰略，完善社會保障和法律保障，藏富于民，跳出以往的經濟發展模式，應是當務之急；從長遠看，應探求國富民強兩者之間的最佳結合點。

1.國富民窮

1.1 工資收入占GDP的比例問題

國家賺的太多，而用在提高人民工資水平的資金不見增長，這嚴重威脅社會穩定，成為中國越來越嚴重的社會問題。1998年，中國人收入占GDP的比重是53%，而到2005年，中國人收入占DGP的比重卻下降到41%，而美國人收入所占美國DGP的比重是57%。我國勞動工資只占GDP的12%左右，市場經濟成熟國家，分配率普遍都在54%－65%之間，如日本1999年分配率為54.18%，美國2000年分配率為58.31%，德國2000年分配率為53.84%，英國2000年分配率為55.27%，巴西為40％。而我國職工工資總額占GDP比重一直偏低，在12-16%之間徘徊，如果再加上工資額30%的福利，則在15-20%之間。國內省區之間比較北京以30％遙遙領先，（北京領先的原因在于國家機構的集中）而山東以7.68％，江蘇以7.32％居最后兩位。”即使縱向比較“工資占GDP的比例，1989年是16％，2003年則下降到12％。而與工資占GDP的比重一路走低相對比的是：2000年國家財政收入是1.3萬億元，2004年上升到2.6萬億元。翻了一番。到2006年達到了3.9萬億元是2000年的3倍，而2006年的GDP僅是2000年的兩倍，可見中國財政收入的增長速度一直大大快于GDP的增長速度，而工資增長則大大慢于GDP的增長速度。如果剔除公務員和國家壟斷行業員工的工資增長，其他行業職業人員的工資增長幅度更低。廣東十年來GDP增長了三倍，而外來打工人員的工資卻連30％的增長都沒有。

1.2　中國的稅負水平一直說不清

政府工作報告中的說法是，2007年財政收入是5.13萬億元。不過，中央黨校教授周天勇給出了一組這樣的數據：2007年政府稅收是4.8萬億元，另有1.2萬億元的賣地收入，1.6萬億元的收費罰款，加上彩票收入、社保基金和煙草稅等，總數大約是9萬億元。也就是說，2007年有3.9萬億元財政收入沒有報告全國人大，甚至財政部也不見得清楚這筆賬。

美國《福布斯》雜志曾公布了2007全球稅負痛苦指數，中國排在法國和比利時之后，列世界第三。財政部副部長王軍辯解說，中國宏觀稅負并不高，只占GDP的18%，比發達國家低12個百分點。這怎么可能？算上預算外的3.9萬億元了嗎？

看看2008年11月重慶出租車司機罷運事件吧。在出租車行業的食物鏈中，重慶在出租車公司與出租司機之間，比其他地方還多出一層二級承包人。有測算：一輛出租車在一個月運營中共產生利益9346.33元，其中地方政府收下2807.33元，出租車公司拿走3812元，二級承包人扣下1450元，剩下的1376元是出租車司機的。出租車司機的稅負如何？

并且，在致富路上，民眾跑不過政府。耶魯大學教授陳志武的數據證明：自1995年到2007年的12年間，GDP年均增長10.2%，政府財政稅收年均增長16%(扣除通脹率)，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長8%，農民純收入年均增長6.2%。12年間，政府收入增加5.7倍，城鎮居民增加1.6倍，農民增加1.2倍。只有國家的財政稅收超過GDP的增長速度，而城鎮居民，特別是農民，這兩個群體的增長速度要慢很多。

2008年8月14日，財政部發布了一份對上半年稅收增長的結構分析，認為稅收繼續快速增長并不是國家從制度上加重稅負的結果。上半年全國稅收總收入完成31425.75億元，同比增長33.5%，增收7890.94億元，同期GDP按照可比價格增長10.4%。

