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國的興衰》（《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原書副標題為《Economic Change and Military Conflict）》，原版初版于1988年，迅速成為風靡世界的暢銷書，改革開放十年的中國也不例外:因為中國有著2000多年富國強兵的悠久歷史文化，還因為中國有著近代工業革命以來腐敗、鎖國、停滯、屈辱的一百多年的近代史，更因為中國有著維護祖國統一、革命與改革、開放三條近代革命主線的光榮傳統，這一點導致了中信出版社在2013年重新出版此書并于2015年第10次印刷。

此書分析了近五百年（1500年至2000年）來世界大國（全球化時代的全球化大國）興衰，并試圖找出因果規律,并對二十一世紀世界大國的形勢提出預測,分析了各大國歷史中生產、國家收入和軍事力量之間的相互關系。此書主要從經濟的角度分析1500年以降英國、法國、德國、美國、俄國、日本等國的興衰，以及在興衰過程中，對世界格局等方面造成的影響，特別是中國讀者和海外華人更愿意關注的19世紀初到新中國建立前后各國國力此消彼長的情況。《大國的興衰》也分析比較了中國近現代歷史發展過程中，中外之間的關系，背后涉及到的相關國家的深層次關系和問題。書中提出的一些數字資料，還有作者入木三分的分析和評價，對中國讀者而言，可能會有耳目一新的感覺，會接觸到傳統史學書籍中不曾有過的資料和觀點。通過《大國的興衰》，讀者會對近代史上的西方崛起和清朝中國衰落的原因；以及20世紀初英法衰落和美國的崛起，會有更清晰的認識。

但無庸置疑此書也有其局限處。早有學者指出此書實為全球殖民大國興衰記錄。今年7月下旬印度議員塔魯爾在英國牛津大學的愛國演講揭開了皇帝的新衣。塔魯爾稱英國在殖民印度200年問題不僅“欠一個道歉”，還應該進行賠償，有印度學者甚至計算出“3萬億美元”的開價精確賠償數字。“塔魯爾在正確的地點說了正確的話”，印度總理莫迪的高調表態，被一些西方輿論解讀為帶頭揭開了“大英帝國的歷史傷疤”。同理也揭示了昔日所有全球性殖民大國的久被“進步”、“文明”掩蓋、粉飾的血腥而真實的歷史。

國大黨議員沙西·塔魯爾演講中稱，英國應對其殖民印度的歷史道歉并進行賠償。他表示，“200年來，英國靠劫掠印度而崛起，我們的財富被用于鎮壓我們自己”。塔魯爾還表示，英國人剛到印度時，印度經濟在全球占有23%的份額，但英國人離開時，印度對世界經濟的貢獻只剩4%，“事實證明，英國的工業化是建立在剝奪印度的工業化基礎之上的”。談到“賠償”，塔魯爾認為道歉的意義大于賠償，“得到一聲簡單道歉比得到GDP幾個百分點的援助要難很多”。美國《時代》周刊對此說，印度被認為世界最大的民主國家，這個南亞國家的民主制度是拜英國人所賜，在兩個世紀的殖民統治期間，印度各邦實現聯合。不過，塔魯爾說，“這一過程中充滿壓迫、殘害、殺戮、酷刑以及鎮壓，直到二戰結束，印度才擁有真正的民主”。針對為殖民統治辯護者所言“印度四通八達的鐵路網應該感謝英國”，塔魯爾重申這些道路是服務于殖民者的利益，方便他們燒殺搶掠，“他們修鐵路時可沒想過為印度人留下什么，因為他們從沒想過要走”。塔魯爾還諷刺說，“不奇怪當時的英國為什么被稱為日不落帝國，因為哪怕是上帝也不愿相信英國人在黑暗中的所作所為。”

這段為時僅15分鐘的演講首先被西方媒體廣泛轉載，幾天時間已在YouTube上被瀏覽150萬多次。7月23日間印度總理莫迪稱贊塔魯爾的演講“反映了愛國的印度人的看法，他在正確的地點說了正確的話，他的觀點很有說服力”。對于總理的贊揚，塔魯爾表示“感激并被感動”，他認為在面對國家利益時，每個印度人都應摒棄黨派之爭。塔魯爾說，“如果今后200年英國每年（賠償）給印度1英鎊，我將十分高興”。印度學者敏哈茲·莫辰特撰文稱，塔魯爾要求英國就殖民歷史賠償是正確的。莫辰特說，早在1988年，他根據1757年至1947年英國殖民期間的印度GDP增速、1757年之前的GDP增速、1947年之后的GDP增速以及在這期間印度輸出的商品和服務總價值等參考值，計算英國應該支付的賠償額為5000億美元，考慮到通貨膨脹等因素，2015年，這個數字為3萬億美元。莫辰特表示，盡管經濟賠償可以量化，但“英國殖民者踐踏人權的損失難以估量”。不過，莫辰特認為，印度不會到海牙國際法庭狀告英國，迫使其進行賠償，原因是“我們是一個大度的國家”。

印度媒體認為，由塔魯爾掀起的這一波愛國熱潮不亞于莫迪去年大選時，更有輿論分析稱，當英國成為共同聲討的靶子時，印度各黨派不約而同地站在了一把傘下，這種全印上下團結在一起的景象十分難得。印度《快報》稱贊塔魯爾的演講“睿智而簡潔”。《印度時報》稱，有人說英國給印度留下的最大財富是民主，但恐怕絕大多數印度人都會認同塔魯爾的判斷，民主不是英國人施舍的，正是因為趕走了英國人，印度才獲得民主。

