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報頭版頭條刊登“權威人士”談中國經濟,稱中國經濟將呈L形走勢的文章。坊間紛紛猜測,該權威人士就是現任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劉鶴。2015年11月8日,第16屆(2014年度)孫冶方經濟科學獎頒獎典禮在浙江財經大學舉行,劉鶴因在2012年發表的《兩次全球大危機的比較研究》準確預判經濟危機后走勢獲得論文獎。
劉鶴一直主張認真研究1929年“大蕭條”,因為今天的中國與1929年存在歷史的相似性。“大蕭條”是由于能源結構轉型帶來的經濟結構性大轉型所致,而今天我們仍對此認識不夠。現將我正在完成的新書《新石油戰爭》中關于“大蕭條”段落供大家參考。
大蕭條時代:美國人如何度過經濟寒冬
從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我們一直在研究20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人們發現與今天的面臨的問題幾乎同出一轍。危機爆發之前,首先是一系列新技術革命對傳統行業形成的深刻的沖擊;其次是危機之前是一片繁榮和經濟泡沫;同時是金融危機導致貧富差別加劇引發社會矛盾的激化;最后是政府錢花光了并債臺高筑卻危機走不出來。當然,最相似的背景是全球能源結構的大轉型。“大蕭條”處于第一次工業革命形成的技術、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遭遇了第二次工業革命的挑戰。“大蕭條”之后,全球進入了一個大動蕩的時期,階級要暴動,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國家要獨立,革命浪潮風起云涌,最終爆發了第二次世界大戰。
中央財經領導小組也開啟對“大蕭條”和本次國際金融危機的比較研究,邀請了中國人民銀行、銀監會、社科院、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北京大學等單位的研究人員參加,并完成了一系列的研究報告。為什么如此關心“大蕭條”?因為,歷史總是驚人的相似,歷史是一次次的重復,區別僅僅是再上一個新的輪回。
大蕭條曾經中斷了美國的新時代的繁榮,動搖過美國人對他們的經濟體系的信心,也讓人們確信美國經濟體制的缺陷必須進行深刻的改革。
二十世紀20年代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后,全世界在歐洲戰后重建中迎來了一片繁榮。經濟的增長掩蓋了一些深層的矛盾,為日后的總爆發埋下了隱患。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線國家需要源源不斷的軍事物資的支撐,政府和企業同心同德建立了牢固的合作關系。政府變得權重無比,而追隨的大企業也賺的缽滿盆滿。在一戰期間,不僅美國的資源和生產能力要支持美國國內的需求,還要支持美國軍隊戰爭的需要,同時還要滿足歐洲戰場和前線國家巨大的戰時保障,幾乎所有的大企業都開足馬力,而歐洲國家的黃金和珍寶又一船船地運往美國,再從國庫分配給一個個積極追隨政府指令的企業,特別是那些大企業。
為了滿足這種需求,企業必須進行大型集約化生產,必須跨州經營。企業的規模越來越大,縱向壟斷的托拉斯和橫向壟斷的康采恩越來越成為經濟社會的主體。他們本應該是推進經濟社會發展和新技術進步的主力軍,但是,巨大的壟斷利益很快就使他們出現的異化。既然可以獲取巨大的利益而不費吹灰之力,為什么還要嘗試可能失敗的新鮮事物?大企業的惰性開始束縛美國的經濟和創新。
興旺的1920年代,煤炭作為美國的主要能源已經登峰造極,以煤為主的產業鏈成為美國經濟、金融和政治的主導,煤炭企業同與之相關的鐵路和船舶運輸、動力和交通制造、公共設施和電力工業,其影響力不僅可以控制國會和各州議會,而且可以滲透到社會的方方面面,決定國家的政治走向。