1.3 各國政府在教育，醫療，住房的投入占GDP的比例　

而靠工資生活的老百姓畢竟占中國勞動力的大多數。

老百姓低工資低收入所負擔卻是新的三座大山——住房、教育、醫療。以2007年為例，巴西政府的教育投入占GDP的5.4%，中國才3%。在其他公共福利上，巴西花在醫療衛生一項上的公共支出就是GDP的10.4%，而中國政府在醫療衛生、社會保障、失業救濟這幾項開支加在一起才占GDP的2.4%。通過國有土地、國有資源、國有企業等，政府擁有的資產性財富相當于社會總財富的近四分之三。雖然這些國有財產是“全民所有”，而且這些年隨著中國的經濟增長而增值很多，但是，沒有老百姓能分享到國有資產升值、國企利潤的好處。對絕大多數老百姓來說，工資是他們唯一的收入來源，而工資收入的增速又低于GDP的增速。中國民間消費太少，原因主要在兩方面，第一是老百姓錢太少，政府錢太多，國富民窮；第二，政府開支不受到老百姓的監督和制約，為解決這些問題，需要做三件結構性改革，一是民主制度改革，二是減稅、退稅；三是將剩下的國有資產做民有化改革。

1.4 藏富于民OR投資拉動？

財政收入與經濟發展不是孤立的個體，經濟學上著名的拉弗曲線表明，稅負水平對經濟發展影響重大。據估算，我國目前稅費總負擔占GDP比重已達25.1％，這在1996年僅為10.2%。如果再加上政府預算外收入，保守估計也有30％左右。政府征稅應有“度”，作為國家財政收入重要組成部分-稅收，從經濟增量中拿走了太多，這正是今天居民消費不足、民間投資乏力的重要原因。

只有民富才能國強。在經濟危機背景下，過多的財富集中在政府手中，這并不是一件好事，更不是一件值得驕傲的事。美國前財長約翰.斯諾認為，低稅率有助于中小企業的發展和刺激經濟的全面增長。“通過減稅促進經濟發展，這在美國屢試不爽。” 事實上，中國歷史上的每一個盛世，也都是“與民休息、輕徭薄賦”的結果。漢朝時期的“文景之治”是如此，唐朝時期的“貞觀之治”亦如此，號稱中國的最后一個盛世－康乾盛世，也是在“鼓勵墾荒、薄賦輕稅”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

一直以來，通過“加強增收”來擴張財源，再通過大項目投資來拉動GDP增長，這是我國經濟發展的不二法門。然而，這種經濟發展模式往往“只長骨頭不長肉，只富官商不富民”。不僅投資在大項目的運作中會發生效率損失，產生決策失誤，更容易滋生腐敗。藏富于民，讓每一個社會個體都成為財富的主人，這才是實現擴大內需和經濟可持續發展的根本之道。事實上，也只有從藏富于國走向藏富于民，百姓才有消費的熱情，公民才有創新的積極性，國家也才能最終長治久安。

然而，不管從歷史，還是從跨國比較的角度看，今天中國民間消費都是很低的。在建國初期的1951年，民間消費占當時GDP的68%，政府消費是GDP的16.5%；而今天民間消費只是GDP的37.5%，政府消費是GDP的28%。

這說明過去幾十年的制度安排，把收入和財富逐步從民間轉移到政府手里，讓民間變得更窮，而且支撐這種轉移的制度還沒有改變。其次，跟其他國家比，今天韓國和日本的民間消費分別占GDP的52%與55%，巴西民間消費占59.9%，印度為55%，美國最高，民間消費是GDP的71%。

中國民間消費太少，原因主要在兩方面，第一是老百姓錢太少，政府錢太多，國富民窮；第二，政府開支不受到老百姓的監督和制約.