作為“一個大度的國家”，印度竟然有為殖民者辯護的聲音。時政觀察人士阿卡·帕特爾26日在印度《經濟時報》撰文稱，英國統治者沒有錯，錯的是印度人自己。文章認為，英國人并沒有征服印度，而是慢慢地接管這個國家，而印度人推波助瀾;如果英國人沒有治理好印度，原因在于印度難以統治，作為殖民者，他們已經盡力了，無需道歉。這表明昔日殖民帝國以“文明”、“進步”、理性、“自由”、“人權”、“民主”等等“理論”為幌子，指責殖民地人民落后、愚昧、無知，以此掩蓋了殖民者侵略、殖民、種族滅絕的罪惡歷史，最可悲的是部分被殖民者竟然也全盤接受了“殖民有功”的理論。例如美國佩里用區區3艘炮艦黒船于1858年打開日本國閉關鎖國，迫使日本政府簽訂不平等和約，而日本竟為侵略者殖民者佩里塑像，紀念其為日本帶來“文明開化”、日本眾多旅館以黒船命名，很難想象中國人會為英國侵略者、殖民者義律朔像紀念或以英國軍艦名字命名旅館。對于中國、日本農耕文明同樣面對西方工商文明的殖民侵略，日本學習西方迅捷、兇猛并迅速向中國、朝鮮、太平洋諸島侵略擴張，但在二戰中失敗的慘痛經歷，一位日本學者哀嘆：日本學什么像什么，但最終失敗了，中國學什么不像什么，但卻最終勝利了。為什么？《大國的興衰》或許可以提供部分答案。

內容簡介

《大國的興衰》對公元1500年以后世界各大國的軍事和經濟地位作了綜合比較，涉及了軍事與國力、經濟發展周期等諸多理論問題，是一部以全球性眼光綜合分析諸大國國力此消彼長的著作，為那些渴望了解各大國經濟、軍事等國力對比不斷變化趨勢的當代讀者，提供了大量翔實的資料。

此書重點仍未脫離傳統史學的領域——經濟史和軍事史，但其內涵卻有了質的變化。正如作者保羅·肯尼迪所言，《大國的興衰》并非一部軍事史，也不是一部經濟史。他通過追述公元1500年后世界經濟力量的變化，描繪了國際體系中的一流強國在勵精圖治、富國強兵過程中，經濟和軍事戰略的相互影響。

肯尼迪將軍事沖突同經濟變革聯系起來加以考察，而且在論述國際權力體系與全球經濟秩序的關系時，對公元1500年以來的世界經濟、政治、軍事、思想、社會、地理、外交等方面綜合研究，勾勒出這一歷史時段的總貌。這種寫法獨樹一幟，打破了陳陳相因的傳統，使《大國的興衰》具備了全球性的寬廣視野、引人思索的新穎觀點，旁征博引翔實的歷史資料并富含邏輯嚴密的有力論證，因此《大國的興衰》在1988年出版后引起了美國學術界、政界與讀書界的震動，也受到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

“這是一本出色的，有新穎觀點的書……它用湯恩比式的寫作方法，為那些熱愛歷史的普通讀者出除去了錯綜復雜的瑣碎信息，并引導他們關注那些最有價值的歷史細節。”

——金融時報

“這本極富見地的歷史書已落入每一個華盛頓政客的公文包中。它除了分析公元1500年以后的世界范圍內的國力變遷之外，還以這些分析為基礎，宣稱要回答一個問題：美國的大國征程已呈夕陽之勢了嗎？毋庸置疑，這是每一個觀察家都在關注的國際發展趨勢。”

——衛報

本書認為西方興起16世紀初葉，中西歐諸國能否在世界民族之林脫穎而出，顯然當時未見端倪；東方各帝國盡管顯得不可一世，組織得法，卻深受中央集權之害。

歐洲（主要指西歐）不像奧斯曼帝國和中華帝國，也不像莫臥兒王朝不久前（1526年）在印度建立的統治，從來沒有一個各部分都承認一個世俗領袖或宗教領袖的統一歐洲。歐洲是一些小王國和公國、邊境貴族領地和城邦的大雜燴。雖然出現了一些比較強大的君主國，主要是西班牙、法國和英國，但沒有一個國家能擺脫國內的緊張狀態，而且每個國家都把其他國家看成競爭對手，而不是反對伊斯蘭世界的盟國。

同亞洲的偉大文明相較，也不能說歐洲在文化、數學、工程學或者航海和其他技術方面具有顯著的優勢。總之，歐洲文化和科學遺產的相當大一部分是從伊斯蘭世界“借用”來的，恰如穆斯林社會幾百年里通過通商、征伐和殖民從中國“借用”一樣。回顧歷史，在1500年前后，每個大的世界文明中心都處在大致相似的發展階段，有些文明中心在一個領域先進一些，而在別的領域則要落后一些。奧斯曼帝國、明朝時期的中國，稍后是印度莫臥兒王朝時期的北印度和歐洲國家體系及其俄國人旁支，在技術上因而也在軍事上，要比非洲、美洲和大洋洲分散的社會先進得多。雖然這意味著1500年的歐洲是最重要的文化中心之一，但絕對看不出有一天它將出現在頂峰。因此在研究歐洲興起的原因以前，有必要考查其他競爭者的實力和弱點。

特別是明代中國，在近代以前時期的所有文明中，沒有一個國家的文明比中國文明更發達、更先進。它有眾多的人口（在15世紀有1億至1.3億人口，而歐洲當時只有5000萬至5500萬人口），燦爛的文化，特別肥沃的土壤以及從11世紀起就由一個杰出的運河系統連結起來的、有灌溉之利的平原，并且有受到儒家良好教育的官吏治理的、統一的、等級制的行政機構，這些使中國社會富于經驗，具有一種凝聚力，使外國來訪者羨慕不已。這個農耕文明受到蒙古游牧部落的嚴重破壞，并且在忽必烈汗入侵以后被蒙古人統治著。但是，中國慣于同化征服者而不是被后者同化，當1368年出現的明朝重新統一帝國并最后打敗蒙古人的時候，許多舊的制度和知識都保留了下來。

對于接受教育尊重“西方”科學的讀者來說，中國文明最引人注目的特點必定是其技術上的“早熟”。中國在11世紀就出現了活字印刷，大量書籍隨后出現。商業和工業受到運河開鑿和人口壓力的促進，同樣很發達。中國的城市要比中世紀歐洲的城市大得多，商路也四通八達。紙幣較早地加速了商業的流通和市場的發展。到11世紀末，中國北部已有可觀的冶鐵業，每年能生產大約12.5萬噸鐵，主要為軍隊和政府所用，比如，100萬人以上的軍隊是鐵制品的一個巨大市場。值得指出的是，這一生產數字要比700年以后英國工業革命早期的鐵產量還多！中國也許是第一個發明真正火藥的國家，而且在14世紀末，明朝人曾用大炮推翻蒙古人的統治。

