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這里講一講我的一些想法。說得不對的地方，請諸位批評。

我今天要講的這個題目叫做“面對新常態”。新常態是一個現在最熱門的詞，特別是最近這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黨政領導對新常態的內容、黨和政府所提出的方針和如何引領新常態做了闡述。主流報刊發表了不少闡述文章，但是我總覺得這個問題還值得更深入、更具體的研究。我想講四點意見：

第一點意見，舊常態已經不能延續，不再存在，這是一個擺在我們面前的一個客觀事實。舊常態是我們改革開放以后30來年。曾經長時期的保持著的一種經濟發展態勢。這個經濟發展的態勢大致上可以這樣來概括：高投資、高增長，也就是說在海量資源投入支撐之下實現的10%左右的年平均增長。這在世界范圍內當然不是獨一無二的，但是對于我們這樣擁有這么多人口、這么大面積的長期的處在停滯落后狀況下大概有一兩百年的國家來說應該說是一種奇跡。

但是這種舊的常態，到了本世紀的初期，就開始出現了頹相。到了2010年第三季度以后，增長速度就一個臺階一個臺階的下了，特別是到最近三年，增長速度已經到了7%-8%的水平，從10%以上的增長率下到了7%的水平。這期間也不斷的采取了一些刺激政策來拉動經濟增長。從去年到今年就變得非常的明顯，這種舊的招數越來越不靈。它拉動經濟增長的時效越來越短。如果說2009年的40000億投資和貸款，使經濟增長保持了兩年多的8%以上的增長率。

今年第二季度的刺激的力度并不很差，但是比第一季度的增長只拉升了0.1個百分點。到第三季度又落到7.3%。10月11月，發改委批出去的項目達到1萬億左右。當然，是不是有那么多錢，能夠實際的投入？可能沒有那么多?？墒窃谠鲩L率上卻沒有見響動。這說明一個什么問題呢？就是增長的速度下降了，它是由于一些客觀的、決定性的因素所決定的，不以人們的愿望為轉移的。

增長率下降的原因在于支持經濟增長的驅動力量、或者叫動力，發生了變化。過去的舊常態驅動經濟高速度的增長動力，是些什么動力呢？

驅動經濟增長的動力不外三個，一個是勞動力投入、一個是資本的投入，再一個是生產率的提高。在舊常態下，這三個動力是非常有力量的。在勞動力，就是中國社科院蔡昉教授說的，人口紅利，我們拿到了很大的人口紅利，另外一個就是改革的紅利：改革開放使生產率提高，這一方面表現為改革使得我們城鄉市場打通，所以原來低效利用的勞動力資源和土地資源就能夠流入城市得到了比較高效率的利用。另一方面表現為開放使得我們能夠在我們本國技術水平和發達國家有很大差距的情況之下，用簡單引進外國設備和學習外國的技術的辦法，使中國加工制造業的一般技術水平提高到了和發達國家相似的水平上。使得生產率提高了。

還有第三個因素，就是投資。這個是一個在計劃經濟時代就是采取的老辦法。但是在改革開放以后我們動員了一些新的資源，能夠進入我們的經濟活動中，所以投資的規模是我們改革開放之前不能比擬的。比如說土地，土地從一種不能流動的一個資源投入到經濟活動之中，帶來的資源的總量至少是幾十萬億的規模。所以我們就能夠在相當大的程度上用海量的投資去支撐高增長。當然了，還有一種老的辦法就是發鈔票，由政府主導的經營投資。

經濟增長這些基本的驅動力量到本世紀初期都發生了變化，蔡昉教授在2006年就提出，劉易斯拐點即將出現，人口紅利正在縮減甚至消失。開放帶來的效率提高，由于這個結構變化的過程進入后期，也因為中國的一般技術水平和發達國家相接近，要靠簡單的學習外國技術、引進外國設備的辦法，大幅提高技術水平的空間就很小了。還有一個是支持高速增長的最主要因素——海量投資搞了這么多年以后，在各方面造成的后遺癥就積累得越來越多了。其中最突出的表現就是我們國家的資產負債表中的債務積累，使得我們的負債率杠桿變得很高。資產負債表的負債率太高了以后，就會發生某些環節上資金鏈的中斷。這有很大的危險。因為現在包括政府資產負債表、企業的資產負債表在內的國家資產負債表中債務總額達到GDP的250%左右。在這么高的杠桿率的情況下，某些環節必然會出現償債困難和“跑路”現象。但是如果這種情況發生連鎖反應，償債困難擴散開來，就會造成整個經濟系統的危機。世界上發生過很多次系統性的危機，像日本1990年出現的系統性危機，一直延續到現在。我們必須避免這種情況發生，因此不能再用海量投資去支持高速度增長了。

