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歷史教訓中探索世界安全和平秩序

歷史是什么？不同的人有判若云泥的解答。有英雄史觀，有教訓史觀，有真實史觀也有現實史觀。而世界秩序、國際秩序和國際法是什么？不同國家各有不同利益，從而有不同解釋。美國前國務卿、92歲高齡的基辛格新著《世界秩序》中文版，出版后3個月即售出20萬冊，源自其獨特睿智的史學與現實戰略思考，中國一份報紙以：“若無世界秩序，人類或被摧毀”為標題報道了基辛格參加2015京城國際論壇的發言摘要，但仔細閱讀卻發現，此文或有文不對題之嫌疑，基辛格認為已往歷史從來沒有世界秩序，這表明建立世界秩序和公認的國際法體系，是何等艱辛甚至幾乎不可能，而慘酷的現實是，曾顯赫一時的西歐殖民主義體系及其秩序已是聲名狼藉，并留下了至今難以解決的惡果：印巴沖突、巴以沖突、中東亂局等等。

歷史迄今尚世界秩序

探索以往歷史，國家間與不同民族間關系，除了西歐的源自公元1648年威斯特伐利亞條約（the Peace Treaty of Westphalia）體系，有帝國體系，還有亞洲特別是東亞的朝貢體系。由于沒有公認的世界秩序，以往歷史基本是一部戰爭史、征服史、帝國興衰史。起源于西歐的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啟蒙運動與工業革命的西歐地域文明，讓西歐殖民主義者一度征服與統治了世界上84%的領土，并使西歐人的文明與所謂秩序即殖民主義秩序推廣到有人類生存的、而且可以給資本帶來利潤的各大洲，亞洲的朝貢體系崩潰，而殖民列強的帝國“文明”實則叢林法則伴隨著三次世界規模的戰爭（包括1756年至1763年的7年戰爭，由于這一戰爭發生時通信技術手段落后、在不同大洲有不同名稱而很少有人如丘吉爾認定為首次世界范圍戰爭。）和冷戰已經臭名昭著，文明沖突的理論在恐怖主義、邪教充斥的現代社會中依然是爭論極大，隨著能夠毀滅人類的核武器、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擴散，以及環境污染、氣候變化與生物多樣性銳減，世界末日理論與預言甚囂塵上，有學者直指現代已進入“人類世（紀）”。人類已經有了自我毀滅的手段，問題是什么時候有什么人能有這種意志？。

有著數千年文明史的中國，隨著西風東漸和喪權辱國的中英江寧條約（南京）簽訂，以及一系列不平等條約的簽訂，東亞的朝貢體系消失并讓位于西方的殖民條約體系，古老的農業中國遭遇了“三千年未有之變局”，面臨亡國滅種威脅的中國有志之士，在殖民列強侵略與反抗滿清腐朽統治斗爭中，先后發生了洋務運動、維新自強、戊戌變法、辛亥革命，隨著日本學習西方殖民主義列強走上軍方主義道路并以“失之歐美、得之滿蒙朝鮮”對外侵略、殖民與擴張，亞洲諸國遭受了最嚴重的摧殘與苦難，對中國來說是臺灣先后被荷蘭與日本殖民者侵占、奴役，數千萬同胞成為亡國奴，而對琉球王國、蝦夷（北海道）和部分臺灣原住民人民來說，更是亡國滅種和原土著文明的消失，而西方殖民者還造成了美洲、澳洲土著幾乎全部消失，大批非洲黑人成為美洲黑奴，即使是歐洲的波蘭也曾被四次瓜分亡國，古印度分裂成為印度與巴基斯坦，而二戰后的中東巴勒斯坦以條約形式產生了以色列，造成中東多次戰爭且迄今和平遙遙無期。條約體系固然目前在世界占主導地位，但近代以來伴隨著殖民大國興衰，總有新條約不斷取代舊條約，《魔鬼詞典》將大炮解釋為“修改國界的儀器”，殖民主義列強的條約體系，毫無疑問是造成這一秩序分崩離析的主要原因，最突出的表現為第一次世界大戰，恩格斯早就預言了這一次世界大戰，“成打的王冠擲落橋頭而無人拾取。”一戰中奧匈帝國、沙俄帝國、奧斯曼帝國、德意志帝國消失印證了這一預言。二戰中“和魂洋才”、全面師法西方殖民列強、侵略擴張的日本殖民帝國也煙消云散，最深刻表明了殖民列強所鼓吹的各自世界秩序，在道義上和現實中早已失敗與破產。