但是,盡管壟斷利益集團強大無比,但卻無法阻止新能源和新技術的革命。石油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幾乎扮演了一個決定戰爭勝敗的關鍵角色。以石油為動力的戰艦組成的英美海軍,以石油驅動的摩托化的英法陸軍,加之內燃機動力的飛機和坦克的參戰,決定了德國和奧匈帝國的失敗。德國軍隊的重炮是靠轅馬牽引,而英法聯軍的重炮靠卡車和拖拉機牽引,可想而知最終誰能勝利了。
每一個人都聽聞了各種各樣的故事,內燃機和電動機替代活塞式蒸汽機,電燈替代煤氣燈,電話替代郵差,似乎是一種必然趨勢。加之煤炭帶來的污染讓人們深惡痛絕,不僅僅是倫敦有霧霾,當時每一個美國的大工業城市都難以逃脫這種煩惱。能源動力結構的轉型已經悄然而生。實際上,在20世紀20年代,美國人購買的收音機、電話、汽車、吸塵器和冰箱越來越多,人們對于新技術和新產品的向往蔚然成風,人們正在迎接一個新的時代的到來,這就是第二次工業革命。
煤炭在不知不覺中開始讓位與石油、天然氣和電力。一些城市開始用天然氣替代煤氣燈和家庭的燃料。天然氣是石油生產的伴生物,如果不用就會直接燒掉,所有的麻煩就是鋪設一些長距離的管道輸送這些天然氣到人口聚集的城市。洛克菲勒之所以成為石油大亨并非是因為他控制的所有的石油生產,而是他控制了石油運輸的通道,起先是鐵路的專營運輸權,在鐵路資本家發現這種壟斷的巨額利潤后撕毀協議,洛克菲勒就開始鋪設輸油管道來控制石油的運輸,管道使他最終控制了全美90%的石油供應能力。而洛克菲勒的成功也使其他經營者力圖效法。大家開始將油田用火炬頭熊熊燃燒掉的天然氣用管道送往城市,直接替代煤氣廠生產的有毒而骯臟的煤氣。
這種潛移默化的變化似乎誰也沒有察覺,由于需求的旺盛,一邊是可以無限增加的產能,一邊是無限擴大的市場。這一邊是人們加快鋪設天然氣管道,另一邊是煤氣化爐的制造商還在擴大產能和產量;這一邊是內燃機驅動的汽車、卡車和火車頭與船舶創新和制造方興未艾,另一邊是蒸汽火車頭和蒸汽船的制造商還在加班加點。新的煤礦礦井在不斷吸收投資并相繼投產,新的運煤鐵路在加緊建設,只是因為市場需求旺盛淹沒了一切矛盾。
隨著歐洲戰后重建的完成,歐洲新建的工廠和基礎設施采用了比美國更加先進的技術工藝,使用了效率更高的動力系統,產品的質量也比美國更好。歐洲對于美國產品需求的減少,以及對美國產品在全球范圍形成了新的競爭,終于,天枰的指針擺向了另一邊。這種變化,加速了美國工廠從蒸汽動力轉向電動機的革命。今天,在美國國家歷史博物館中,還可以看到當時工廠的照片,在一個巨大的車間里布滿了皮帶輪,從車間上部的動力軸向下面的生產設施提供動力。這些皮帶輪驅動著一個個車床、刨床、銑床,而皮帶的動力軸是被車間里的活塞式蒸汽機所驅動。要驅動這些活塞式蒸汽機,工廠內還要有一個燃煤鍋爐房,需要煤場和化學水處理車間,需要蒸汽管道,系統及其復雜,需要大量的工人來運營維護,而這樣的工廠產生的產品質量可想而知。在工廠里工傷不斷,工人們稍一不留神就會被卷進皮帶輪,不上丟胳膊丟腿,就是丟掉生命。而電動機的替代將一切都簡化了。
隨著效率更高、使用更便捷的石油和天然氣對煤炭的替代,煤炭的產能過剩矛盾也逐漸顯現出來。這一過程被美國人成為:“殘酷的社會和經濟問題”。首先,是煤炭價格的暴跌,使煤炭企業開始陷入虧損,煤老板們為維持市場份額不惜賠本生產,為維持生產先是降低工人的工資;煤價的繼續下跌,需求的減少,使一些煤礦不得不停產,為轉嫁危機煤老板們開始解雇礦工,導致了礦工的失業;隨之而來的是這些煤老板的破產,無法償還銀行借貸,導致了系統性的金融壞賬。這一時期似乎與中國當前的情況極為相似,這恐怕是中央關注美國大蕭條的原因吧。
能源的替代是一種系統性顛覆,是真正意義的能源革命,這一革命必然波及到整個經濟社會。歷史上,每一次重大的資本主義經濟危機背后都隱藏著能源結構性轉型因素。今天這個物質世界的存在決定了人們的意識,而能量決定了這個物質世界的存在。馬克思主義提出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而恰恰是能源結構決定了經濟基礎。