對中國文化和技術進步有了這些了解以后，再聽到中國人已轉向海外開發和貿易也就不足為奇了。指南針是中國人的另一發明，他們有些平底帆船同后來的西班牙大帆船一樣大，而與印度和太平洋諸島的貿易，從潛力上說與往返大漠商路的貿易一樣有利可圖。許多年以前中國人就在長江進行過水戰。13世紀60年代，為了征服宋朝的船隊，忽必烈汗強制組建他自己的備有拋射器的大規模戰船序列。14世紀初葉，沿海谷物貿易興旺發達。據記載，1420年明朝的海軍擁有1350艘戰船，其中包括400個大型浮動堡壘和250艘設計用于遠洋航行的船舶。這樣一支力量還不包括許多私人經營的船舶，但后者同海軍比起來顯得黯然失色。這些私人經營的船只那時已經在與朝鮮、日本、東南亞甚至東非進行貿易，并為中國帶來收入，因為國家試圖對這種海上貿易征收捐稅。

最有名的官方海上遠征，是1405年和1433年間海軍將領鄭和進行的七次遠洋航行。這支船隊有時由數百艘船舶和數萬人組成，遍訪從馬六甲和錫蘭（斯里蘭卡）到紅海口和桑給巴爾的各個港口。一方面他們向順從的地方統治者饋贈禮品，另一方面強迫桀驁不馴的統治者承認明朝政府。中國人從不曾搶劫和殺戮與殖民，這與葡萄牙人、荷蘭人和其他入侵印度洋的歐洲人不同。從歷史學家和考古學家可以告訴我們的關于鄭和船隊的規模、實力和適航性（有些大寶船看來大約有400英尺長和1500噸以上的排水量）來看，他們或許在航海家亨利王子的探險開始熱心地向休達以南推進之前好幾十年，就可以繞過非洲并“發現”葡萄牙、甚至發現美洲、澳洲而不是哥倫布“發現”美洲土著人。

但1433年中國的遠征是這條航線的最后一次遠航，在與倭寇和中國走私商人斗爭中明代開始閉關鎖國，部分原因是明朝北部邊疆再次遭受蒙古人的威脅，一支強大的海軍是一種耗資巨大的奢侈，中國沿海甚至長江沿岸的城市，不斷遭到日本海盜的襲擊，但它沒有認真重建帝國海軍。甚至葡萄牙船隊在中國沿海的反復出沒，也未能使當局重新估計局勢。作者認為中國倒退的關鍵因素純粹是信奉儒家學說的官吏們的保守性，所有重要官吏都關心維護和恢復過去，而不是創造基于海外擴張和貿易的更光輝的未來。根據儒家學說的行為準則，戰爭是一種可悲的活動，達官貴人對軍隊（和海軍）的厭惡伴隨著對商人的疑慮、私人資本的積累、賤買貴賣的做法、暴發戶商人的鋪張闊氣，都冒犯了這些權貴士大夫，程度幾乎如同他們激起了勞苦大眾的不滿一樣。雖然達官貴人們并不想完全停止整個市場經濟，但經常通過沒收商人的財產或禁止他們經商來干涉個別商人。中國民間進行的對外貿易，在達官貴人們的眼里必定顯得更加令人疑慮，而這僅僅是因為外貿較少受他們控制。中國印刷僅限于儒家佛家學術著作，沒有用于廣泛傳播實際知識，更很少用于社會批評。紙幣的使用被中止。中國城市從來也不被容許西方城市所享有的自治，商人和其他企業家無法興旺起來。即使那些發了財的人，也寧可把錢用于購置土地和興辦教育，而不情愿投資發展基礎工業。同樣，禁止海外貿易和海洋漁業，消除了刺激經濟持續發展的另一潛在因素。雖然幾個世紀與葡萄牙人和荷蘭人的奢侈品貿易對外貿易仍然存在。甚至1644年以后清朝取代明朝也未能停止這種持續的相對衰落。

而曾經領先歐洲幾百年的并曾威脅過歐洲的伊斯蘭世界，與中國有所不同，雖然16世紀初葉第一批歐洲航海家訪問中國的時候，對它的面積、人口和財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或許已經看出這是一個閉關自守的國家并認定中國不是一個“遠征的國家”。那時對奧斯曼帝國還不能這樣說，它當時正處在擴張的中間階段，由于離基督教世界的后院比較近，因此對后者更具有威脅性。從更大的歷史和地理背景來看，喀布爾國王巴布爾則從西北部通過征服者的道路侵入印度，于1526年建立莫臥兒帝國。他的孫子阿克巴（1556至1605年在位）順利地鞏固了這個帝國，他開創了西起俾路支東到孟加拉的北印度帝國。在整個17世紀，阿克巴的繼任者們繼續往南向信印度教的馬拉特人推進，這正好是荷蘭人、英國人和法國人從海上侵入印度半島的時候，而后者的規模要小得多。