有專家認為，基辛格《世界秩序》的核心貢獻，就是指出世界秩序不只一種，而是存在著“多個種類”：“有著差異的文化歷史、對世界秩序有著不同看法的世界各個地區”其實并未形成過一個真正全球性的“共同”世界秩序。基辛格從中表達的希望不是別的，恰恰是懷有如此不同歷史經驗和價值的各國人民能夠塑造出一個全球統一或是共同的世界秩序。由于中國在短短30多年的改革開放后迅速發展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羨慕、嫉妒、仇恨、恐懼等等在某些國家中引起共鳴，其中來源是哈弗大學15個所謂新老國家交界的過程中，10個出現了戰爭和巨大的沖突，伴隨著新中國1949年成立和1978年改革開放，中國經濟迅速發展并成為第二大經濟體，中美關系和中國與周邊國家關系引人矚目。中美關系成為當今世界最為重要的關系之一，中美走向沖突無疑將是世界性的悲劇。

基辛格認為秩序永遠需要克制、力量和合法性三者間的微妙平衡。但問題是力量變化之后怎樣平衡？美國本身于1898年發動對西班牙戰爭，奪取了古巴、菲律賓、夏威夷等等殖民地和原住民土地，而在1917年美國總統宣布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宣布：我們沒有私心，我們不追求征服別國，也不追求占有領土。我們不為自己索取賠償，我們只是人類權力的捍衛者。并認為美國的原則與政策也是每個現代國家每個開明社會的原則和政策。但美國除了參加兩次世界大戰，還發動了一系列干涉他國內政的戰爭，特別是伊拉克、阿富汗戰爭，給當地人民帶來了深重災難，更是造成當今恐怖主義泛濫的原因之一。當今世界阿拉伯之春引發的敘利亞戰爭仍在持續發酵，遠東方面日本與中國、俄羅斯、韓國島嶼主權爭議依然存在。

基辛格認為，對于中國在世界秩序中扮演何種角色的問題，我想現在無人能夠作答，但是每個人又都清楚必須確定中國角色。世界秩序一個最基本的條件，就是沒有任何國家愿意通過武力而非和平方式解決糾紛。現在大國間沖突不斷，如果這種狀況持續下去，將對人類構成災難，其參與者也將很難從災難中恢復。就像一戰后的歐洲，如果1914年時歐洲領導人知道大戰之后歐洲將變成什么樣，他們就不會開始第一次世界大戰了。習近平主席把國際挑戰定義為創立一種可使潛在敵人成為合作伙伴的體系。這樣的例子在歷史上不多，這代人承載的一個獨特任務就是實現這個目標。

美國前國務卿、正參加2016年美國總統選舉的希拉里•克林頓曾經對基辛格的這本新書做出如下評價：盡管在某些具體政策上與現實有所分歧，但他的分析在很大程度上是與美國政府在過去6年間“努力構建一個適應21世紀的全球安全與合作體系”的宏觀戰略相契合的。認為多年來，美國致力于保護和擴展對自由、市場經濟和對國際合作的承諾。基辛格對此的評價是中肯且積極的：一種遵守共同規則和規范、接受自由經濟體系、放棄領土征服、尊重國家主權、實行參與式和民主治理制度的國家合作秩序，這種秩序在不可阻擋地擴大。

