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中共七大"放手發動群眾"是為建立新中國奪取最終勝利進行的戰略總動員;七屆二中全會"由鄉村轉向城市"是為中國真正意義上完成第一次工業革命進行的戰略總動員;十一屆三中全會"改革開放"是為中國順應世界潮流追趕第二次工業革命進行的戰略總動員;2013年11月12日,在北京召開的中國共產黨十八屆三中全會"全面深化改革"就是為中國完成第二次工業革命,引領第三次工業革命進行的戰略總動員。
關鍵抉擇
十八大新任總書記習近平同志再次強調,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一定不能丟,丟了就喪失根本。馬克思的一個精髓觀點就是: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上層建筑反作用于經濟基礎。在馬克思核心著作《資本論》中,堅持把生產力作為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決定者和推動力來進行研究的,對科學技術進步與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有著深刻的見解,對于我們今天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具有重要的指導作用。
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之間是對立統一的辯證關系。一方面,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經濟基礎決定了上層建筑的產生;經濟基礎的發展變化決定了上層建筑的發展變化;經濟基礎的性質決定了上層建筑的性質。另一方面,上層建筑又對經濟基礎形成反作用力。當上層建筑適合經濟基礎需要的時候,它就會推動經濟基礎的發展和生產力的進步;當它不適合經濟基礎需要的時候,就會阻礙經濟基礎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根本目的,就是要解決目前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不協調的問題,解決生產力與生產關系沖突加劇的矛盾,就是要改變在"改革開放"上的不作為與"停滯和倒退"的問題,就是要破除各方面體制機制弊端和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籬,就是要解放和發展生產力。
當前,人類文明面臨兩大革命的沖擊。一個是以美國頁巖氣革命為突破口的氣體能源大轉型,清潔、高效、資源豐富的各種常規和非常規天然氣資源正在推動人類從高碳、高污染的固體煤炭和液體石油,轉向低碳、低污染的氣體能源時代;另一個是信息技術與新能源技術融為一體的火車頭牽引的第三次工業革命。氣體能源是通向第三次工業革命的橋梁,也是第三次工業革命中新能源技術革命的重要組成部分。這兩場革命將影響能源的生產和消費,將通過能源結構的革命性改變直接影響經濟結構和生產力,最終通過經濟基礎的深刻變革影響上層建筑和生產關系。
人類文明即將進入一個新紀元,我國的經濟社會發展也將進入一個新階段,中國的改革開放卻進入了前所未有的攻堅期和深水區。作為領導者和執政者,中國共產黨人必須以強烈的政治責任感和歷史使命感,最大限度集中全黨全社會智慧,最大限度調動一切積極因素,敢于啃硬骨頭,敢于涉險灘,以更大決心沖破思想觀念的束縛、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籬,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自我完善和發展,帶領全體中國人民跟上時代潮流。
1840年,保守沒落腐敗的滿清政府在鴉片戰爭潰敗之后,由于無法痛定思痛洗心革面,無法破除各方面體制機制弊端,無法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籬,無法解放思想。使中華民族錯失了參與第一次工業革命的歷史契機,從此陷入110年被動挨打的厄運,工業落后,經濟凋零,社會動蕩,內憂外患。在帝國主義強權面前喪失自信的中國,面對外敵入侵和內戰不斷沒有一天的安寧。直到1949年,在思想解放、謙虛謹慎、聯系群眾、不畏犧牲的中國共產黨人帶領下,中國人民終于重新站了起來。然而今天,我們再次來到了新的歷史關口,中國共產黨人面臨了極大的歷史考驗。
面對新形勢新任務新要求,中國能否跟上時代潮流?能否引領時代潮流?面對這一戰略轉折點,中共中央在十八屆三中全會上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新的戰略部署。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決定》中認識到:改革開放是決定當代中國命運的關鍵抉擇,是黨和人民事業大踏步趕上時代的重要法寶,是新的時代條件下帶領全國各族人民進行的新的偉大革命,是決定當代中國命運的關鍵一招,也是決定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關鍵一招。
戰略轉折
在中國共產黨歷史上,能夠成為歷史性戰略轉折點的會議,曾有幾次,這些會議都正確修正了黨在新時期的戰略目標,確定了新的政策方針,統一思想,團結一致,奪取新的勝利。
