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個問題：新常態和適應新常態

究竟什么叫新常態？用最簡單的語言來概括就是按經濟規律辦事，不做違背經濟規律的事情。前幾年我們熱衷的高速增長，實際上是不符合經濟規律的，因為實踐已經證明，高速增長會帶來五個重要的弊端：

第一個弊端，資源過渡消耗。

第二個弊端，生態破壞。

第三個弊端，產能過剩。

第四個弊端，低效率。

第五個弊端，錯過結構調整，轉變發展方式，科技創新的大好時機。

2008年國際上發生了金融危機，在這個過程中，許多發達的西方國家，比如說美國、德國、日本都在抓緊技術創新，而我們錯過了這個機會，我們這個時候仍然要大力追求GDP的增長，這樣我們在結構調整、經濟方式、發展方式的轉變和技術創新方面感到錯過了時機。我們再進一步考察，適應新常態是怎么適應呢？首先要適應中高速增長，而不要再走過去的追求GDP的增長、超高速。因為“超高速”不符合經濟規律，經濟越發展、基數越大，每增長1%他所代表的內涵、內容遠遠超過了過去GDP低的時候。我們應該認識到，適應新常態就是要適應結構的不斷調整，經濟方式的逐步轉變，這里一定要由市場規律來決定。

第二個問題：第三產業產值突破GDP51%的意義

今年第三季度結束的時候，國家統計局公布了中國的經濟現狀，第三產業的產值達到了51%。今天，發達國家第三產業的產值一般要占到60%到70%，2015年第三季度，中國的第三產業產值到了51%，這是中國轉向后工業化時期的開始。

轉向后工業化時期實際上說明了這樣一個問題，我們更應該注意到經濟的變化，第二產業為主的時代，經濟增長是可以上去的，不一定上到那么高，但各種情況不一樣。到了第三產業占優勢的時代，西方發達國家能維持3%，頂多4%，他們認為已經是很了不起了。很多國家還停留在3%以下，所以中國在這個階段應該注意到，關鍵還是在結構調整，在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而不再我們剛才所說的，要追求數量性的擴張，結構調整在這里應該講一個情況，它比總量要重要。1840年，中國和英國發生了鴉片戰爭，當時中國的GDP是全世界第一，比英國多多了，可是結構不一樣，英國1770年就已經開始了工業化，到鴉片戰爭的時候工業化進行了70年。英國的GDP首先是鋼鐵、機械制造、蒸汽機、鐵路建設，英國棉紡織品是用機器紡織，打到世界。而中國的GDP雖然大，但以農業為主，農產品為主，還加上少數的手工藝品，中國的棉布生產是手工制造的。

中國向英國出口茶葉、絲綢、瓷器、桐油、豬鬃，而英國向外出口的主要是西歐大陸，出口的產品是蒸汽機、鋼鐵，結構方面表明了比總量更說明問題，因為英國的產品結構，重新組合以后，他是站在技術進步的前列。另一個重要的結構，大家容易忘記的是人類資本的結構。中國那個時候號稱4千萬人，英國那個時候才一兩千萬人左右，論人力資源的數量遠遠超過他。英國小學已經普及了，英國當時還創辦了很多中學，也新建了一些大學，每年培養出大量的科學研究人員、工程師，經濟管理人員，金融方面的專業人員，而中國鴉片戰爭的時候是什么樣子？大多數是文盲，少數讀書人讀的是四書五經為了考科舉，中國有幾個人懂近代的科學技術，有幾個人懂現代的金融？所以結構問題是非常重要的，不調整結構實際上我們是跟不上的。

第三個問題：大力發展第三產業和繼續推進工業化并重，這是我們當前最重要的

為什么并重？因為中國并沒有實現工業化，一個國家實現工業化主要看什么？主要是看高端的、成套裝備的制造能力，高端的成套裝備生產在經濟中應該占據突出地位，中國離這個距離還遠。我們強調繼續實現工業化，正是要把中國經濟推上新臺階，因為高端成套設備制造在中國還不如西方的發達國家。