對近代早期歐洲來說，最嚴峻的伊斯蘭世界的挑戰，當然來自于奧斯曼土耳其人，在16世紀初以前，他們的領地已從克里米亞（在那里他們侵占了熱那亞人的商業據點）和愛琴海（在那里他們夷平了威尼斯帝國）延伸到黎凡特（當今IS與此相關）。至1516年，奧斯曼軍隊奪取了大馬士革，次年入侵埃及，用火槍摧毀了馬穆魯克軍隊。這樣，他們在封鎖了印度通往西方的香料之路以后，溯尼羅河而上，并通過紅海推進到印度洋，在那里遇上了葡萄牙人的入侵。這令伊比利亞船員不安，那么同土耳其軍隊給東歐和南歐的王公和人民造成的恐怖比較起來，簡直算不了什么。土耳其人已經占有了保加利亞和塞爾維亞，并在瓦拉幾亞和整個黑海沿岸有決定性影響，在1529年土耳其人已包圍了維也納。而到1683年，他們再度包圍了維也納。奧斯曼海軍的擴張同樣令西歐人驚恐，穆罕默德二世曾用戰艦序列和幾百艘小船對其進行封鎖，以協助1453年的攻下君士坦丁堡并觸發了歐洲意大利的文藝復興，隨后奧斯曼艦隊曾用于橫穿黑海的戰役，用于往南向敘利亞和埃及推進，以及為控制愛琴群島、羅德島、克里特島和塞浦路斯島而同威尼斯發生的一系列沖突。常常襲擊意大利、西班牙和巴利阿里群島，并且最后于1571年攻占塞浦路斯，直到勒班陀戰役敗北才受阻止步。（1571年10月7日是歐洲基督教國家聯合海軍與奧斯曼帝國海軍在希臘勒班陀（Να?πακτος）近海展開的一場海戰。由西班牙王國、威尼斯共和國、教皇國、薩伏依公國、熱那亞共和國及馬耳他騎士團組成的神圣同盟（Holy League）獲勝。奧斯曼土耳其人在比羅馬帝國還大的一塊地區和許多臣屬民族中，確立了法定宗教信仰、文化和語言的統一。1500年以前的幾個世紀中，伊斯蘭世界在文化和技術上都領先于歐洲，其城市很大，照明設備好，并有排水系統，而且其中很多城市還有大學、圖書館和極其壯麗的清真寺。在數學、制圖學、醫學以及科學和工業的許多其他方面（磨坊、鑄炮、燈塔、馬匹繁殖），穆斯林都享有領先地位。奧斯曼從巴爾干基督教青年中招募未來土耳其士兵的制度，造就了一支虔誠的、統一的軍隊。對其他種族的寬容使許多天才的希臘人、猶太人和非猶太人為蘇丹效命，穆罕默德二世圍攻君士坦丁堡的主要鑄炮人就是一名匈牙利人。在像蘇萊曼一世這樣的成功領袖的領導下，一個強大的官僚階層管理著l400萬居民，而這時西班牙只有500萬人，英格蘭僅有250萬居民。君士坦丁堡在其全盛時期擁有50萬以上人口（1600年），比任何歐洲城市都大。

然而奧斯曼土耳其人也開始踉踉蹌蹌，轉向內戰，最后失去了支配世界的機會，雖然這種明顯的衰落比明王朝極其類似的衰落晚了100年。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證明這一過程是早期土耳其勝利的必然結果：奧斯曼軍隊雖然管理良好，或許可以維持一條很長的國界，但如果不付出大量人力和金錢的代價，則很難繼續擴張；而且奧斯曼帝國主義與后來的西班牙、荷蘭和英國帝國主義不同，它沒有順便帶來許多經濟利益。到16世紀下半葉，已有跡象表明，奧斯曼帝國在戰略上戰線拉得過長：一支龐大的陸軍駐扎在中歐，在地中海有一支耗資巨大的海軍在作戰，一些部隊在北非、愛琴群島、塞浦路斯和紅海作戰，而堅守克里米亞以防正在興起的俄國勢力則需要援軍。由于先以伊拉克而后以波斯為基地的什葉派，向當時占主導地位的遜尼派在行為與教義兩方面發起挑戰，使伊斯蘭世界發生分裂，即使在近東也沒有一個平靜的側翼。有時局勢像當時德意志的宗教斗爭一樣嚴重，蘇丹只有靠用武力鎮壓什葉派異端，才能維持其統治。然而在邊界另一邊阿拔斯大帝統治下的波斯什葉派王國，已完全準備好與歐洲國家聯合反對奧斯曼人，就像法國曾與“異教”的土耳其人聯合反對神圣羅馬帝國一樣。奧斯曼帝國與這一系列敵人作戰，需要杰出的領袖來維持其發展，遺憾的是1566年以后，陸續進行統治的是13個無能的蘇丹。

但外部敵人和個人的弱點并不能完全說明問題。奧斯曼帝國的整個制度像中國明朝的制度一樣，越來越多地受到專制集權和對創見、異端、商業的極端保守態度的影響。一個愚蠢的蘇丹可以使奧斯曼帝國陷于癱瘓，而一個教皇或神圣羅馬帝國的皇帝對全歐洲卻永遠做不到這一點。由于缺乏來自上面的明確指令，官僚體系的各個分支變得麻木僵化，它們對一切變故持保守態度，從而扼殺了新鮮事物。由于1550年以后沒有擴張領土和隨之而來的戰利品，不滿的軍隊轉而進行內部劫掠。商人和企業家（差不多都是外國人）早先曾受到鼓勵，現在發現自己遭到了不曾預料到的征稅和對財產的非法沒收。越來越高的苛捐雜稅使商業凋敝，城鎮人口減少。也許受害最大的是農民，他們的土地和牲畜被士兵劫掠。隨著局勢的惡化，文職官員也開始掠奪，他們索取賄賂并沒收貨物儲備。由于戰爭花費巨大，而且在同波斯的戰爭期間喪失了亞洲的貿易，因此政府更加拼命地搜羅新的財源，而這必然會給那些營私舞弊的收稅人更大的權力。

對于什葉派的宗教挑戰的強烈反響，明顯地反映和預示著官方將對各種形式的自由思想采取強硬態度。印刷業遭到禁止，因為它或許會傳播危險的見解。經濟觀念仍很原始：進口西方商品是被允許的，但出口被禁止；行會竭力阻止創新，阻止“資本主義”生產者興起的行為受到支持；宗教對商人的抨擊加強了。由于輕視歐洲人的思想和實踐，土耳其人拒絕采用抑制瘟疫的新方法，因此他們的人口受惡性傳染病的影響較大。在一次令人震驚的蒙昧主義的行動中，一支土耳其軍隊于1580年搗毀了一個國家天文臺，他們聲稱是這個天文臺引起了一場瘟疫。軍隊實際上成了保守主義的堡壘。盡管土耳其士兵注意到歐洲軍隊的新式武器，而且有時深受其苦，但他們自己現代化的步伐很慢。他們沒有用較輕的鑄鐵炮去取代笨重的大炮。勒班陀戰役失敗以后，他們沒有建造更大的歐洲型艦船。在南部的穆斯林艦隊僅僅奉命停泊在紅海和波斯灣比較平靜的水域，這就排除了建造葡萄牙式遠洋船的必要性。也許技術上的原因是一個因素，但文化和技術上的保守性也起了一定的作用（對比起來，北非伊斯蘭化的各國非正規的海盜船卻很快采用了裝配大炮的快速風帆戰船）。