2.國進民退VS國退民進

2.1 光芒四射的國企

對于國有企業的效率和創造利潤的能力，經濟學早有定論：國有企業不可能有效率，不可能具備內在的利潤創造能力。為什么？中外經濟學家已經提出過諸多理論，比如激勵約束理論，預算軟約束理論。

然而在中國，國家通過行政組合，剝離壞資產、注入國家外匯儲備基金和經濟資源、上市發債等有效措施，對掌握國家經濟命脈和國家經濟安全的一些國有大企業，主要是金融、能源、軍工、交通運輸、通訊、鋼鐵這些行業中的企業，實行國家政策性傾斜，一個個都發福了，資產和現金流十分充裕，發展優勢十分明顯。從2006年，國有企業（上繳稅收1.2萬億元，企業利潤則達到1.1萬億元）

卻真正成為了中國經濟的‘中流砥柱’。

但是，我們的國企為什么光芒四射？我們國企的老總們為什么能夠悠哉游哉地拿著高于平均工資幾十倍的年薪？簡單而言，這些國企正好趕上了一個通貨膨脹型繁榮期。在過去幾年，資產價格上漲，投資旺盛，就是典型的通貨膨脹所促成的繁榮。在這一繁榮周期中，能源、投資品等的價格最早開始上漲，上漲時間最長，上漲幅度也最大。而大量國企恰恰集中于這些領域，因而它們的利潤出現了大幅度增加。

舉例來說，在這一輪能源價格上漲周期中，任何人，只要能夠數得清錢，隨便開一家石油公司，或者掌控一些相關的大宗產品，甚至立馬上幾條緊缺產品的生產線（美其名曰，填補國內空白）繼而部分操控市場價格，都可以在這個通貨膨脹繁榮期掙得盆滿缽滿。但是，不是誰都能開辦石油公司，政府的法律和政策維護著幾家國有石油公司的壟斷地位，立馬上幾條緊缺物資的生產線也不是任何有眼光的民營企業家能夠做到的事情，4年前我們還在為鷹聯，吉祥等4家民營航空公司的飛機啟航而歡欣鼓舞，看看今天他們的慘狀就是最好的說明。

不少幾年前還在破產邊沿煎熬的國企這幾年的‘產值’一夜之間增加了不少，銷售收入也有了“跨越式”的增長，利潤也有了長足的進展，真如‘忽如一夜春風來，千樹萬樹梨花開’一片生機勃勃的空前繁榮景象，國企老總們也隨之沾光，撈得個腰圓膘肥。盡管如此，但是，嚴肅的經濟學家不會相信，這是嚴格意義上的利潤，這不是市場經濟自由競爭的效率和創造力。

這些人工合成的國企體質如何？一位經濟學者指出，市值超過加拿大皇家銀行和德意志銀行的招商銀行，2006年凈利潤卻僅相當于德意志銀行凈利潤的12%，相當于加拿大皇家銀行凈利潤的22%。再看看我們身邊的實例吧！

不僅在實體經濟上國企光芒四射，國企老總成為在仰望的對象，看看股市吧。有評論說：回顧中國資本市場走過的路，我們看到一個令人不安的現狀，即新股發行市場正逐漸發展成由央企及一些地方大型國企一統天下，民營企業及其他類型企業上市基本被排除在外。這種格局如果長期存在，央企與其他企業不可能在市場上展開有效競爭，央企就不能感受到上市公司應該受到的壓力，所謂公司治理的建立就容易走過場。

話語權過度集中于體量龐大的央企，容易造成市場結構失衡，造成二級市場大起大落，央企能夠集中各種社會資源為己所用，將發行價定得過高，給市場造成錯覺，嚴重損害了市場交易的公正公平，對中小散戶造成很大傷害。

自由經濟的一條根本規律就是“暴利總是不長久的”，壟斷，壁壘，權奪，官商勾結擬或其它種~非公平公正的手段都是與自由經濟背道而馳的，所制造的虛假繁榮也總是短命的。

2.2 民營中小企業

中小企業占中國企業總數的99％，它們使用20％的金融資源，卻創造了60％的GDP，75％的城鎮就業，60％的出口，貢獻了60％的稅收。這些數據說明，每一單位投入，中小企業創造的就業是大型企業的8倍至10倍，創造的GDP是大型企業的4~6倍。因為中小企業是中國城鎮勞動力就業的主力，雇傭了中國75％的城鎮勞動力，這就意味著如果中小企業裁員10％，中國就會新增加3千萬失業人口。