總之因為驅動要素發生了變化，舊常態不能繼續了。這是一個無可爭辯的事實，不管你有多么強烈的愿望都不可能讓它繼續下去了。

第二點意見，就是要加深對新常態的認識。從去年到今年，黨政領導一再說過中國的經濟發展進入了一個新常態。特別是今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以后，主流傳媒上發表的闡釋文章也很多，但是我總覺得對這個問題并沒有研究得很深透。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對于新常態的特征說了這么一段話：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正從高速增長轉向中高速增長，經濟發展方式正從規模速度型的粗放增長轉向質量效率型的集約增長，經濟結構正從增量擴能為主轉向調節存量、做優增量并存的深度調整，經濟發展動力正從傳統增長點轉向新的增長點。總之，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對于新常態的內容和特征做了這樣一個定義。就是從速度、發展方式、經濟結構和發展動力四個方面。

在我看來，以上四方面的特征可以歸結為兩個基本的方面：一個是經濟的增長速度從高速增長轉向中高速增長(也許未來還會繼續向中速變化)。另外一個方面，后面三點都可以包容在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上。經濟發展方式從規模是速度型的粗放增長轉向質量效率型的集約增長。

我們如果仔細地觀察這兩個轉向，可以發現兩個轉向的進度狀況是有區別的。前一個增長速度轉向已經是一個實現了的事實。后一個經濟發展方式說得最好的，也只是已經進入了這個轉向，說得不好也許還只是我們的愿望。于是問題就來了：我們的著力點在哪里呢？我認為，我們的著力點應當是在承認增長速度下降是一個客觀存在的趨勢的同時，爭取這種不管是中高速、還是中速的增長速度，是由比較高的必須高的生產率支撐的。如果是陷入了低效率的中速增長或更低速度的增長，各種過去被高速增長所掩蓋的經濟社會矛盾都會暴露出來，我們就會遇到很大的麻煩。

總之，低效率的中速增長是我們所不希望見到的一個發展態勢，我們希望見到的一種常態，合乎我們愿望的常態，是一種比較高效率支撐的中高速增長或中速的增長。而這一點是要我們做出努力去爭取才能實現的，而不是說我們無所作為就可能出現的，前一個轉變是已經擺在那里的，我們只能承認，只能適應。第二個轉變則需要我們努力去爭取實現。

第三點意見，只有通過全面深化改革建立有利于創新和創業的體制，才能實現第二個轉變。

必須實現從粗放型發展到集約型發展的轉變，不是一個現在才提出的新問題，這個問題少說已經提了將近20年了，多說這是剛開始改革就提出了這個問題，但是一直沒有實現。為什么沒有實現？原因是體制沒有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就很難實現。從改革開放開始時期的1981年，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批準的國務院提出的經濟建設十大方針就明確指出，十大方針都是環繞著提高經濟效益這個中心提出的。

到1995年制定第九個五年計劃的時候，國家計委就提出來我們經濟發展的一個主要問題，就是主要靠投資拉動的粗放增長。為了實現國民經濟的持續穩定發展要實現經濟增長方式的從粗放型到集約型的轉變。黨中央討論“九五計劃建議”和后來人民代表大會討論“九五計劃”的時候轉變經濟增長方式這個提法，是蘇聯人在60年代就提出的，不過蘇聯的計劃經濟體制被認為是社會主義的天經地義，不可改變，以致一直到蘇聯崩潰都沒有實現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總結了蘇聯的教訓，提出要實現兩個基本轉變，一個是實現經濟增長方式從粗放增長到集約增長的轉變，第二是實現經濟體制從計劃經濟到市場到商品經濟，而且明確第二個根本轉變是第一個根本轉變的基礎。

“九五計劃”因為在十四屆三中全會“50條決定”指引下市場取向改革進展比較好，所以“九五計劃”時期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是“十五計劃”期間情況發生了逆轉。“十五計劃”期間因為政府在資源配置中的主導作用變得越來越大，所以經濟增長方式就變得越來越不好，用海量投資建設“政績工程”和“形象工程”，到了2005年制定“十一五”的時候造成了很大的隱患。所以“十一五”的制定過程中發生了一場很大的爭論，就是繼續用政府主導的大投資來拉動經濟增長，還是要實現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爭論的結果，后一種意見還是占了上風。所以“十一五規劃”規定要把轉變經濟增長方式作為經濟工作的主線。為此還規定了許多具體的措施。來開會的時候我本想把我總結的“十一五”制定過程中的大爭論的一本書，叫《中國增長模式的抉擇》送給各位，可是在昆明的書店買不到，很遺憾，只好以后再說了。

“十一五”制定得很好，但是用一位在2010年為“十二五”預研究提供意見的美國經濟學家的話來說，“你們制訂了一個很好的十一五規劃，但是我看好像什么事都沒有發生”。這種很不理想的狀態使中共中央在“十一五”的最后一年，也就是2010年提出了口號叫“加快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刻不容緩”。

上面講的這段經歷告訴我們：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對于中國來說是命運攸關的，可是能不能夠實現這個轉變，取決于改革，取決于我們能不能夠通過改革把現有的體制把它改造成為一個有利于創業和創新的體制。這個體制是一個什么樣的體制呢？在我看來，它就是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建立的能夠使市場起決定性作用的、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只有我們實現了十八屆三中全會規劃的這個全面深化改革的總體方案和路線藍圖，才有可能實現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只有實現了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才能夠確立我們所期望的那種新常態。