但問題是在現今中東，恐怖主義比美軍發動伊拉克戰爭前更為猖獗，難民問題和人道主義危機更為嚴重。

今年11月13日晚，伊斯蘭教原教旨主義者ISIS組織的巴黎恐怖襲擊讓世界震驚與憤怒。與此同時，在近期IS大肆擴張以及大批敘利亞等伊斯蘭難民涌入歐洲的背景下，關于伊斯蘭與西方世界的沖突與融合再度成為公眾討論的話題。

基辛格在《世界秩序》里說，當今世界的復雜程度超過了冷戰時期，面臨著多樣的挑戰，包括極端組織“伊斯蘭國”、烏克蘭局勢、伊朗核計劃等。而其中，最直接挑戰之一來自“伊斯蘭國”和伊斯蘭教極端主義。

基辛格認為，伊斯蘭教不同于有史以來的任何其他社會，它具有擴張性，在某些方面追求極端的平等主義。它規定每日頻頻禱告，把信仰變成了一種生活方式。它強調宗教和政治權力的一體性，從而把伊斯蘭教的擴張從一項帝國的事業變成了一項神圣的義務。在他們眼中，伊斯蘭教既是一種宗教，又是一個多族裔的超級國家和一種新的世界秩序。

被伊斯蘭教征服的地區或受伊斯蘭教控制并進貢的非穆斯林居住地區，被視為一個單一的政治單元，即“伊斯蘭之家”，意為“和平之地”，由哈里發統治。而“伊斯蘭之家”以外的地區都被稱為“征伐之地”。伊斯蘭教的使命是把這些地區納入自己的世界秩序，從而實現世界和平。

實現這一普世體系的戰略被命名為“圣戰”，即所有信徒有義務通過斗爭傳播自己的信仰。“圣戰”包含了戰爭之意，但又不僅僅是一項軍事戰略。這個詞還意味著使用其他手段全力救贖他人并傳播伊斯蘭教的教義，比如通過信仰追求或建功立業來弘揚伊斯蘭教。在不同的時代和地區，強調的重點因時因地有很大的差異。信徒可以用“他的一顆心，他的舌頭，他的一雙手抑或利劍”投身“圣戰”。

早期的伊斯蘭國家向其周邊傳播教義。它曾一度形成了一個單一的政治實體，統治了一個信奉伊斯蘭教的社會，對世界其他地區構成潛在的威脅。自從那時以來，情況已經發生了極大的變化。伊斯蘭與非伊斯蘭社會之間的交往歷經滄桑，既有和諧共處的時期，也有勢不兩立的時候。

貿易往來把伊斯蘭世界和非伊斯蘭世界更緊密地連在一起；雙方也常常為了共同的重大目標攜手合作，在外交上結盟。然而二元世界秩序概念仍然是伊朗的官方理論并載入其憲法，也是黎巴嫩、敘利亞、伊拉克、也門、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少數族裔武裝組織的戰斗口號，和世界各地幾個活躍的恐怖主義團伙——包括“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蘭國”（ISIL，以下簡稱“伊斯蘭國”）——信奉的意識形態。

“圣戰”是要改造世界，第一次世界大戰后中東領土解決方案認可的世俗現代化和穆斯林的分裂，令眾多穆斯林私下里痛心疾首。學識淵博、充滿激情的宗教學者兼穆斯林兄弟會意識形態理論家賽義德•庫特布對這一現狀宣戰。庫特布認為，伊斯蘭教是給予人類唯一真正自由的普世體系。他的同代人大多對他宣揚的暴力手段望而卻步，然而一批堅定的信徒——如同他設想的先鋒隊——開始形成一個核心。對于一個自認為已經超越“歷史”上的意識形態沖突的全球化的世俗世界，庫特布及其信徒的觀點顯得太極端，無法贏得足夠重視。在宗教極端主義者眼里，這些觀點代表了一種真理，它否定了威斯特伐利亞國際秩序乃至任何其他秩序的規則和準則。