上述對保守主義的評論甚至在更大程度上適用于莫臥兒帝國。盡管這個帝國的絕對版圖正處于頂峰，并且幾位皇帝具有軍事天才；盡管其宮殿富麗堂皇，其奢侈品的生產技術很高；盡管它甚至有一個復雜的銀行和信貸網絡，但這個帝國在骨子里還是羸弱的。一個東征西討的上層穆斯林處在主要信奉印度教的廣大赤貧農民群眾的頂端。在城鎮內部有非常多的商人和活躍的市場，印度教實業家對制造業、商業和信貸業的態度，本可以使他們成為韋伯清教倫理的優秀典范。在變成英帝國主義的犧牲品以前，在企業家社會正準備經濟“起飛”的圖景下，在印度生活中還有一幅較為陰暗的圖畫，它顯現出許多固有的阻滯因素。絕對嚴格的印度教戒律妨礙了現代化：嚙齒動物和昆蟲不許殺害，因此大量糧食受到損失；處理垃圾和糞便的社會習俗造成不衛生的環境，成為流行性黑死病的滋生地；種姓制度扼殺了創新精神，并限制了市場；而婆羅門祭司對印度地方統治者的影響，說明這種蒙昧主義還起著極大作用。這里存在著對任何激進變革的最根深蒂固的社會障礙。后來，許多英國人最初（在印度）進行搶劫，而后試圖根據功利主義原則統治印度，最后卻懷著這樣一種心情離開：這個國家對他們仍然神秘莫測。這是不足為怪的。

但莫臥兒王朝的統治不能同印度文官行政管理相比。富麗堂皇的王宮是窮奢極欲、揮霍浪費的中心，其揮霍的規模連凡爾賽宮的太陽王（路易十四）或許也認為有些過分。數以千計的仆從和食客，奢華的衣服、珠寶、嬪妃和奇珍異獸，大批的衛士，這一切只有建立一整套的掠奪機器才能支付。收稅官吏要向他們的主子繳納固定數目的款項，就得無情地掠奪農民和商人；無論收成和商業狀況如何，錢款都必須收進。除了起義以外，沒有憲法或其他東西可以阻止這種劫掠，所以當時稅收以“吃人”著稱就不奇怪了。因為每年的貢賦如此龐大，人民幾乎一無所獲。交通很少改善，沒有對付饑荒、洪水和瘟疫的救援機構，而這些災害是經常發生的。相比所有這些來說，明朝中國顯得寬厚多了，幾乎可算是進步了。看來莫臥兒帝國必定要衰落，因為它在南部要抗擊馬拉特人，在北部要抗擊阿富汗人，最后還要對付東印度公司，它越來越難以支撐下去。實際上導致它衰落的內因大大多于外因。

兩個特例：日本和俄國

到16世紀時，還有另外兩個國家雖然在版圖和人口方面都比明朝中國、奧斯曼帝國和莫臥兒王朝差得遠，但已展現出政治統一和經濟發展的跡象。在遠東，日本在其巨大鄰國開始衰落的時候，正向前邁進。地理位置給了日本人最好的戰略財富（就像它給予英國人的一樣），因為島國屬性可使它免遭陸上入侵，而中國就不具備這點。然而日本列島和亞洲大陸間的距離絕非不可逾越，而且大量日本文化和宗教都是從那個古老文明的國家借鑒來的。但當中國已由一個統一的官僚體系治理的時候，日本的政權還掌握在以氏族為基礎的封建領主手中，天皇反倒是無足輕重的。14世紀存在過的中央集權統治被氏族間的頻繁斗爭所取代，這種爭斗有如蘇格蘭氏族間的斗爭。這并不是大小商人的理想環境，但也沒有阻礙大量的經濟活動。在海上同在陸上一樣，企業家要同軍閥和軍事冒險家競爭，軍閥和軍事冒險家們都要從東亞的海上貿易中抽取利潤。日本海盜沿著中國和朝鮮海岸進行掠奪。與此同時，其他日本人則熱衷于與從西方來的葡萄牙和荷蘭訪問者交換貨物。基督教傳教團和歐洲貨物滲透到日本社會，這在日本比在冷漠的、自給自足的明帝國容易得多。

這種雖說動亂但還活躍的場面，很快就因越來越多地使用進口的西方武器而改變了。像發生在世界其他地方的情形一樣，日本的政權轉到了那些掌握大量資源，可以招募一支佩帶滑膛槍、最重要的是帶有大炮的軍人和集團手中。結果大軍閥豐臣秀吉控制下的政權在日本鞏固起來。豐臣秀吉的野心導致他兩次試圖征服朝鮮。當兩次征討失敗后，他于1598年死去，內亂再次威脅日本。但幾年之中全部政權又集中到德川家康和以他為中心的德川氏手中，這次中央集權的軍事統治不會被動搖了。

在許多方面，德川幕府時代的日本具有上一世紀在西方產生的“新君主制”的特點。重大的區別是幕府放棄海外擴張，實際是放棄同外部世界的一切實質上的聯系。1636年，遠洋船舶的建造停止了，而日本公民則禁止在公海航行。同歐洲人的貿易僅限于停靠長崎港出島的特許荷蘭船（還有蘭學即荷蘭學）。甚至在這之前，實際上所有基督教徒（外國的和本地的）都根據幕府命令改宗或被殘忍地屠殺了。這些嚴厲措施背后的主要動機顯然是德川氏決心實現沒有爭議的控制，因而外國人和基督徒被看成是潛在的顛覆分子。其他封建貴族也同樣被看成顛覆勢力，所以要求他們每兩年都要前往都城江戶住一段時間協助將軍處理政務，且在他們被允許住在自己領地的期間，他們的妻子得留在江戶（東京），實際上是被當作人質。