在這個過程中，第三產業也要發展，第三產業的發展主要是靠什么呢？第三產業的發展主要靠消費者，消費者有兩條，第一條是消費者有足夠的收入，這樣才能擴大消費，這就叫做消費能力，我們現在人均的收入還在世界上至少是中后，但是要發展的話，消費能力是最重要的。二是要有消費意愿，這就要靠怎么讓消費者愿意購買。而愿意購買非常重要的是愿意在國內購買，跑到國外買對中國的經濟影響沒有太大。

我講講最近我在河北進行調研的時候，被一批企業家圍住了，讓我講幾句話，很簡單我講了四句話：

1，讓產品更個性化。就是要根據消費者的習慣、愛好，要個性化，他喜歡買的、愿意買的。

2，讓服務業更加人性化。服務業在第三產業中是占重要地位的，但服務一定要人性化，擺個面孔在那兒，愛買不買，這樣的情況下人家就不來了。所以讓產品更個性化，讓服務業更人性化，這是我們創造市場、創造新產品銷路的重要方面。

3，把品牌打到國外。中國的制造業很多是國內有名的，在國際上沒有名，所以一定要把品牌打到國際市場，將來的競爭實際上是品牌的競爭，品牌是靠技術創新，不斷創新而維持住的。

4，把顧客留在國內。這不僅是企業本身的問題，而且和國家外國產品進口的關稅有關系。

和他們講四句話是：讓產品更個性化、讓服務業更人性化、把品牌打到國外、把顧客留在國內，這可能對深圳的企業家也有所啟發。我們一定要背水一戰把中國的制造業搞上去，這是對的。但是光有決心不行，一定要有行動。該關的關，該停的停，該重組的重組，要下這樣的決心。這里面既包括對國有企業改革的希望，也有對民營企業轉型的希望。

第四個問題：中國應該注意到，無論是國有企業還是民營企業，都需要改革和轉型

國有企業轉型、改革分兩個層次。第一個層次就是國有資本的管理，國有資本的管理專門成立國有資本、基金公司也好、投資公司也好、運行公司也好。高層只管資本，資本怎么運行他管，這樣的目的是提高資源配置效率。

國有企業第二個層次的改革是在企業。怎么改？讓國有企業獨立經營，你是我的投資者，你派董事組成董事會以后服從董事會的決議，所以行業不同，股權的比例不可能一樣，在中國來說，今天國家管資本，讓資本變活，產生資源配置效率，這是上層的改革。下層的改革是國有企業股份制，根據投資情況組成了董事會，因為行業不同，國家控股的大小是不一樣的，這是根據情況來定的。主要的獨立經營，健全的法人治理結構，健全的法人治理結構包括股東會要起作用，董事會要起作用，還要有職業經理人。職業經理人在全世界企業發展過程中都是一個必經的階段。因為原來都是家族企業，家族企業最后到了第二代，能不能維持？還可以。到了第三代，企業能不能再這樣下去？一定要看職業經理人制度是否產生，職業經理人有一個供給方和需求方，雙方才能取得協調，這樣的話管理效率就提高了。

現在中國還沒有職業經理人市場，職業經理人不可能像一般的工作者拿一個自己的簡歷到處上門走。所以這需要有職業經理人的建設或是獵頭公司。跟他去登記，他幫你去找、他幫你去談。

職業經理人制度是慢慢在德國推廣開來的，這個對我們今天民營企業來說是有借鑒，今后的民營企業走職業經理人是因為他有潛力，潛力在哪里？他有過去國資委主管企業，他退休、辭職以后可以加入職業經理人隊伍，一定要有職業經理人，職業經理人是責任制、任期制。所以我們說，轉型是很重要的。