過去幾十年里，這些觀點成了中東及其他地區極端分子和“圣戰者”的戰斗口號，并得到了基地組織、哈馬斯、真主黨、塔利班、伊朗的教士政權、“伊扎布特”（“解放黨”，在西方國家極為活躍，公開鼓吹在一個伊斯蘭教統治的世界里重建哈里發帝國）、尼日利亞的“博科圣地”、敘利亞的極端民兵組織“努斯拉陣線”和著手在敘利亞和伊拉克建立哈里發國的“伊斯蘭國”的呼應。這些觀點也代表了1981年暗殺薩達特的埃及極端分子信奉的好戰信條。他們重拾“被忽視的圣戰責任”，稱與以色列媾和的本國總統為叛教者，指控他在兩個問題上大逆不道：一是承認了猶太國家的合法存在，二是（他們認為）同意了把自古以來屬于穆斯林的土地拱手讓給了一個非穆斯林民族。

以上思想體系幾乎完全顛覆了威斯特伐利亞世界秩序。純之又純的伊斯蘭主義認為，國家不能成為一個國際體系的出發點，因為國家是世俗的，因而也是不合法的。國家在演變成為一個規模更大的宗教實體的過程中，充其量也許可以獲得某種臨時性的地位。不干涉他國內政不能成為一個指導方針，因為對國家的忠誠偏離了真正的信仰，而且“圣戰者”有義務改造“征伐之地”——不信伊斯蘭教的人居住的世界。圣潔，而不是穩定，才是這一世界秩序觀的指導方針。

在反對西方意識形態斗爭中產生了基地組織。1979年蘇聯出兵阿富汗，導致穆斯林世界許多人前往阿富汗參加圣戰。在蘇聯撤軍后，1989年，沙特阿拉伯王國心懷不滿的子孫之一、參加了阿富汗反蘇“圣戰”的本•拉登回國，宣布要開始一場新的斗爭。本•拉登及其追隨者遵照庫特布的著述成立了一個先鋒隊組織（基地組織），通過它進行全面“圣戰”。該組織的“近期”目標是沙特政府及其地區伙伴國，“遠期”目標是美國。基地組織辱罵美國扶持中東不遵守伊斯蘭教教義的國家政府，并在199至~1991年的海灣戰爭中，在沙特阿拉伯部署外國部隊玷污了伊斯蘭教。依本•拉登之見，真正的信仰與異教徒世界之間的較量已經開始，而且事關生死存亡。世界上的非正義已經達到了用和平手段無法解決的地步，現在需要采用暗殺和恐怖主義手段，從而讓基地組織的遠近敵人心寒膽戰，喪失抵抗斗志。

基地組織野心勃勃的計劃，從襲擊美國及其盟國在中東地區和非洲的設施開始。1993年對世貿大廈的襲擊顯示了該組織的全球野心。2001年9月11日，基地組織的攻勢登峰造極，襲擊了世界金融體系樞紐紐約和美國權力的政治樞紐華盛頓。“9•11”事件是迄今為止最致命的一次襲擊，短短幾分鐘內2977人喪生，遇難者幾乎全部是平民，還有數千人在襲擊中受傷或身體健康受到極大損害。本•拉登在襲擊前宣布了基地組織的目標：將西方及其影響逐出中東，推翻與美國結成伙伴合作關系的國家政府，解散它們的政治體制。本•拉登嘲弄這些國家是“紙糊的蕞爾小國”，其政治結構是為了西方大國的需要而非法建立的。一個新的伊斯蘭哈里發政權將取而代之，再現公元7世紀時伊斯蘭教的輝煌。一場圍繞世界秩序的戰爭就此拉開帷幕。