這種強制性的統一本身并沒有抑制經濟的發展，也沒有扼殺杰出的藝術成就。全國性的和平有利于商業，城鎮和總人口都在增長，現金支付的發展使商人和銀行家的重要性提高。然而，后者從未被容許獲得意大利、尼德蘭以及英國商人和銀行家所取得的社會和政治的突出地位，而日本人顯然還不能了解和采用別人發明的技術和工業發展的成就。像明王朝一樣，德川幕府故意選擇了與世隔絕的道路，只有個別領域例外。但它損害了日本的相對實力。由于輕視經商、被禁止旅行或者除慶典之外炫耀自己的武器，依附于主子的武士們過著刻板沉悶的生活。整個軍事制度僵化了200年，所以當分艦隊司令佩里5著名的“黑船隊”于1853年來到的時候，驚慌失措的德川幕府別無他法，只得同意美國人補給和獲得其他便利的請求，閉關鎖國被打破。

在政治統一和發展時期之初，俄國在某些方面同日本相似。首先，它在地理上遠離西方，這部分是因為交通不便，部分是因為周期性地與立陶宛、波蘭、瑞典和奧斯曼帝國的軍事沖突中斷了已經存在的那些道路。但俄國王室還是深受歐洲文明的影響，且不僅僅是受東正教的影響。其次，它從西方找到了對付亞洲平原騎兵攻擊的解決方法，這就是滑膛槍和大炮。莫斯科用這些新式武器可自立為一個“火藥帝國”，從而進行擴張。由于瑞典人和波蘭人也擁有這種武器，因此向西攻擊是困難的，但利用這種軍事優勢向南部和東部的游牧部落和汗國進行殖民擴張就變得容易得多。例如至1556年，俄國軍隊已到達里海。伴隨這種軍事擴張而來的常常是探險家和拓荒者，他們不斷向烏拉爾山脈以東推進，通過西伯利亞，并在1638年前實際上抵達了太平洋西海岸。探險者和拓荒者的活動常使軍事擴張黯然失色。盡管有來之不易的相對于蒙古騎兵的軍事優勢，但俄國的發展并非輕而易舉或命中注定。被征服的民族越多，內部紛爭和叛亂的可能性就越大。國內貴族也經常不安分，甚至在伊凡雷帝清洗了他們中的很多人以后也是如此。韃靼人的克里米亞汗國仍然是一個強敵，它的軍隊于1571年洗劫了莫斯科，并且直到18世紀仍保持獨立。來自西方的挑戰更具威脅性，例如波蘭人在1608到1613年之間曾占領莫斯科。

俄國更深一層的弱點是，盡管它從西方有所借鑒，但在技術上仍然是落后的，在經濟上仍是不發達國家。氣候嚴寒、距離遙遠和交通不便是部分原因，嚴重的社會弊端也起了作用，其中包括沙皇的軍事專制主義、東正教對教育的壟斷、官吏們貪贓枉法和缺乏預見性，以及農奴制度——這種制度使農業處于封建和停滯狀態。但盡管有這些相對落后性，盡管有種種挫折，俄國還是繼續進行擴張，把用于強制俄國人順從的軍事力量和獨裁統治強加給新的領土。在從西方借鑒足夠多的軍事實力使現存制度獲得維護的同時，任何西方社會和政治“現代化”的可能性都受到顛覆的抵制，例如，住在俄國的外國人被同本地人隔離開來，以免后者受到顛覆性影響。沙皇帝國與本章提到的其他專制國家不同，它得以生存延續，并在日后成長為世界強國。但是在1500年，甚至遲至1650年，許多法國人、荷蘭人和英國人未必清楚這一點。但隨后俄羅斯曾令人驚訝地擴張到了2200萬平方公里領土，而日本在二戰中一度控制了約8000萬平方公里的海洋與土地。

歐洲的奇跡源自何處？

在定居于歐亞大陸西部分散的、相對來說缺乏經驗的民族中，發生了一場不可阻擋的經濟發展和技術創新。這一過程使其在世界事務中穩固地成為商業和軍事先驅，這是什么原因呢？這個問題引起學者和其他評論家們的注意已達幾個世紀之久。以下段落能做的僅僅是對有關知識作一綜述。即有一種主要由經濟和技術進步所引起和驅動的機制，雖然這種發展總是同其他可變因素，例如社會結構、地理和偶然事件發生交互作用；要理解世界政治的進程就必須把注意力集中到物質和長期起作用的因素上，而不是人物的更換或外交和政治的短期變化上；實力是一種相對的事物，只有通過各個國家和社會之間的經常比較才能加以描述和衡量。

觀看16世紀世界“實力中心”的地圖時，歐洲有一個特征就是政治上的分裂和多樣性。在古羅馬陷落后的1000年里，主要政治權力都是既小又局限在個別地方。西方查理曼大帝時期或東方基輔羅斯公國時期那樣只是暫時的事情，會因統治者的更換、國內起義或外部入侵而隨即結束。但從來沒有一種單一的顏色可以用來標明一個統一的帝國。最后，歐洲不同的氣候條件造成了適于交換的不同產品，隨著市場關系的發展，這些產品沿著河流或通過林間小道從一個村落運送到另一個村落。這種貿易的最主要特點或許是它主要由大宗貨物組成——木材、糧食、酒類、羊毛、鯡魚等，它們是為了滿足歐洲15世紀日益增長的人口的需要，而不是東方商隊貿易所需的奢侈品。在這方面，地理又起了關鍵作用，因為這些商品用水上運輸要經濟得多，而歐洲又有許多可通航的河流。周圍環海對至關重要的造船工業是又一種刺激，到中世紀末期時，繁榮的海上貿易就在波羅的海、北海、地中海和黑海之間進行。歐洲的繁榮，豐富了其食物并導致建立了新的財富中心，定期的遠距離商品交易必然會促進國際范圍內的匯票、信貸制度和銀行業的發展。商業信貸還有保險單的存在本身就表明經濟形勢基本上是可預見的，而在這以前世界任何地方的私商幾乎都沒有享有過這種條件。