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具有戰略轉折意義的會議是1935年1月15日至17日的遵義會議。在共產國際錯誤路線領導下,紅軍在第五次反"圍剿"中失敗,犧牲了數十萬人,丟失了中央蘇區根據地,被迫進行長征。在中國革命生死存亡之際,為糾正黨內左傾領導在軍事指揮上的錯誤,確定中國共產黨獨立自主領導中國革命的路線和方針政策。在極端危險的時刻,挽救了黨和紅軍,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標志著中國共產黨從幼年走到成熟。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延安召開。毛澤東在開幕式上針對蔣介石1943年在《中國之命運》一書中提出的未來中國之道路,發表了《兩個中國之命運》的講話。他說:在中國人民面前擺著兩條路,光明的路和黑暗的路。有兩種中國之命運,光明的中國之命運和黑暗的中國之命運。現在日本帝國主義還沒有被打敗。即使把日本帝國主義打敗了,也還是有這樣兩個前途。或者是一個獨立、自由、民主、統一、富強的中國,就是說,光明的中國,中國人民得到解放的新中國;或者是另一個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分裂的、貧弱的中國,就是說,一個老中國。一個新中國還是一個老中國,兩個前途,仍然存在于中國人民的面前,存在于中國共產黨的面前,存在于我們這次代表大會的面前。
毛澤東歷史性地提出:"放手發動群眾,壯大人民的力量,在我們黨領導之下,打敗侵略者,建設新中國"的戰略目標。他指出:"沒有中國共產黨的努力,沒有中國共產黨人做中國人民的中流砥柱,中國的獨立和解放是不可能的,中國的工業化和農業近代化也是不可能的。"為了實現這一戰略目標,毛澤東號召全黨要發揚"理論聯系實際、密切聯系群眾、批評和自我批評"三大優良作風。
在毛澤東思想正確指引下,通過發動農民群眾,實行土地改革,解放了生產力,在廣大農村地區建立了根據地,通過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發動了一場史無前例的人民戰爭。在抗戰中,中共一面堅持抗擊日寇,一面同國民黨進行斗爭,在沒有任何工業基礎的條件下,在艱苦奮斗中壯大了自己。到1945年春,已有121萬黨員,黨內空前團結,思想作風純正,在人民群眾中享有很高的威望。軍隊也從四萬人發展到近百萬,通過殲滅大量日偽軍,繳獲敵人武器武裝了自己,并收復了大片失地。解放區遍布全國各地,擁有近一億人口,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等各方面建設長足進展。特別是對廣大干部和農民群眾普及教育和科學文化,建立現代社會組織動員體系,為后來奪取政權、鞏固政權,建立新中國,以及中國工業化建設培養了大量干部人才。儲備了大量人力資源,并奠定了關鍵的社會基礎。
1949年3月5日,在中國人民解放戰爭即將取得全國勝利的前夕,中共中央在河北省平山縣西柏坡中央機關食堂,召開了七屆二中全會。著重討論了黨的工作由鄉村轉移到城市和建設新中國的問題,提出迅速恢復和發展生產,穩步地由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國,由新民主主義國家轉變為社會主義國家的戰略目標。毛澤東提出了著名的"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掌握好批評與自我批評這個武器,去掉不良作風,保持優良作風,迎接新的更加偉大的任務的到來。
這次會議的關鍵是確立了社會主義救中國,走社會主義道路建設新中國的方針路線。根據中國的實際情況,實事求是地選擇了能夠充分調動全社會最大能效的制度安排,集中傾國之力完成第一次工業革命。中國毅然參加抗美援朝,毛澤東付出了包括自己兒子在內的14.2萬英雄兒女的生命,換回了蘇聯156個大型工業項目援助。僅僅用了十年,中國就初步完成了國家工業化,建立了一個相對比較完整的工業化的經濟、教育科技和國防裝備體系,維護了國家和民族的獨立與主權,建立了現代化的基礎。
蔣介石曾在《中國之命運》一書中制定了一個夢寐以求的工業化"宏偉規劃"。他計劃在戰爭結束后,用十年的努力,達到年產煤炭1.5億噸,石油177.4萬噸,鋼產量556萬噸,發電裝機2000萬千瓦。而選擇社會主義道路的新中國在1959年建國十周年時,已經遠遠超越蔣先生的夢想。1949年中國煤炭產量3243萬噸,到1959年達到3.7億噸;1949年中國原油產量只有7萬噸,1959年產量205萬噸,消費量達到505萬噸;1949年中國鋼產量15.8萬噸,1959年1387萬噸;而發電量1949年43.08億千瓦時,到1959年達到423億千瓦時;而1949年中國發電裝機容量173萬千瓦,到1959年接近1000萬千瓦,僅僅1959年一年新增火電機組發電容量就是324.86萬千瓦。
1978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歷史性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會議根據時任中共中央主席華國鋒同志的意見討論把全黨的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會議對"文化大革命"結束兩年來黨的領導工作中的失誤提出了批評,對黨的工作重點轉移做出重大決策,堅決批判了"兩個凡是"的錯誤方針,否定"階級斗爭為綱",確定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是黨的思想路線的根本原則,拉開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的序幕。
自1959年9月26日中國發現了大慶油田,中國的能源結構逐步發生了深刻變化。1978年中國石油產量突破1億噸大關,國內石油消費突破9130萬噸,石油出口1280萬噸,石油在一次能源結構中的比重達到中國有史以來的最高點23.14%。中國的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但經毛主席批準一直向西方出口石油。70年代初中美關系緩和后毛主席批準從西方國家引進43億美元成套技術設備。包括多套化纖、化肥成套設備等,興建了27個現代化的大型工業項目。
1975年鄧小平恢復工作后說:"我首先想到的是石油","要想進口,我們必須要出口"換匯,就必須"盡可能多地出口石油,反過來我們才能得到許多好東西"。1978年華國鋒批準再次簽訂了78億美元對外引進一大批成套技術設備的協議。對外引進和電視機的普及使我們看到自己與發達國家的差距,為改革創造了共識。能源結構變化促使經濟結構發生深刻變化,管制經濟時代的上層建筑再也無法適應具有第二次工業革命性質的經濟基礎的變化,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激烈沖突,使中國的改革開發水到渠成。
