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奧巴馬總統一直秉持環保理念，并試圖改變美國面臨的能源形勢，我們有理由對其能源政策保持謹慎樂觀態度。但也應該看到，奧巴馬的能源政策在國際社會和美國國內推行也將遇到不小的阻力，也將帶給發展中國家巨大壓力。奧巴馬的能源新政具有極強的經濟意義、政治意義和戰略意義，中美兩國在能源與氣候合作方面應大處著眼，小處著手，求同存異，合作共贏，為應對金融危機，改善能源消費方式和應對氣候變化做出實質性貢獻。

大災難來臨之際，人們本能地希望尋找一個“救世主”。從開始參加競選之初，奧巴馬就被人們有意無意地賦予了“救世主”的“功能”。全球氣候變化被視為人類有史以來所面臨的規模最大、范圍最廣、影響最為深遠的巨大挑戰，應對氣候變化就是拯救人類于水火之中，挽狂瀾于既倒。但是，布什政府不但裹足不前，而且拒絕簽署《京都議定書》，甚至否定美國地方政府（州政府）的制度創新。人們希望有人來改變這一切。此時，奧巴馬參選總統了，其競選口號則迎合了人們的期盼，“C h a n g e W e N e e d”（變革，我們需要）。

奧巴馬非常“幸運”，其競選總統之際也恰恰是金融危機在美國乃至全球肆虐之時，共和黨對此不能說束手無策，但也乏善可陳，代表傳統美國的麥凱恩自然不是鼎力革新的奧巴馬的對手。試想，連中國的精英階層和普通大眾都希望美國人換換口味選一個民間色彩濃厚又主張變革的人來替代共和黨的精英，美國民眾又何嘗不是如此？

于是， 奧巴馬背負著美國人民和許許多多國家的人民的期望走馬上任了。美國人很興奮， 歐洲人也興奮。法國前環境部長布利斯. 拉蘭德（ B r i c eL a l o n de）說，“歐洲為奧巴馬尋求可再生能源的許諾感到振奮。”不過，正如我們在古今中外歷史上看到的那樣，人們總是期望看到希望發生的結果，但結果卻未必是那個結果。與其說人們對某一歷史人物寄予厚望，倒不如說人們是給自己一個心理安慰。

我之所以在此給奧巴馬的“粉絲”潑點冷水，倒不是我不看好奧巴馬，而是提醒大家，希望越大，失望越大，既然如此反倒不如降低一下期望值，以冷靜平和的心態來觀察奧巴馬及其經濟和能源政策。

一、奧巴馬的環保理念一以貫之，但黨派紛爭的阻力不可小覷。

確實， 奧巴馬的能源與氣候變化政策讓人眼前一亮， 因為他的態度與其前任小布什總統大相徑庭。正如美國著名的中國問題專家李侃如（K e n n e t hL i e b e r t h al）所說，“奧巴馬與布什在氣候政策上不僅僅是有所不同，而是完全相反。”

從個人理念上看，奧巴馬在環境政策上的積極態度具有其一貫性，而并非僅僅為了選舉而擺出與其前任不同的姿態。早在2 0 0 6 年， 奧巴馬就與另一名參議員一起提出了提高燃油經濟的標準和鼓勵使用替代燃油的議案。他還在一些場合倡導采用新技術改善能效，甚至公開批評美國的汽車制造商沒有努力提高能效，改善美國對石油進口的依賴。盡管他的議案因為利益集團的反對沒有獲得通過，但他的環保理念卻得到了宣揚和傳播。奧巴馬被人們視為積極的環保政策主張者。

從黨派理念上看，共和黨與民主黨在氣候環境政策上也有較大差別。向來固守自由與少干預理念的共和黨，對于政府在環境、氣候、與能源上的控制政策采取消極態度，而民主黨則更為積極。比如，曾任副總統的戈爾是一個十足的激進主義者，甚至比奧巴馬更激進。戈爾曾經在一次演講中公開宣稱，美國應該“停止對碳基燃料的依賴”，并“要求國家致力于在10年內實現電力100%來自可再生能源和真正清潔的無碳能源”。