分散的主要是不受壓抑的貿易，以及由商人、港口和市場發展形成的政治和社會具有重大意義。盡管商人常遭搶劫，商品被盜，財產被占，加上羅馬教皇高利貸、對贏利的中間人和放債人的厭惡，在許多方面與儒家學說產生了共鳴。但歐洲不存在一個可以有效地阻止這種或那種貿易發展的統一政權；沒有一個中央政府由于改變了發展的進程而造成某一特定工業的興起或衰落，在基督教改革時代歐洲政治分裂的環境下，要使每個人都承認教皇1494年把海外世界劃分為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勢力范圍，是不可想象的，更難想象禁止海外貿易的命令（如中國明朝和德川幕府時代的日本所頒布的法令）會取得什么效果。

事實是，即使別人在掠奪和驅逐商人的時候，歐洲總有一些王公和地方貴族愿意容忍商人及其行為方式，而且如文獻所載，受壓迫的猶太商人、破了產的佛蘭芒紡織工人和受迫害的胡格諾派新教徒，遷移時都隨身帶著他們的專門技藝。一個萊茵蘭的男爵因對商旅過度征稅而發現，商路改到了別的地方，他的收益不翼而飛了。一位賴債的君主，在面臨下一次戰爭威脅并急需資金去武裝他的陸軍和艦隊時，很難再借到一筆貸款。大部分歐洲政權逐漸地、不平衡地與市場經濟形成了一種共生的關系，為市場經濟提供了國內秩序和非獨斷專行的法律制度（甚至也對外國人提供），并以稅收形式得到日益增長的商業利潤的一部分。在亞當·斯密創造出精確定義之前很久，西歐某些社會的統治者就已默認，“為了把一個國家從最低級的野蠻狀態發展到最大限度的繁盛，除了和平、輕稅和寬容公正的政府以外，不再需要什么了……”那些缺乏洞察力的領導者，如西班牙卡斯蒂利亞王國的君主或法國一個偶爾上臺的波旁國王，企圖殺掉下金蛋的鵝，結果就是財富減少，以及隨之而來的軍事實力的衰退。

意大利文藝復興、蘇格蘭的啟蒙、宗教革命與法國啟蒙運動，是歐洲崛起的文化與價值觀革命。這促進了科技進步與政治革命或改革，但同樣明顯的是，只有像威尼斯和米蘭這樣比較富裕的國家，才能養得起由有名的雇傭兵隊長指揮的新式軍隊，并提供資金進行海洋遠航和殖民遠征，面對殖民帝國的船堅炮利，絕大多數東方國家淪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歐洲與北美先后崛起了9個殖民大國，如葡萄牙（殖民地面積1080萬平方公里）、西班牙（殖民地最大面積達2050萬平方公里）、荷蘭、英國（全盛時3610萬平方公里）、法國（最多時1060萬平方公里）、德國（曾有260萬平方公里殖民地）、美國（從建國時230萬平方公里擴張到約960萬平方公里，曾從西班牙手中奪取菲律賓古巴等等殖民地）、俄國（從200多萬平方公里擴張到2240萬平方公里、日本（曾一度控制8200萬平方公里領土與海洋，上述部分資料源自解放軍出版社《地緣戰略與大國安全》），西方殖民者依靠先進技術侵略奴役殖民地贏得了巨大不法利益，這是此書唯恐避之不及的領域，讀者對此應有清醒認識。

海洋遠航與海洋文明意識

眾所周知，南島語系的先人在公元前兩三千年就實現了跨洋航行并逐步分布到太平洋印度洋絕大部分島嶼上，鄭和艦隊在1405至1433年曾舉行了跨越印度洋的遠航（有學者推測還進行了環球遠航），但并未改變農耕文明，而葡萄牙西班牙王室資助的跨洋與環球遠航因為開辟了全球化工商文明而改變了農耕文明占主導地位的世界而載入史冊，但葡、西兩個最初的殖民帝國沒有完全拉開大國輪番崛起的世界史幕布，因為兩國都缺乏產業創新的動力，都耽于財富的掠奪與消耗，都沒有將創造財富推向規范發展的軌道。“海上馬車夫”荷蘭人在歐洲貿易中，充當了一個有利雙贏的貿易使者角色。這就從根本上走上了與葡、西兩國暴力掠奪不同的道路。政府圍繞商業利益運轉，國家不參與歐洲事務及其相關的利益爭奪，全民皆商的國家機制讓荷蘭人殖民海外，終于在十七世紀中期將國家建成一個商業大國，并創建了商業運輸業等等產業與金融業，特別是“郁金花泡沫”呈現了現代金融危機濫觴，還出現了“荷蘭病”。這段歷史《大國的興衰》并未提及，而從哈布斯堡王王朝爭霸寫起，從金融、地緣政治與贏得戰爭，論述了各國人口、軍隊規模特別是海軍規模對戰爭勝負的重大影響。而英國工業革命特別是蒸汽機革命使英國成為了“日不落帝國”，而以電力革命為代表的第二次工業革命使法、德、美、俄羅斯、日本先后走向世界爭霸舞臺，這其中蘊藏著能源左右著經濟與戰爭勝負。“大西洋也提供了在照明、潤滑和其他許多方面有重要用途的鯨沒和海豹油。”工業的能源革命的“結果是歐洲在1800年占有或控制了世界35%的土地，到1878年已超過84%。”“意味著先進國家擁有的資源比在底層的國家多50至100倍。”“大約在1860年英國生產了全世界鐵產量的53%，煤和褐煤產量的50%還幾乎消費了世界原棉產量的半數。”“它的現代能源（煤、褐煤、石油）消耗是美國或普魯士德國的五倍，法國的6倍，乃至俄國的155倍！”伴隨著教育、科技發展歐洲領先世界其他地方差距越來越大。作者還特別提到了1890年至1938年各大國能源消耗（以百萬公噸煤當量計算），1890年美國、英國居前兩位分別是147和145，居第三的德國只有71，法國只有36，俄國僅11，到1938年變成了美國697、英國196、德國228、俄國177，而日本只有96.5，意大利只有27.8。能耗是比鋼鐵更為可靠的國家實力對比最佳尺度。

大國地位“首先存在于這個國家本身，也即人民之中，存在于他們的技術、能力、抱負、紀律和創造力，存在于他們的信仰、神話和幻想之中。而且它也存在于所有這些因素的相互關聯之中。”