這場沖突的戰場橫貫沙特阿拉伯的腹地。2003年基地組織推翻沙特王朝的企圖失敗后，沙特阿拉伯成為基地組織最堅決的反對者之一。沙特阿拉伯皇室家族認為，沙特阿拉伯的安全和國家利益系于和西方保持建設性的關系以及參與全球經濟。然而，作為伊斯蘭教的誕生地和伊斯蘭教圣地的保護者，沙特阿拉伯又無法偏離正統的伊斯蘭教。為了對付激進的伊斯蘭教普世主義，它先聲奪人，建立了一個現代國家體制和威斯特伐利亞國際關系與伊斯蘭教中原教旨色彩也許最濃厚的瓦哈比派嫁接的脆弱混合體，并在國際上出錢扶持它，結果有時在本國內造成了自相矛盾。沙特阿拉伯在外交上基本上與美國結盟，宗教信仰上又倡導一種與現代社會格格不入的伊斯蘭教，與非伊斯蘭世界形成了潛在沖突。通過資助在世界各地宣揚嚴苛的瓦哈比派信條的宗教學校，沙特人不僅履行了自己作為穆斯林的義務，還把它作為一項預防措施。如此一來，鼓吹瓦哈比派信條的人紛紛跑到國外去傳教，而不是留在王國境內。這一政策產生的一個始料未及的后果，是助長了“圣戰”的狂熱，最終將對沙特阿拉伯這個國家及其盟友構成威脅。

在一個自殺式恐怖主義和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的時代，必須把滑向泛地區教派沖突的現象視為對世界穩定的威脅。所有負責任的大國，都需要根據某種可以接受的地區秩序的定義攜手應對。如果無法建立秩序，大片地區就有可能陷入無政府狀態和各種形式的極端主義，隨后蔓延至其他地區。

世界秩序其實是安全與和平

在本書中，基辛格的睿智與妙筆回溯數千年，在歐洲、中國、印度、伊斯蘭世界等不同的文明秩序觀之間游走、對比：歐洲經過歷史演變發展出了一套威斯特伐利亞體系，其參與國主權平等，差異得到尊重；伊斯蘭世界有自身獨特的普世理念與共同體概念；中國則有著以“天下”為基礎的傳統世界觀，把世界看作一個從中央到外圍的差序體系。最為獨特、基辛格著墨最多的，則是美國的秩序觀：美國既認為自身是獨特的，又認為自身是普世的，如果全世界的人都與美國擁有同樣的價值觀和理念，世界和諧與繁榮便近在眼前，但這些高尚的理想，又往往在冷酷的現實中撞得頭破血流。

當今的世界不僅不太平，而且變化愈益紛亂。從敘利亞到利比亞，整個中東正在起火；通過合并克里米亞，俄羅斯正在展現出強勢的一面；崛起中的中國正在主動參與亞洲秩序構建，與美國展開更為復雜的博弈。在本書中，基辛格主要是描繪2000多年來的世界形態，并對大格局發展做出預測，而不是直接規劃當前的西方對外政策。

《世界秩序》一書中的“秩序”與其說是單數的，不如說是復數的；與其說是明確的，不如說是流變的；與其說世界已經形成了某種固定單一的秩序，不如說一場多元化的秩序雜糅與沖突正在上演。

外交界流行一種說法："國家沒有永遠的朋友，只有永遠的利益。"這是19世紀英國首相帕麥斯頓(1784-1865)的一句話，后來成了英國外交的圭臬，也為很多國家所信奉。帕麥斯頓曾三任外交大臣、兩任首相，積極推行對外擴張政策，所以他自然有此主張。而對于積極推行和平和對外友好政策的政治家和外交家來說，是不會把這種主張奉為神圣的信條的。難道為了國家利益就可以發動侵略戰爭？為了向中國販賣毒品鴉片就可以以自由貿易為名發動戰爭？或者為了傳播文明、捍衛所謂民主人權也可以發動戰爭？

應該說經過上世紀兩次世界大戰，再經過朝鮮戰爭、越南戰爭、阿富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以戰爭手段維護國家利益或傳教，早已聲名狼藉。這其中大西洋憲章（1941年8月）中，“第一，他們兩個國家不尋求任何領土的或其它方面的擴張；（First,their countries seek no aggrandizement,territorialor other;）“盟國不以戰爭擴大領土”已成為公認的國際法信條，但1948年發生的第一次中東戰爭或稱之為阿以戰爭，毫無疑問踐踏了這一美英兩國首先承諾的憲章，基辛格《世界秩序》中或多或少回避了這一點，不能不說是一種遺憾。