還有一個問題，民營企業同樣需要轉型，我在廣東調查民營企業，有的企業感到產權是不清，產權不清問題三個兒子都在父親經營的時候出過力，父親死了產權怎么分？分的話誰出力多少沒記錄，所以爭得不可開交。民營企業的轉型必須產權清楚，過去對家庭成員是含糊的，矛盾就出在家屬、成員爭奪產權，這樣的企業還能搞好嗎？每天處于內亂中，所以民營企業第一條先得根據家族成員的情況，誰出過多少力氣，在這個上面要清清楚楚。第二是早日選定接班人，中國無非兩個辦法選接班人，一個辦法就是從賢，誰最賢我挑誰；二是親，誰跟我最親，三個兒子中我最喜歡哪個兒子我就選誰。這都是有毛病的。

正確的做法是親中選賢，親中選最賢的，如果要選親，賢中選親，賢當中誰和我最親，這都不行問題，維持一段還要出問題。最后也是職業經理人制度。職業經理人可以經過考察、推薦、試用，最后職業經理人轉化為合股人，企業就延續下去了，這都是國外的一些經驗，對我們來說很多地方可以做參考。

中國有中國的國情，究竟在什么樣的程度上做？先別著急，先把職業經理人的市場形成，這樣就能適應第三產業的進一步發展，也適應制造業的進一步發展。

第五個問題：在中國看到一、二、三產業協調發展的重大意義

中國的經濟如何保持中高速的增長，一二三產業一定要協調發展。中國是農業大國，農業不發展，全世界誰供應得起這么多人消耗這么多糧食？

二是工業，工業剛才已經講過了，工業中是什么問題？工業中主要是制造業，特別是高端的制造業，高端成套設備的制造業應該加以快速發展，不然我們始終是世界的制造中心，但不是高端的。而且創造是西方的。制造業要認識到自己的壓力，壓力在哪兒？中低端的產品成本不如東南亞，高端的產品技術不如西方發達國家，這就是壓力，所以說第二產業也一定要搞好，要協調發展。

三是第三產業要繼續發展，剛才講過商業、零售、消費、服務業都需要進一步發展。

第六個問題：結構調整和科技創新只有進行時，沒有終點

我們一定要設法讓更多的人能夠參加到創業、創新的潮流。比如說現在已經出現一些新的創業者根本就不用上班，也沒有企業，就在自己家里定合同，按合同完成任務，收入也增加了，而且可以選擇留下知識將來創業用，這是一種新的情況。鼓勵一般的回鄉農民推行三個清單，三個清單就是簡政放權，這個非常重要：第一個清單是負面清單，規定了什么行業不能進去，什么行業限制進入，這是負面清單。第二個清單叫做權利清單，權利清單就是法律沒有授給你的不能做，法律授給你才能做，不然政府就違法的。第三個清單叫做責任清單，責任清單就包括政府、政府下屬的部門，在執法、執政的時候必須按程序辦，必須按規定的日期批，這就可以制止亂作為和不作為。

這三個清單對我們下一步創業是重要的，結構調整通過新企業的不斷出現，第三產業有沒有大量的個人從事服務工作，服務性的企業？這就便于開展了。

第七個問題：新常態下的宏觀調控

經濟要走市場化的道路，但是宏觀經濟調控又是必須存在的，這兩個不矛盾，主要是方式要轉變。除非在緊急情況下，宏觀調控今后是注重在微調、預調、定向調。什么叫做微調？就是做輕度的調整。預調是發現問題即將來臨，預先采取一些防止措施。定向調就是結構性調整，不是大水漫灌，而是采取有的放矢，是什么問題就解決什么問題。

所以在調控的過程中，應該根據具體情況來做，非到緊急狀態，一般不要采取過大的措施。今后宏觀調控的方式要把政府的作用結合起來，政府的第一個作用是執法，法授權依法治國。二是政府的任務是經濟保持基本穩定，宏觀調控在這個地方。另外政府的宏觀調控在某種程度上起到集中引領的作用，規劃的作用，為了使將來怎么樣走，方向在哪里都定得清楚，這樣的話，我們對宏觀調控的學習應該是經常性的。