而制造業指數表明各國經濟實力變化情事，作者以各國1913年（一戰前）為指數100，到1938年（二戰前）分別為世界182.7,美國143.0,德國149.3,英國117.6,法國114.6,蘇聯857.3,意大利195.2,日本552.0，從中可見蘇聯發展迅速高居首位，部分可見其制度某些優越性。日本第二但有侵略占領中國東北因素，據專家估計東北占經濟總量一半，可見當年國民黨政府不抵抗放棄東北罪惡之大。

綜上所述，本書論述的主體是近現代（即文藝復興、啟蒙運動之后）的國家或國際力量，追述和闡明了自西歐建立“新君主國”和全球性跨洋國家體系以來，5個世紀中各大國的相互關系與興亡盛衰。它的重點是描繪國際體系中的一流強國在勵精圖治、富國強兵的過程中，經濟與戰略的相互影響。

因此，本書副標題所講的“軍事沖突”，總是與“經濟變化”聯系起來考查。在這一時期，任何大國的勝利或崩潰，一般都是其武裝部隊長期作戰的結果；同時，它也是各國在戰時能否有效地利用本國可用于生產的經濟資源的結果。進一步說，從歷史背景來看，它也是由于在實際沖突發生以前數十年間，這個國家的經濟力量與其他一流國家相比是上升還是下降所致。有鑒于此，本書認為，研究和平時期大國地位如何持續變化，同研究它在戰時如何打仗一樣重要。在此概述如下：

一流國家在世界事務中的相對地位總是在不斷變化，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各國國力的增長速度不同；二是技術突破和組織形式的變革，可使一國比另一國得到更大的優勢。例如，公元1500年以后問世的載炮帆船和大西洋貿易的繁榮，就使歐洲各國受益不同，一些國家的發展速度比另一些國家快得多。同樣，后來開發的蒸汽動力及其依賴的煤炭，隨后的電力、石油等等更優質能源引發的產業革命與能源革命。《大國的興衰》，是一部廣泛論述國際政治、經濟、軍事、外交和歷史的巨著。作者通過反思五百年來世界各大國興亡盛衰、成敗得失的經驗教訓，強調經濟和科技的發展是社會發展的基礎，經濟力量是軍事實力的后盾，進而揭示了大國興衰的秘密：大國興起，起于經濟和科技發達，以及隨之而來的軍事強盛和對外征戰擴張；大國之衰，衰于國際生產力重心轉移，過度侵略擴張并造成經濟和科技相對衰退落后。這竟然預言了蘇聯和美國衰落。許知遠所作的序，簡單明了地揭示了閱讀這樣一本描述和分析國際格局近500年風云變幻的經典書籍，對當代中國人可能會產生怎樣的啟示。他還指出，中國當前的形勢和地位，十分值得我們以一種理智、謙虛的眼光來重新審視我們自己，審視本書所揭示的“興衰的秘密”是否值得今天的即將、甚至已經進入了大國行列的中國借鑒。

此外對未來可能會出現大國的猜測，以及21世紀的中國應該如何再度實現民族的偉大復興。中國能否和平崛起，能否避免大國戰爭成為當前爭論焦點。毫無疑問，歷史上大國的興衰轉換絕大多數是通過戰爭來實現的。保羅·肯尼迪認為經濟變遷和軍事沖突，既是大國興衰的主要原因，也是其在世界舞臺上沉浮的主要表現。在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并必然在某個不遠的時間點成為第一大經濟體，修昔底斯陷阱成為輿論熱點，當中國準備在21世紀“和平崛起”之際，這本書顯然是很值得國人一讀而再讀并反思的著作。中國人素來有天下主義的抱負，但并不孜孜于追求中國的世界領導地位，也不反對由美國主導的全球化。但是，當今這個世界上還是現實主義者多過理想主義者。國際政治領域的現實主義反對政治一體化，滿足于現在的國際無政府狀態，堅持國家利益，民族利益至上。如果他們有理論上和政治上保持強勢，世界聯邦和世界政府的理想就會遙遙無期。在這種情況下，正在迅速崛起的中國就要準備好有朝一日擔當“最后的大國”的歷史責任。

如果中國有機會在21世紀成為最后的大國，那就不僅僅是一種崛起，而且是一種偉大的民族復興。在世界歷史上，古羅馬之后無羅馬，但唐宋之后有中國，這是中國文明偉大奇異之處，中國與英國和美國不同，是一個有五千年悠久歷史、中華文明從未間斷的國家，曾經有過多次的沉淪與復興。中國從來不是也永遠不會是殖民帝國，這是與其他殖民帝國根本不同的最大區別點。日本軍國主義者反對東京審判，提出“帝國主義無權審判帝國主義”的邏輯，但這一邏輯對中國朝鮮印度東南亞等等遭受殖民侵略與統治的國家無效且不值得一駁。早在400多年前利馬竇等等西方傳教士來華時就民敏銳地發現，中國不是一個遠征的國家即不是一個擴張的國家。有人比喻目前的中國是“有一手好牌，可千萬別打壞了。”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經濟迅速發展，目前鋼、煤、水泥等等產量銷量均超過世界50%，是世界第一能源消耗大國，成果可喜但有巨大隱憂，中國以消耗世界20%以上能源只生產了全球GDP10%，前些年霧霾面積一度高達270萬平方公里，中國青年夫妻的不育率直線上升，專家估計與污染調度相關，這直接危及中華民族生存與發展，這一粗放發展方式再也不能持續下去，中國面臨重大或許是痛苦的轉型，面臨能源革命、建設生態文明與美麗中國的巨大時代挑戰，中國能否應對這一挑戰是歷史巨大考驗，這與中國能否和平崛起與復興，也是時代的巨大挑戰，這也是讀懂《大國的興衰》、能否從中得到啟示的關鍵，本書值得第一個有抱負的中國人仔細閱讀與思考。

（后記：本來本期書評想評論上海世紀出版集團《槍炮病菌與鋼鐵》，因面臨紀念抗戰暨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因素和其他原因，臨時換評《大國的興衰》，后發現最初用的四川出版社出版、天津編譯中心翻譯的最初版本錯誤甚多而臨時換成評論中信出版社最新出版的《大國的興衰》，部分引文引自四川出版社版本，特此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