兩黨的政治信仰差異的不同超越了環保問題本身， 使得環保問題政治化。環保問題似乎成為具有“政治正確性”的問題，也是區分共和黨和民主黨的重要標志。正如美國學者比爾.麥克基本所言，奧巴馬總統面臨氣候大挑戰，他必須將氣候變化立法和綠色能源投資作為頭等大事，必須準備好采取大膽而且政治上不受歡迎的行動。美國總統的職位雖然在共和黨和民主黨之間易主，但美國的參眾兩院卻沒有什么大的改變。即便奧巴馬想要推動國際氣候談判進程，他也必須依靠國會來通過有關氣候變化方面的立法。

而根據美國調查公司蓋洛普的調查，近10年來，雖然有I P C C的科學證據和媒體的大力宣傳，共和黨持此看法的人數居然下降了。2 0 0 8 年7 6 ％ 的民主黨相信全球變暖正在發生，但是僅有4 2％的共和黨持此看法。

兩黨在氣候變化問題上的認識差距大大超過19 9 7年的52％（民主黨）：48％（共和黨）。而黨內分歧實際上也導致執政黨對外環保政策難產。美國學者普特南曾用“贏集”這一概念來概括執政者所面對的國內政治約束條件。所謂“贏集”，是指該國國內政治力量可能接受的談判方案的集合。“贏集”的大小取決于國內政治博弈、國內政治體制、執政者的偏好和談判策略。他發現，若是執政黨內紀律嚴明、意見統一，則執政者的自主性較大，“贏集”相應地也就越大。

但如今西方主要國家執政黨的紀律普遍渙散，這給未來的國際合作抹上了一層陰影。

因此， 哪個黨派成為執政黨， 誰成為總統或總理直接關系到該國的對外環保政策，也直接關系到全球性的環保或氣候協議能否達成。一項國內共識或一項全球協議的達成必須具備許多條件，即在合適的時間，由合適的人把正確的事情做成。作為一個很相似的例子，我們可以回想澳大利亞現任總理陸克文。在氣候政策的態度上，陸克文預期前任的差異幾乎就像奧巴馬與其前任的差異一樣大。然而，出于個人的理念以及黨派意識形態上的差異，這兩個國家在總統輪換后氣候政策導向都出現了逆轉。陸克文在當選第二天就簽署了《京都議定書》，從而使得當時的美國成為唯一一個沒有簽署《京都議定書》的發達國家。而現在， 同樣考慮到個人理念以及政黨意識形態的緣故，我們有理由對本屆奧巴馬政府的氣候環境政策和全球氣候變化協議抱有信心。

二、奧巴馬能源政策的戰略意義。

當今世界，能源、環境和氣候變化問題已經成為全球最高政治會晤的首要議題。傳統意義上的能源、環境和氣候變化問題已經被新的安全理念所取代，這三大安全問題交織在一起，成為新的全球問題。作為世界頭號大國，美國的環境政策隨著一屆政府的更替就發生了如此戲劇性的轉變。這其中一方面當然有領導人個人認識與理念的原因，但同時也不能忽視來自背后深層次的，關于美國國內經濟、外交、安全領域的因素。美國是一個實用主義致上的國家，此次新政府在氣候與環保議題上的積極性轉變，并不是突然良心發現想充當救世主，而是在新的國內外環境下為了美國下一步的經濟、外交、安全利益和保持全球范圍內領導力而服務的。看清這些背后的原因，對于我國下一步在氣候議題上的全球博弈和國內環保發展策略也會具有很重要的啟發意義。

在國內經濟上， 奧巴馬并不把同氣候變化的斗爭看成是美國的負擔，而是認為應對氣候變化問題與振興美國經濟的工作并不矛盾。并且認為對清潔能源的開發是振興美國經濟的工作的一部分，它能夠創造出數百萬個就業機會，成為美國經濟的新的增長點。