近日美國軍艦“自由航行”南中國海島礁，與周邊國家挑釁中國南海主權，造成南海緊張局勢升級，但也有美國參議員指責美國艦隊“無害通過”中國南海島礁領海是承認中國南沙群島主權，陷入自相矛盾。但中國應當提醒美國，美國當年發動美國西班牙戰爭奪取了菲律賓等等昔日西班牙殖民地，1898年巴黎和約明文規定菲律賓東經118度線以西無領土主權。中國南海的西沙、南沙群島，自秦漢以來就是中國最先發現、最先命名、最先開發、最先使用的群島，1939年在日本侵華戰爭時期被日本所竊占，理所當然屬于“日本獲取于中國之土地”，也理所當然“應歸還于中國”。自《開羅宣言》公布之日起，中國西沙、南沙群島從法理上已回歸中國。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日軍退出西沙、南沙群島。1946年7月，中國政府下令由太平號、永興號、中建號、中業號四艦組建“進駐西沙、南沙群島艦隊”，負責收復西沙、南沙群島。同年11月24日，永興號、中建號抵達西沙永興島，舉行了收復豎碑儀式，完成了西沙群島的收復；12月12日，太平號、中業號抵達南沙太平島，舉行了收復豎碑儀式，完成了南沙群島的收復。至此，西沙、南沙回到了祖國的懷抱，也標志著西沙、南沙群島事實上回歸了中國。

1939年日本在侵華戰爭中先后奪取了中國南海東沙、西沙、南沙群島，1941年8月大西洋憲章公布，1941年12月日本襲擊珍珠港與侵占菲律賓，1945年日本戰敗投降，美國與菲律賓怎么可能有南海東經118度線以西島嶼主權？東海中日釣魚島爭議中，開羅宣言已明文規定日本主權范圍，《開羅宣言》指出，中美英“三國之宗旨在剝奪日本自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以后在太平洋所奪得的或占領之一切島嶼，在使日本所竊取于中國之領土，例如滿洲、臺灣、澎湖群島等，歸還中華民國。日本亦將被逐出于其以暴力或貪欲所攫取之所有土地”。這一土地無疑應當包括琉球群島，隨后日本無條件投降。開羅會議上，羅斯福在同蔣介石的會談中曾提議將琉球群島交還中國，蔣介石提議中美共管，因雙方未取得一致意見而未做定論。但有一點是明確的，即盟國認為琉球群島不是日本領土，是屬于從日本剝離的土地。1945年7月26日，中美英在《中美英三國促令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公告》中，重申“開羅會議之條件必將實施，而日本之主權必將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國及吾人所決定其他小島之內”。1946年1月29日，《聯合國最高司令部訓令第667號》具體規定了日本版圖的范圍，即“日本國土是以四個主島及其鄰接之約1000個小島、對馬島及北緯三十度以北之琉球（南西）諸島（不含口島）構成”。琉球群島的主要島嶼都處于北緯三十度以南地區，屬于被盟國剝奪的范圍。琉球群島都不屬于日本，更不用說釣魚島了，美國人難道忘記了大西洋憲章、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告與聯合國最高司令部訓令第667號？或者這些文件不合法？

綜上所述，中國為維護領土主權完整與海洋權益，應當堅持北緯30度線、東經118度線、大西洋憲章時間點，這兩線一點表明了中國擁有東海、南海島嶼主權的國際法依據。

發生于11月13日的巴黎恐怖襲擊和敘利亞戰爭，令人有了新的警醒。

如果回溯歷史并查看地圖，讀者不難發現，非洲與中東（西亞）的國境線有一特點，即有許多直線地，這與歐亞大陸其他地區的曲線形成了鮮明的對照，這些直線是當年殖民列強為了自己的利益劃出并遺禍至今。