最后一點，對我們企業家怎樣面對新常態提出一點意見。為了確立我們所期望的新常態，或者說有較高效率支撐的中高速或中速增長。我們作為研究人員、教學人員，當然應該盡自己的努力來實現這一目標。我也希望我們的企業家作為我們社會的中堅力量和大家一起，包括我們有改革思想的官員們一起，來推進這個偉大的事業，使它取得應有的進展！

首先是需要確立一個思想，就是那種靠政府放水、靠海量投資、靠野蠻式的增長賺“快錢”這種日子肯定是一去不復返了。還是有一些人老想回到過去的日子。我最近不管在北京，還是在云南，往往碰到一些人似乎總是希望重現過去的“幸福日子”。他們提出的問題往往是“央行什么時候會放水？”或者說“一帶一路”的“三大戰略”，會給我們些什么項目？當然國家的政策應當隨著情況的變化有所調整，做得更加的理性和有效，但是在政府主導下靠政府放水讓企業成長壯大的這種日子，我們不應希望它重新到來，因為它造成的問題太多了。

關于對總體形勢的判斷，我覺得去年黨中央說的三句話還是值得我們認真的考慮和領會，這就是經濟增長速度的“換檔期”，經濟結構調整的“鎮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疊加”。所謂經濟增長速度的“換擋期”就是指經濟增長進入了降速時期，經濟結構調整是要把過去的發展方式它造成的結構缺陷糾正過來。這個調整是有痛苦的。對此必須有思想上、行動上的充分準備。我同意周其仁教授在前些時候的一個講話中提出的，要開辟經濟結構新局面要投資，必須要有有效率的、有增長潛力的投資。這是很對的。但是我們過去有大量的無效的投資，你不去壓縮這部分投資就不可能生出來新的資源去做有效的投資。為了有縮有贏，那就必須有一個好的資本市場。過去我們的資本市場功能定位有很大的毛病。人們常常說資本市場的功能就是幫助企業融資。這種提法是不對的，或者說，是“差之毫厘，遠之千里”的！資本市場的功能是幫助那些好的企業融資，與此同時，還要剝奪那些壞企業浪費社會資本的能力。這里有一個資本從低效和無效的企業流向有效和高效的問題，而這個結構的轉換是很痛苦的事情。

“三期疊加”，還有第三個“期”，叫做過往刺激政策的“消化期”。這要消化什么呢？其實這個話雖然說得比較婉轉，但是它的指向還是十分清楚的，就是要消化刺激政策所造成的大量債務，或者說，治療這種政策的后遺癥。這個大量的積累債務是我國為效率低下的高速增長不得不付出的代價?，F在我們正在吃這份苦果。所以希望政府再度的大量放水，我認為不但是一種沒有根據的希望，而且也是不利于我們國家和我們每一個企業的健康發展的。所以我們應該從提高自己企業競爭力找出路，做企業家應該做的事情。這不外是學會發現和抓住商機，不外是善于發現人才和讓人才發揮作用，不外是咬定創新不放松，不外是努力學習適應全球市場和國內市場上新的貿易和投資規則革新。我自己不是做企業的，但我相信，我們在座的企業家都有這個能力去做好自己的企業。

我要補充一點的是，我們的企業家要幫助和督促政府建立能夠讓企業家大顯身手的舞臺、平臺。這就是要建立起一個好的體制。建設好的體制，實現制度的變革離不開政府起主導作用，但是我們的企業家和我們這些教書的、做研究的人并不是看客。我們是這個國家的主人，有責任推進這個體制向一個有利于創新和創業的體制轉化。

現在的部分中國市場，應該說是激流涌動的、生機勃勃。但這并不是全部。最近我們接觸到的一些事情說明，沒有一個好的體制，我們企業家的創新和創業才能是無法充分發揮出來的。

前兩天我到本地一個企業，這個公司是一個混合所有制的上市公司，他們碰到一個問題，就是這個公司不是按照公司法運行的。現行體制，國有資產的主管部門管人、管事、管資產，所以高層經理人的任免和薪酬，都不是按照《公司法》，由董事會決定，而是由國有股東決定的，不管它是100%的股東還是控股股東、參股股東。這樣，非國有股股東的權益受到損害；而且是，所有者和經營者貌似分開了，實際上沒有分開，這使經營者的才能不能夠得到充分的發揮。怎么辦呢？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要求國有資產管理的辦法要向以管資本為主轉變。實現這項改革就是解決問題的途徑。今天在參會路上一位做網上醫療保健的朋友就跟我講，他們這個行業，其實是牽涉一個問題就是醫療體制改革，公立醫院的改革。但是，當前醫療改革是改革的一個大難題。所以我們的企業家應該參與和推進醫療等改革走上正軌，使其能夠實現改革，才能實現效率的提高和我們需要的新常態的確立。關于醫療改革的具體問題，周其仁教授寫了一本非常好的書，值得關心這個問題的朋友一讀。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