從奧巴馬迄今為止一些最重要的能源政策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出其中的刺激經濟和增進就業的意義。例如， 奧巴馬計劃在未來的1 0 年中投資1 5 0 0 億美元來刺激私人開發新的清潔能源，在這一過程中創造500萬個新的就業機會。到2 0 1 5 年， 使在美國使用的汽車中有100萬輛采用油電結合（P l u g-i n H y b r i d）動力，使在美國制造的汽車達到每加侖汽油行駛150英里，這將顯著地促進能源利用效率。到20 1 2年使美國的電力有1 0 % 來自可再生能源， 到2 0 5 0 年有2 5 % 來自可再生能源，這是一個最引人注目的指標——這一政策盡管在能源成本上不一定會有立刻的大幅度效率提升，但這一過程通過可再生能源行業所創造的就業相當可觀。在創造新的綠色就業方面，除了上面提到的提高用可再生能源發電的比例外，還包括：使用最廉價的、最清潔的、能效最高的能源資源；每年提高100萬個家庭的房屋過冬御寒性能；發展和使用清潔煤技術；修建阿拉斯加的天然氣管道等。可以看出，奧巴馬為應對金融危機而實施的經濟刺激計劃與應對氣候變化的方案并不矛盾，甚至可以實現畢其功于一役的目的。正如關懷科學家聯盟”（t h e U n i o n o fC o n c e r n e d S c i e n t i s t s）主席凱文.諾布洛克（K e v i nK n o b l o c h）所言，“在奧巴馬看來，解決經濟問題與解決能源和環境問題需要采用的方法是相同的。”從全球范圍來看，對可再生能源的大規模投資可以創造大量的就業機會。英國前首相布萊爾去年主持撰寫的《打破氣候僵局：低碳未來的全球協議》（B r e a k i n gt h e C l i m a t e D e a d l o c k: A G l o b a l D e a l f o r O u rL ow-C a r b o n F u t u re）報告也指出，目前有超過200萬人受雇于可再生能源行業， 1 9 9 8 年至2 0 0 7 年期間，對新環保技術的投資從100億美元上升到660億美元。

在中國，可再生能源領域估計已經擁有超過100萬從業人員，其中6 0%在太陽能制造和服務領域工作。而根據聯合國環境規劃署預測，到20 2 0年，全球在零溫室氣體排放能耗方面的投資將達到1.9萬億美元。目前，全球大約有200萬人就職于風力與太陽能產業，其中一半在中國。在巴西，其蓬勃發展的生物能源產業大約每年能創造100萬左右的新職位。在德國，到2 0 30年，環保領域的投資大概是現在的四倍，占工業產值的16％，就業人數將超過其汽車產業所吸納的工人。

奧巴馬的能源政策的最大阻力來自產業利益集團，特別是汽車制造商。但是，美國的汽車制造商在金融危機中瀕臨破產，為了獲得政府貸款援助，他們不得不向新政府妥協，并把未來發展的重心轉向節能型汽車。這一發展方向正是奧巴馬能源政策中的重要環節。新技術的采用加上相關立法為其大規模推廣保駕護航，長期來看成本會逐漸降低，技術優勢將是美國汽車產業的核心競爭力。

實際上， 與中國改革開放當中的許多制度創新來自地方政府一樣，奧巴馬的所謂能源新政早已經在美國州一級的政府“摸著石頭過河”了。奧巴馬所要做的不過是在聯邦政府層面給予這些制度創新一個確認，一個合法的名分而已。我們看到，盡管美國聯邦政府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里對于減排持消極態度，然而地方各州、各市政府卻在環保上有許多作為，遠遠走在了聯邦政府前面。例如，2008年9月美國東北部十個州推出美國第一個強制性二氧化碳排放“總量限制和排放交易” 方案。這項人稱“ 區域溫室氣體倡議”的方案，到20 1 4年對這些州發電行業二氧化碳排放總量制定限制，并要求在20 1 8年以前將排放總量減少1 0%。來自美國全部5 0個州的八百多名市長宣誓保證他們所領導的城市將達到或超過京都目標。因此，奧巴馬所推出的能源環境新政對于美國國內來說并不是一次徹底的新潮革命，而已經有具有相當的政策基礎和經驗了。

在外交和安全方面，奧巴馬的能源環境新政也具有很現實的意義。當前美國尚未完全從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戰爭泥潭中抽身，而伊朗核問題、巴以沖突等地區不穩定因素日益嚴峻。美國想要長期保持在中東產油地區完全的控制地位已經越來越不現實，這也就給美國的石油能源安全帶來的嚴重的威脅。奧巴馬提出的“新能源計劃”，其核心是能源安全和環境保護。

長期以來， 美國都是世界上第一大能源消費國和進口國， 美國經濟嚴重依賴石油。在2 0 0 7 年美國的能源結構中，化石燃料占84.9%，核電占8.3%，生物質能占3.5%，可再生能源（水電、地熱、太陽能和風能） 僅占3 . 2 % 。而在化石燃料中， 石油占39.2%，天然氣占23.3%，煤炭占22.4%。