今天,中國已經融入全球科學技術發展大潮,中國的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之間的關系協調,生產關系和生產力之間的關系協調,直接影響未來中國的發展,影響到中國能否完成第二次工業革命和引領第三次工業革命。在《全面深化改革決定》中特別強調,"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發揮經濟體制改革牽引作用,推動生產關系同生產力、上層建筑同經濟基礎相適應"。
決定作用
頁巖氣和智慧能源兩大革命的背后都是一個"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實施"公平開放透明的市場規則",最大限度調動廣大人民群眾和全社會積極因素共同參與創新、積極貢獻智慧,全面促進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而取得的成果。
十八屆三中全會解決的一個重要議題就是: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習近平同志指出:經過20多年實踐,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已經初步建立,但仍存在不少問題,主要是市場秩序不規范,以不正當手段謀取經濟利益的現象廣泛存在;生產要素市場發展滯后,要素閑置和大量有效需求得不到滿足并存;市場規則不統一,部門保護主義和地方保護主義大量存在;市場競爭不充分,阻礙優勝劣汰和結構調整,等等。這些問題不解決好,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難以形成的。
十年徘徊,改革停滯,為今天的中國平添了諸多的焦慮,國家的發展面臨的一系列突出矛盾和問題。一些既得利益集團將自己的利益固化,法律化,公權化,利用自己的優勢地位和特權,濫用壟斷權利,凌駕于市場之上,凌駕于人民群眾之上。這不僅破壞了市場規則,也破壞了市場公平,影響市場配置資源,使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難以正常有效運行,嚴重阻礙了生產力的發展,扭曲了生產關系。
習近平同志描述的問題在中國的能源行業尤為突出,一方面以保證國家能源安全為由將資源集中在區區幾個企業手中,全國人民的財產成為他們的封地;另一方面是投資不足效率低下導致國家能源危機重重,油氣對外依存度超越警戒線。一方面是大量優質清潔的天然氣集中在少數壟斷企業手中待價而沽;另一方面是市場對天然氣的迫切需求難以得到滿足,進一步造成環境污染加劇和溫室氣體排放直線上升。一方面是全社會都清楚看到世界新能源和信息技術的發展趨勢,大家都希望參與和追趕這一新技術革命;另一方面是壟斷企業為維持自己的既得利益,自說自話,按照自身利益最大化來曲解新技術革命在中國的方向,使整個國家誤入歧途,嚴重制約了中國追趕全球新技術革命的步伐,偏離的方向,甚至南轅北轍。
《全面深化改革決定》中指出:"經濟體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點,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這十年來,政府已宏觀調控為名對于市場的過度干預,熱衷于審批項目而不履行監管職責,將自己的利益與企業融合各護一方,該政府做的事交給企業牟利,該市場做的事政府越俎代庖,在改革上不作為、亂作為并固化自己的利益藩籬等等問題,直接影響了市場在資源配制中的作用,造成嚴重的產能過剩、腐敗盛行,能耗居高不下,生態環境急劇惡化,人民群眾日益不滿,社會矛盾不斷加劇,維穩成本超過軍費……。十八屆三中全會首先在政府與市場的問題上開刀,切中要害。
這些年一味強調國有企業做大做強,一些企業已經強大到超越政府的程度,左右政府決策,影響政府立法,妨礙政府執法,甚至安排政府人事。掌控巨大國有資源的企業的一些領導人直接干預市場,干預宣傳,干預組織,干預司法,為所欲為。而根子還在于政府的錯位,一些官員已經成為了利益當事人,如何為人民群眾秉公執法?這些問題不解決,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就會被曲解,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就會崩潰,美麗中國就會成為我們大家的黃粱一夢。中央在這次全會中,考慮各方面意見和現實發展要求,經過反復討論和研究,認為對這個問題從理論上作出新的表述條件已經成熟,應該把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修改為了"決定性作用"。就是要放手讓市場配制資源,不是政府配制資源,更不是壟斷企業配制資源。
習近平同志說:進一步處理好政府和市場關系,實際上就是要處理好在資源配置中市場起決定性作用還是政府起決定性作用這個問題。經濟發展就是要提高資源尤其是稀缺資源的配置效率,以盡可能少的資源投入生產盡可能多的產品、獲得盡可能大的效益。理論和實踐都證明,市場配置資源是最有效率的形式。市場決定資源配置是市場經濟的一般規律,市場經濟本質上就是市場決定資源配置的經濟。健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必須遵循這條規律,著力解決市場體系不完善、政府干預過多和監管不到位問題。作出"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定位,有利于在全黨全社會樹立關于政府和市場關系的正確觀念,有利于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有利于轉變政府職能,有利于抑制消極腐敗現象。
責任編輯: 中國能源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