胡佛的自由資本主義
1864年,混淆著中國農民的夢想和邪教色彩的太平天國,被曾國藩率領的湘軍和李鴻章的淮軍合力剿沒。在滿清朝廷給湘軍和淮軍將領們論功行賞加官進爵的時刻,這些經過無盡殺戮鍛煉出來的儒生官員們,一邊忙著將“長毛”的金銀財寶運回家鄉修宅建祠辦學堂;另一邊也在考慮國家的未來。在與太平天國作戰中,雙方都使用來自西洋的洋槍洋炮成為取得戰爭勝利的重要利器,學習西洋人的先進技術“師夷制夷”、“中體西用”,一場由官商主導的大清朝自救自強的洋務運動悄然展開。
光緒三年(1877)清直隸總督李鴻章委派輪船招商局總辦唐廷樞,創建官督商辦的開平礦務局,投入資本銀120萬兩。1900年為八國聯軍占領,礦務局改隸英國商會,最高年產量曾達136萬噸,成為北洋水師和唐山一系列新興工業的主要燃料供應商。
今天,在沈陽金融博物館展出了一張清代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的英商開平礦務有限公司(今為河北省唐山開灤煤礦)發出的臨時股份證明書上,書面標明股金總額為壹佰萬英鎊,每股為一英鎊,而該張股份證明書的面額為五股,編號從5126號到5130號。位于股票右下角英商開平礦務有限公司總經理一欄的親筆簽名為:HC.Hoover。
HC.Hoover—赫伯特·克拉克·胡佛,美利堅合眾國第31任總統。1874年8月10日出生于愛荷華,1895年畢業于斯坦福大學。1896年起以采礦工程師身份從事礦業、鐵路、冶金等方面業務,和美國的冒險家一樣在世界各地奔波,并成為礦業富豪。115多年前,24歲的胡佛被應聘到中國河北唐山的煤礦工作,并逐步升任總經理。他還為自己取了一個中國名字:胡華。
1929年3月4日,大蕭條來臨前夜,曾擔任兩屆政府商務部長的赫伯特·胡佛作為美國共和黨候選人,在強大的華爾街資本的支持下。當時,煤炭在美國一次能源結構中,占比超過80%,華爾街、大型煤炭企業,承擔煤炭運輸的鐵路公司,使用煤炭發電的電力公司,以及制造燃煤鍋爐、蒸汽發動機、蒸汽火車頭和蒸汽船等的相關行業是命運相關的既得利益集團。但是,煤炭的危機也隨著能源結構的轉型,開始隱隱乍現。作為“以煤為主”的既得利益集團的代言人,以絕對優勢獲選美國總統。百度百科有這樣一段描述:胡佛,1929年至1933年出任總統。總統任內,幫助恢復德國軍事工業的實力,縱容日本侵略中國;在國內推行保護大資本家的“放任政策”,1932年經濟大危機時命令武裝軍警鎮壓失業工人和失業退伍軍人,造成美國歷史上臭名昭著的“星期四血腥大屠殺”。卸任后,一面從事“慈善救濟”活動,一面以元老身份參與制訂共和黨的各項政策,成為共和黨保守派的首領,以“孤立主義者”著稱。
從1920年到1929年,美國經濟曾一片繁榮。工業總產值增加近50%,大企業和壟斷企業得以蓬勃發展,產能和企業規模急速擴張,卡特爾、康采恩、托拉斯盛行,社會財富高度集中于少數利益集團手中,大企業直接左右國家的政治決策,操作選舉,腐蝕工會,妄為地污染環境,在國會中肆無忌憚地為自己的既得利益立法。而整個20世紀20年代,煤炭在美國的能源中占有絕對的統治地位,但是,也在此一時期,石油開始對煤炭形成的一種逐漸的替代,為結構性危機埋下了定時炸彈。煤炭市場的萎縮,消費者對于石油和天然氣的偏愛,使煤炭企業無法用降價阻止能源結構的轉型,能源需求側的革命正在形成倒逼。而石油天然氣開采技術的進步,油氣成本的降低增加了大危機隨時爆發的隱患。能源結構的轉型,比經濟危機更加具有顛覆性,與之配套的能源工業和制造業都將被徹底顛覆。
經濟繁榮使美國貧富差距越發懸殊,全美三分之一的國民收入被5%的最富有者所占有,而另外60%的家庭年收入為僅夠維持溫飽,還有21%的家庭年收入處于貧困線以下。1928年,在胡佛競選總統時,為選民描述了“美國夢”的斑斕景象,他激情洋溢地宣稱:“今天,我們美國,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接近于最終戰勝貧困。每家鍋里有一只嫩雞,車房中有兩輛車”。