第八個問題：新人口紅利

現在一般都說，中國的人口紅利已經用完了，這話不準確。舊的人口紅利的確是在消耗的過程中。現在勞動力不好找，甚至有經濟學家預言，十年之后找不到保姆了。舊的人口紅利的確是在消失，工資的上升這是必然，因為物價在上升。

要創造新人口紅利，新人口紅利是三個來源：一是看清楚今天大量的創業、創新者將來成為中國的新人口紅利，上千萬人在創新創業，有10%的人多少能成就點事業，百分之一、千分之一能成為大的企業家，這就能對中國經濟產生重大的影響，這就是新人口紅利的第一個方面。二是大量職業技術學校畢業的學生，他們找工作能發揮自己的專長，將來也有可能進一步提升為熟練工人。三是農民，現在在很多地方的農民開始學家庭農場的思想，農民要學技術，農民要懂得管理，這是西方農業發展的結果。這也是將來中國要走的路。這樣就可以說中國不僅將會有新的紅利，而且中國的人口多，新人口紅利數量也是驚人的。

還有一點要注意到，藍領、白領工人的界限正在逐步消失，《北京青年報》頭版登過一篇報道，北京的環衛工人坐在計算邊上操作，這就產生了一個問題，這些技工過去憑體力去掃馬路、清垃圾的，現在計算機指揮，正在運用機械設備在做。危險的工作由機器人去做，所以藍領和白領的界限將來會逐步消失。

第九個問題：當前農村的兩個突出問題

我這次帶了政協的調研組到陜西調研，發現漢中市遇到一個新情況：漢中市是漢江流入丹江口的水庫，所以上面下了死命令，原有的工廠污染的全遷走，保證漢江水的清潔。漢江兩岸的農田不準打農藥、不準使化肥，漢中又是一個貧困縣。怎么扶貧？就要因地制宜了。

漢中市的西鄉縣我們去看了，西鄉縣把沿江、沿河兩邊的山林、丘陵和農田改成種茶樹，因為有很好的茶葉，把茶樹作為他的主要的產品就變了，打工的人就回到老家，要么種茶樹，要么做茶工，而且茶樹是不用使化肥也不打農藥的。這完全是可以因地制宜脫貧的。

二是現在農村現在一個陋習影響越來越大，什么陋習呢？送份子錢、送紅包，同村的人婚喪嫁娶都得送，所以負擔不了，外出深圳打工的陜西漢中的民工春節不回家，春節過了悄悄回家，為什么？怕送紅包。

第十個問題：發揮第三種調節的作用

我們都知道市場調節是第一種調節，政府調節是第二種調節，那就要問了，有沒有第三種調節？肯定有，怎么說有呢？因為市場的出現不過是幾千年的事情，幾千年前就有商品交換，所以市場不過幾千年前的事情。政府調節，那就更晚了。那在漫長的歲月中什么力量在調節？人類社會在調節，是道德力量的調節。

我們可以這么說，有市場、有政府以后，我們認為這種情況下，道德力量調節是起著重要的作用，我們把這點要認識得很清楚，道德調節實際上就是一種文化調節，沒有文化調節那是不行的。道德調節首先是自律，自律是自己對自己文化、道德的約束，互相幫助也是一種民間的傳統，也體現著道德力量的調節。

這里我們可以進一步認識到，我們都在談效率，效率有兩個基礎，效率的一個基礎是物質技術基礎，物質技術基礎就是這樣的意思，要有一定的物質技術，沒有物質技術是不可能有效率的，這是對的，但是效率有另一個基礎是什么呢？那就是效率的道德基礎，重要的問題在，如果僅僅有效率的物質技術基礎，只能產生常規效率，超常規效率從哪里來，超常規效率是道德基礎產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