其實秩序意味著安全與和平，但一國特別是超級強國無限追求自己的安全與利益就往往踏入修昔底斯陷阱并導致誰也不希望的戰爭。在當年法國大革命提出“自由、平等、博愛（liberte、egalite、fraterlite）”口號并震憾全球時，早有學者提出在此之上還有安全(securite),無獨有偶在巴黎恐怖襲擊后一幅漫畫上，一人用筆將自由平等博愛涂去而加上了(security)，而美國在911恐怖襲擊后采用了侵犯人權的愛國者法案，也直接違背了美國開國領袖們制訂的獨立宣言信條，表明為了安全人們可能放棄部分自由與理想，生存權高于其他權益，這也是二戰后和中國文革后存在主義哲學風行一時的原因之一。

民族國家的困惑與迷思

基辛格認為威斯特伐利亞體系(westphalian system)于1648年建立，但這一體系只在歐洲有一定效果，無法適用于其他地區，但確定了以平等、主權為基礎的國際關系準則歐洲戰亂仍頻，但如和約所簽訂的那樣，這些戰爭都是在民族國家之間為了各自國家的利益而戰，不再有中世紀般為了某一所謂神圣原則而發生的戰爭。而且在自威斯特伐利亞和約以來直至20世紀的約大多數戰爭中，威斯特伐利亞和約所確定的國際關系原則對戰爭的進程及結果均產生了不可忽視的影響。"無論各國從戰爭中撈到多少好處,在表面上它們都信誓旦旦地忠于主權和平等的原則。"建立民族國家在多民族聚集地區是引發戰爭災難的原因之一。而殖民列強從來無視殖民地國家的主權與人權可直到今天中國仍有學者錯誤地認為，中國近代轉型重要內容之一是從傳統國家轉型到現代民族國家，問題是中國有官方認定的56個民族，難道要建立56個國家？中國臺灣省曾有20多種語言和民族，難道也要建立20多個國家？最近有報道稱美國目前使用著350種語言，難道也要建立350個國家？中國自古以來如陳寅恪所說，中國是一個文明國家而非種族國家。美國學者也曾認為民族是一個多變的、不穩定的概念，建立在這一不穩定概念上的國家很難建立穩定的安全秩序。從語言學角度上看中文民族與西方對應翻譯的詞幾乎沒有，經至于西方產生了漢語拼音minzugg一詞，接近這一漢語詞匯的英文有race（種族）,nation（民族）,tribe（部落）,ethnic（人種），其中,nation（民族）是一個人群概念，還是一個被現代國家體制制度化了的具有領土主權的群體分類概念，nation（民族）標志著個人和群體國籍（nationnality）身份，不可爭辯的政治法律效應。那么中國轉向現代國家其實絕對不應是民族國家，也不應是某種文明國家，中國自辛亥革命以來最大成果，無疑是保住了多民族、多元文明的基本統一的大國，中國應當建立的現代實質是公民國家，公民一詞概念最早產生于公元212年古羅馬帝國，當時羅馬統治者規定了公民權，而最大懲罰不是死刑而是剝奪某人公民權，意味著此人不再享受法律保護，而被征服的民族可在數年后成為公民。法國人權宣言更是確定了現代公民權利，以至于美國人富蘭克林說，現代每一國公民都是兩個國家的公民，一是法國公民，二是本國公民。現代國家相對古代國家而言，人民是從臣民轉變為公民，政治從專制獨裁轉為自由民主。否則建立民族國家陷阱與目前中國面臨藏獨、疆獨、滿獨、港獨、臺獨等等“五毒俱全”威脅相互呼應，中國應當警惕部分敵對勢力分化分裂中國的圖謀。中國今年與世界各地共同紀念第二次世界大戰暨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不能忘記日本軍國主義1931年侵略中國東北建立滿洲傀儡國的沉痛教訓。國家主席習近平在紀念大會上最后所說“正義必勝、和平必勝、人民必勝!”而和平需要世界各方努力，特別是努力增長維持和平的力量并限制企圖發動侵略戰爭和發動恐怖主義襲擊的極端宗教與民族勢力。中國讀者應當明白建立民族國家與西歐威斯特伐利亞體系的局限，才能更好地解讀基辛格《世界秩序》一書所講述的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