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到改革路徑，有一件小事給了我啟發。有一次小朋友們上野外生存課，老師問，在野外你拿到一張地圖怎么看？各種回答五花八門。正確的答案是：拿到地圖第一件事找到你的位置，然后再找你要去哪里。討論改革路徑也是如此。國企改革的起點是計劃經濟，終點是市場經濟。現在要回答的問題是，國有企業已經改到哪一個位置，這一點明確了我們才能決定下一步怎么改。

現狀判斷：國企處于雙重體制

我們一般所說的體制轉軌，指的是從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軌。現在，傳統意義上的計劃經濟在經濟總量中比重已經很小，計劃與市場并存的雙重體制所占的比重則比較大。

國企改革的起點是計劃經濟體制，這個體制下政府與國有企業的關系有幾個顯著特征，一是直接管理，企業相當于政府的一個生產車間。二是實物量與價值量同時管理，工業企業的計劃包括產量指標、產值指標、新產品試制指標、生產經濟效益指標四大類。三是按生產建設流程管理，政府部門對企業投資經營活動的干預基本是按產業鏈和產品形成的過程進行審批。

國有企業改革這么多年，需要認真評估一下，這些政府對企業的計劃管理方式是否得到了根本性的改變。我的判斷是，國企市場化改革有了很大進展，但仍處在計劃與市場并存的雙重體制階段。在這種體制下，國有企業的領導一只眼睛盯著市場，一只眼睛盯著政府。國有企業的很多行為既無法用計劃經濟理論解釋，也無法用市場經濟理論解釋。

比如，現在國企很多都經過了股份制改造，治理結構上符合現代企業制度，投資和交易也符合市場規則。但是國企與民企在對待股東回報上的態度不太一樣。民企一般把股東回報放在首位，因此對資金成本、供求關系相當敏感。當市場利率高企、產能過剩時，一般民營企業會收縮投資，必要時進行資產重組。但很多國企對市場利率就是不敏感，多高的利率都敢借，產能過剩行業也敢投，缺少自我約束機制，對股東回報重視不夠。

為什么會出現這種情況呢？因為有一只無形的手在影響著他。雖然國家不再向國有企業下達指令性計劃，企業也不是國家的生產車間，但有關部門用實物量和價值量對國企進行的雙重考核并沒有減少，甚至將一些規劃中的預期性指標也分解下達給企業。這些考核、指標相當于過去的計劃目標，這種計劃可以稱之為“影子計劃”。

在雙重體制下還有一些“壟斷計劃”。有些行業是傳統計劃經濟中實行指令性計劃管理的領域，改革后在形式上轉變為企業，但其運行機制并未得到根本改革。這一體制兼具市場經濟中壟斷行業和計劃體制下計劃管理的特征。比如，原來的石油部、化工部轉制為公司，形成了“三桶油”，它們至今仍承擔著一些政府職能。電力行業從原來的電力部轉制為電力公司，又拆分為兩大電網企業和五大發電企業。現在電價仍由國家制定，地方政府仍在給每一臺機組下達發電量計劃。

三中全會決定指出，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現在，一些國企自己提出自己的改革方案，這種探索精神值得肯定。但是從上面這些情況可以看到，政府作為國有資產的管理者與管理對象之間的關系還沒有理順，國企自己提出的改革方案很難突破這些“影子計劃”、“壟斷計劃”。

明確目標：單一市場經濟體制

既然國企處于計劃與市場并存的雙重體制，這種體制是否可以接受？前蘇聯和東歐國家曾經十分認可雙重體制，認為計劃與市場可以結合，在這一體制下生產資料公有或集體所有，資源配置則遵循市場，國家靠計劃手段對市場進行調控。他們在計劃體制中引入市場經濟，甚至模擬市場。隨著蘇東解體，這場計劃與市場相結合的改革試驗也告結束。

改革開放后，我國的一些理論工作者從很早就肯定了計劃與市場并存的雙重體制，認為這是計劃體制向市場體制過渡的制度形式，比如價格雙軌制。在實踐中，雙重體制下計劃和市場都能發揮一定的調節作用，但它們都不能有效配置資源，出現了市場信號多元、宏觀調控有效性降低、企業行為短期化，以及機會不均等和不公平競爭等諸多問題。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明確，由市場對資源配置起決定性作用。可以認為，中國的決策者沒有選擇計劃與市場并存的雙重體制，而是選擇了單一的市場體制。

當我們明白了改革的起點、終點和現在所處的位置后，就容易解釋三中全會提出的國企改革思路。比如，三中全會提出，以管資本為主加強國有資產監管。從過去管人、管事、管資產，到以管資本為主，體現了國資管理從實物量管理到價值量管理的轉變。有關部門對國企下達的產量指標、價格指標、規模指標大部分都應當取消。

又比如，混合所有制改革。雙重體制下，企業按照市場需要自己安排生產或銷售的那一部分經營活動叫“市場調節”，由國家計劃來安排生產、收購或分配的那一部分，叫做“計劃調節”。市場化改革應當打破這種雙重體制。國有和民營在資本上可以混合，在治理方式上都要遵循現代企業制度。

當前，研究提出改革方案，很重要一點是研究如何從雙重體制向單一市場體制轉軌。在改革路徑的選擇上，可以考慮把國有企業改革與行業改革結合起來，全產業鏈市場化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