在30年的改革過程中，大型國企大部分時間都在忙于“扭虧為盈”，“下崗分流”，“解決歷史包袱”。在這樣一個過程中，中國經濟能夠保持高速增長，同時解決了就業與社會問題，靠的主要是中小企業?？上У氖牵@些年來，中小企業的困境非但未有緩解，反有加重的趨勢。

比如在勞動立法方面，政策制定者沒有看到中小企業解決了75％的就業問題，而把中小企業看作勞資關系緊張的源泉。在稅賦方面，中小企業的負擔沒有減輕，反而是在不斷加重。在金融政策方面，中小企業常常成為宏觀調控的主要犧牲品。中小企業在融資方面，歷來都是困難的，一旦宏觀調控，這個板子又是首當其沖地落到中小企業的身上。國際金融危機，實體經濟急轉直下，這對中小企業，特別是外向型中小企業，無疑是雪上加霜。在我們列舉的中小企業四大困難中，三條都有政府政策的因素。中小企業企業大批倒閉，更多勞動力失去收入，長此以往，全社會的消費能力將進一步下降。

非常不幸的是，中小企業卻受到了與它們的貢獻完全不匹配的待遇。它們成為了地方政府的錢袋子，成為了腐敗官員的私人銀行，在政策上受到歧視，在資源分配上被邊緣化。

2.3 將私有化進行到底？

現在的全球金融危機導致出口減少，內需不足問題尤為突出。中國經濟從外向型向內需型轉變已經迫在眉睫，刺激內需，刺激消費，藏富于民，還富于民儼然已經成為許多‘大家’的呼聲。根據一些研究機構前幾年做的估算，到2006年年底，國有土地的總價值在50萬億元左右，全國有11.9萬家國有企業，所有國有企業賬面資產加在一起是29萬億元。把國有土地和國有企業資產的財富加起來，國有資產的價值約79萬億元人民幣。而民間到 2005年年底，全國城鎮居民的金融資產總值是21萬億元。這意味著，國有資產是城鎮居民金融財富的三倍多。

中國目前的國有制實際上是官權所有，國有制成為少數人控制社會資源、進行權錢交易、瓜分國有資產的借口。在這種體制下，人民名義是所有者，實際上根本無法行使所有者的權利，既沒有對國有資產的使用、管理和分配的發言權和監督權，也無法從國有資產的增值中獲利。

這種體制只會滋生貪污腐敗，官商勾結，造成分配不公，拉大貧富懸殊，踐踏社會公信，破壞社會穩定和諧，甚至導致社會動亂。

因之，在國進民退，國企一派繁榮的背景下，隨著沿海民營企業在國際金融危機中紛紛倒下（農民工問題已經被全國總工會提高到意識形態的高度），“將私有化進行到底？”的呼聲卻愈演愈烈。其勢頭大~超過前幾年搞國企MBO的前奏。

1992至1994年間，俄羅斯最初的私有化是政府給每個公民分發面額1萬盧布的私有化券，憑證可購買企業股票或入股投資基金，也可有償轉讓或出賣，數以千百萬計的俄羅斯人成為了股民。其結果卻是大量國有企業以極低的價格落到了私人手中，由此產生了一些財富寡頭。俄羅斯的這個前車之鑒卻令人不寒而栗。

國退民進與國進民退孰對孰錯？這已經不僅僅是專家學者辯論的話題了。從東莞發紅包，4萬億刺激計劃開始，直到今天中央政府允許地方債的發行，國退民進PK國進民退這場大戲不僅僅局限在經濟領域，正在中國各個領域活生生地上演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