2 0 03年以來國際油價持續上漲。持續高位的國際油價、美元貶值以及近期的金融危機，給美國經濟帶來嚴重沖擊。雖然2008年下半年以來國際油價從147美元/桶的歷史高位暴跌至40美元/桶左右，但是，油價不可能長期維持目前的低水平。美國能源信息署（E I A）在《2009年能源展望》中預計，到2030年國際油價將逐步回升到130美元/桶（2007年美元）。奧巴馬認為，美國過分依賴進口石油，無論是對經濟還是國家安全都構成威脅，美國的能源政策需要進行調整。前副總統戈爾早就指出了這其中的弊病——“我們從中國借錢來購買波斯灣的石油，在燃燒石油的過程中破壞地球”。而奧巴馬更是一針見血，他在就職演說中指出，“我們利用能源的方式助長了我們的敵對勢力，同時也威脅著我們的星球”。近年來，一些產油國分別建立了石油交易所，并改變或者正在準備改變石油貿易結算貨幣，此舉嚴重威脅到美元的霸權低位。委內瑞拉、俄羅斯等國近些年的表現也讓美國決策層驚醒：過高的油價、對石油進口的過度依賴已經嚴重威脅到美國的國家安全和全球戰略。

奧巴馬的“ 新能源計劃” 中的幾條主要政策，包括：提高能源利用效率，降低對化石燃料特別是進口石油的依賴；重視新能源開發，增加投資，鼓勵新能源相關技術的研究和應用；以及規定可再生能源發電量，提高燃料經濟性標準，降低碳排放。這些政策從長遠來看都將降低美國對石油的依賴，增加美國能源使用的安全系數，提高美國駕馭產油國的能力。更深層來看，美國的綠色能源政策具有更深遠、更具長遠進攻性的戰略考慮。國內學者武建東認為，他認為這是比布什直接攻打兩伊更偉大的計劃，它將使從西亞到俄羅斯和南美的石油國家利益聯合體遭遇釜底抽薪式的打擊，被迫放棄高油價的利益，自動轉換到比美國低得多的全球經濟的等級結構之中，從而完成世界力量重組。能源結構的改變將徹底改變世界能源格局，乃至世界經濟和政治格局。

國際能源署（I E A）在《世界能源展望2008》曾指出，人類當前面臨兩大能源挑戰：保障可靠的、廉價的能源供給，實現向低碳、高效、環保的能源供應體系的迅速轉變。能否成功解決這兩個問題，將決定未來人類社會的繁榮與否。從奧巴馬的能源政策來看，奧巴馬的團隊顯然認識到了能源利用方式改變的重大經濟意義、政治意義和戰略意義。可以說，以奧巴馬為代表的當代政治領袖正在領導一場史無前例的工業革命，這場革命講改變整個世界格局，而革命的起點就是能源利用方式的改變。

三、奧巴馬的能源政策將給中國帶來巨大壓力。

奧巴馬的環境能源新政策所帶來的國際影響廣泛而深遠。可以肯定的是，奧巴馬積極的環境保護政策將有助于國際減排協議的進展。無論對于發達國家還是發展國家來說，美國的加入都是一個巨大的推動力。

對于發達國家，尤其是歐洲國家來說，他們迎來了真正的“救世主”。全球氣候變化可能導致北大西洋暖流減弱或消失，對歐洲影響巨大。而歐洲主要國家能源消費結構已經從煤炭、石油轉向天然氣，能源利用效率顯著提高。歐盟東擴后，新加入的東歐國家由于經濟下滑為整個歐盟減排擴大了空間歐洲國家。

歐洲國家熱衷于減排，并試圖搶占道義制高點和國際規則制定權。然而，歐洲顯然還無法替代美國成為全球領導者和主要國際規則的制定者。美國在該問題上長期的不作為態度也讓這些國家感到沮喪，同時也面臨來自國內的壓力——人們普遍擔心，本國在減排上所做得貢獻將被其他國家的增加排放所抵消。如果美國加入全球減排行列，這將給歐洲國家莫大鼓舞，也無疑將強化并進一步推動發達國家繼續推行減排的決心和行動。

但是也不能完全忽視的是，盡管美國溫室氣體減排的長期目標與國際社會的長期溫室氣體減排目標基本一致，即2050年要比1990年減排80％；但奧巴馬的中期目標與國際社會的預期尚有一定差距。奧巴馬主張2 0 20年將美國的溫室氣體排放降低到1 9 9 0年水平，這大大低于歐盟承諾的減排目標。因此，美國和其他發達國家，尤其是歐盟之間在該問題上的下一步互動值得繼續關注。