歐洲一戰后重建完成,歐洲新建設的工廠比美國擁有更先進的技術和效率,也造成美國工業產能的嚴重過剩,最終誘發了結構性的經濟危機。1929年秋,紐約股市開始崩潰,10月29日,被稱為“黑色星期四”,道瓊斯工業股票指數下跌43%,而且無法阻止其下滑的勢頭,最低時竟然下跌達88%。數百億美元的市值迅速蒸發,許多股民傾家蕩產。美國投資者損失了740億美元,超過美國全年的GDP總和,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全部軍費的三倍之多。
堅守美國自由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胡佛總統,堅持美國傳統的政治理念,反對政府直接干預經濟。在1929年12月他發現國情咨文,向美國人民宣稱:“我們在上一個世紀中,曾經歷不下15次大的不景氣”,“但是,我們每次都從不景氣中掙脫出來而走進新階段時,所達到的總是一個比過去更繁榮的階段,這一次我們也一定是這樣的”
而事實上,胡佛并非沒有干預經濟,而是采取了凱恩斯主義的邏輯。工程師出身的胡佛,面對經濟危機采取了典型的工程師式的線性思維,和中國2008年之后的“四萬億”期間采取的政策或有異曲同工之處。胡佛政府為挽救危機,由政府借債投入修筑大量公共設施,并支持大企業進行項目建設,在那期間一系列“世紀工程”相繼開工建成。
僅僅在紐約的曼哈頓,在這一時期一座座高樓拔地而起。高120層381米的紐約帝國大廈,在“大蕭條”時期僅用了14個月就建成,從1931年建成后一直都是世界上最高建筑,直到1972年被紐約世界貿易中心超過;帝國大廈超過了當時剛剛建成的高77層319米的克萊斯勒大廈;還有1932年建成的高66層290米的派恩街70號美國國際大廈;1930年華爾街高73層283米的曼哈頓信托銀行大廈;1933年開工建設了高70層259米的GE大廈和擁有19棟商業大樓,跨越3個街區占地22英畝的洛克菲勒中心,被稱為“巖石之巔(TopoftheRock)”;1931年建成的高57層226米的城市銀行-農民信托大樓、1931年建成的高60層216米的第五大道500號大廈、1931年建成的高50層199米的華爾街一號大廈、1931年高50層195米的萊辛頓大道570號大廈、1931年建成的高47層191米的華道夫-阿斯多里亞酒店……。這樣一些標志性建筑是在1930年前后開工建成的,近年來,我們在中國的主要城市也曾似曾相識。
為開發美國科羅拉多河水資源,美國工程師在內華達州和亞利桑那州交界的黑峽規劃建設一個超級水壩—巨石水壩,集防洪、灌溉、發電、航運、供水和沙漠改造一體化。在胡佛的支持下,1931年4月開始動工興建,提前兩年于1936年3月建成,并在當年10月第一臺機組正式發電。巨石大壩采用混凝土重力拱壩,壩高221.4米,厚200米,澆筑混凝土336萬立方米。大壩形成了一個總庫容348.5億立方米的水庫,巨大的蓄水量為水電站創造了17臺發電機組,245.2萬的裝機容量,每年輸送大約35億千瓦時的電能。這座水電站在此后的數十年都是世界最大的水電站,胡佛將水壩命名為“胡佛水壩”,而此后民主黨上臺后將其改為更名為“鮑德水壩”,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共和黨人再次上臺,才將其改回為“胡佛水壩”。
1933年開工建設舊金山金門大橋,耗資達3550萬美元,使用了10萬多噸鋼材;1933年還開工建設了奧克蘭海灣大橋,投資7700萬美元。1933年,耗資3600萬美元,在田納西的主要支流建設了全長570米,高81米集水電和防洪一身的“諾里斯大壩”,形成了130平方公里的水域。胡佛為實現這些“世紀工程”,并靠此拉動內需,以維護利益集團的既得利益,美國政府實行的赤字財政,不惜高筑債臺支持大企業,放手讓其進行“市場調控”。不幸的是,政府增加投入并未能幫助美國最終走出危機。大量資金流入大企業,反而使中小企業成為不公平競爭的犧牲品。被譏笑為只會筑壩、挖渠的“偉大工程師”胡佛已經黔驢技窮,他和既得利益集團的資本家們共同為挽救危機的努力已經無濟于事。