對于發展中國家來說，美國的轉變將給這些國家帶來巨大壓力。許多人認為只有印度和中國有能力把美國拉回到氣候變化的談判桌來，但是當美國真的決心做出轉變時，壓力就落到印度、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大國來了。發展中國家，尤其是發展中大國，必須盡快主動地應對美國加入的后京都時代。

在全球氣候議題上中美長期以來都在相互指責，但其實上雙方的“不作為”態度也都同時給對方提供了很好的不減排的借口。中國長期以來拒絕承擔減排約束性指標的借口除了堅持自己是發展中國家外，很重要一點也來自于反復強調作為世界人均排放頭號大國美國的不作為態度。但是，從現在發展趨勢來看，美國在減排議題上日益主動的態度給了中國越來越大的壓力。因此，中國在這個問題上已經不能再繼續采取消極態度。如何既符合國情又順應世界趨勢地參與到國際減排體系中，是擺在中國政府和學者們眼前非常緊迫的問題。當氣候變化議題成為具有“政治正確性”的議題時，所有國家只有兩種態度，要么反對，要么支持。而兩種態度必然對應著兩種后果，支持者成為道義制高點上一份子， 反對者則將成為眾矢之的，國際形象受損，貿易面臨各種形式的制裁。

不過， 美國試圖通過環境政策和能源革命來刺激經濟、創造就業，并長遠地解決能源效率問題的戰略，也很值得中國深思和借鑒。在這個問題上，中美有很大相似性。同樣都有嚴重的對外能源依賴，同樣也面臨眼前經濟危機的困擾，并且同樣都出臺了巨額的經濟刺激方案和預算。中國能否借此機會刺激產業調整，鼓勵新的節能技術推廣，大幅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甚至通過綠色產業刺激經濟， 率先走出經濟低谷？可能的機會已經擺在眼前。

中美兩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兩個溫室氣體排放國，兩國每年溫室氣體排放占世界排放總量的40%。因此，中美兩國在應對全球氣候變化中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

只有中美實現合作才能達成全球協議，應對氣候變化的挑戰。沒有中美之間的合作，全球應對氣候變化的努力是不可能成功的。盡管中美兩國在應能源和氣候領域國情不同，存在諸多分歧，但兩國在應對氣候變化問題上應從大處著眼， 小處著手， 求同存異， 合作共贏。李侃如和戴維.桑德羅（D a v i d S a n d a l o w）

在《克服中美氣候變化合作的障礙》（M e e t i n g t h eC h a l l e n g e s o f C l e a n E n e r g y a n d C l i m a t e C h a n g e :P a t h w a y s t o U S-C h i n a C o o p e r a t i o n）的報告中強調，中美雙方要“承認對方觀點的合理性”以及“尋求未來承諾性質的共同點”。報告指出，“談到氣候變化和清潔能源方面的合作， 中美兩國應該往大處想，將目標定得高一些。這是兩個偉大的國家在應對我們這個時代最大的一項挑戰”。中美兩國應站在人類利益的高度看待氣候變化問題，并充分利用哥本哈根氣候變化會議的機會窗口實現合作，一起提供全球最大公共產品，推動各方將達成全球2 0 5 0年減排溫室氣體目標和行動方案。應對氣候變化是2 1世紀人類發展面臨的最不確認性的重大挑戰，是涉及世界全體人口的最大全球公共產品。如果中美兩國都能做出各自的減排承諾，那么就為實現全球減排協議做出實質性貢獻。同時也是中美兩國第一次在涉及人類社會的最重大問題上實現的第一次全面合作。

結語：能源改變命運

十八世紀中葉以來，世界進行了三次工業革命：第一次就是英國工業革命。第二次是十九世紀下半葉美國的工業革命。第三次是二十世紀后半葉出現的信息革命。進入二十一世紀，以應對能源危機和全球氣候變化為契機，人類可能迎來第四次工業革命——綠色工業革命。綠色工業革命的到來意味著傳統的西方工業化道路被修正， 發展中國家將不能重復這條道路，人類的價值觀將重新回歸古老中國“天人合一”

的理念，世界經濟體系重新走上生態經濟之路，人類的文明形態將演化為生態文明。能源，將徹底改變人類和世界的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