1932年被歷史稱之為:“最慘的一年”,胡佛為了填補美國政府巨大的赤字窟窿,竟然開始大幅度加稅,讓本已茍延殘喘的中小企業在危機中向多米諾骨牌一樣接踵倒下。承載老百姓就業的中小企業的大量破產,進一步加劇的失業浪潮。全國86000家企業停止營業,3400萬人沒有任何收入,200萬人流離失所無家可歸。工人失去工作,農民更是貧困至極,中產階級也被洗劫一空。而無力償還各種貸款的失業者,最終引發美國大量中小銀行的倒閉潮。全美有5000多家銀行在1932年倒閉,使危機越演越烈,最終釀成了“大蕭條”。
然而,代表著大資本家利益集團的“胡佛總統也還是一如既往的每天傍晚,打好黑領結進出高級餐廳,向他的七道菜晚餐奮勇進攻”。此時的大資本家們卻依然享受著奢靡而放蕩的生活,因為危機中的救市項目為他們帶來了更多的財富。1932年,也被稱為“美國人民最黑暗的日子”,在無數人丟掉工作,無數家庭陷入困境的時刻,世界最奢靡的紐約曼哈頓華道夫-阿斯多里亞酒店開業,該酒店至今都是紐約最豪華的酒店之一。在這一年,堅信資本主義自由經濟的胡佛,竟然從捉襟見肘的聯邦政府拿出5億美元,為各級政府修善辦公大樓,希望以這些投資來拉動經濟。但辦公大樓這樣的資產,是無法產生任何經濟收益的。
1932年5月開始,2.5萬貧困潦倒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退伍軍人,他們衣衫襤褸拖家帶口一路來到首都華盛頓,在公園里、倒閉的店鋪里、甚至垃圾箱里“安營扎寨”。他們為了維護國家的尊嚴沒有公開乞討,高唱《阿美利堅》,僅僅是向美國政府索取根據國會立法的“退伍軍人補償金”,大約每人可以得到500美元的活命錢。這筆錢是根據1924年國會議案規定應該發給退伍軍人的,涉及27.2萬名曾經為國家參戰死里逃生的軍人。由于經濟危機,補償金需要拖延到到1945年才能兌現,可是饑腸轆轆的老兵和他們的家人已經無法熬到1945年了。這些曾經為國家出生入死的老兵自稱為“補償金遠征軍”,要求政府兌現。年薪7.5萬美元胡佛對于這些老兵的合法要求無動于衷,毫不留情地下令軍隊進行鎮壓,并為他們扣上“左翼分子”的帽子。由坦克和高舉軍刀的騎兵對退伍老兵進行了殘酷的鎮壓,使用了3000多枚瓦斯彈,以傷亡數百人的代價,將手無寸鐵的老兵們驅離首都華盛頓。最終,老兵們一無所獲,甚至有兩個老兵的嬰兒被瓦斯彈窒息而死。
美國在大蕭條期間有10多萬家企業破產,6000家銀行倒閉,失業率高達30%,物價暴跌33%,國際貿易縮減40%。1930年6月,胡佛為采取貿易保護主義,正式簽署“斯姆特-霍利關稅法”,美國稅務局根據該法案修改了1125種商品的進口稅率,其中增加稅率的商品有890種,還有50種商品由過去的免稅改為征稅。這項法律的出臺引起了世界各國的加稅報復,加劇了危機的惡化。
1931年法國銀行家為了自保,收回了給奧地利銀行的貸款,盡管收回的資金不足以償還債務,但是危機來臨現金為王,趕緊收回投資可以中期自保。這場災難使中歐和東歐許多國家的金融體系破產。德國銀行家為了自保,延期償還外債,進一步危及到了在德國有很大投資的英國銀行家。資本的短缺,在所有的工業化國家中,都帶來了出口和國內消費的銳減。沒有市場只得關閉工廠,貨物需求減少,運輸物流也就越少,進而危機鐵路運輸和火車制造業、船運業和造船業。這些制造業背后又是鋼鐵工業、焦炭工業和煤炭開采。一環一環緊緊相扣,一波一波陷入危機。
大蕭條以此波及到全世界,導致全球5000萬人失業,其中美國1370萬,德國560萬,英國280萬。生產倒退20至30年,工業生產下降37.2%。美國汽車的銷售量從1929年的530萬輛減少到1932年的180萬輛,幾乎是斷崖式的減少。美國沒有因為自己的自私自利得到好處,反而更加難以自拔。
【歷史特寫】
1929年股市崩潰之后,胡佛立即開始了他的“革新”計劃。1930年,他開始削減稅收,要求州的地方政府以及公用事業增加基建投資,而且在1930年和1931年上半年,他提高了聯邦公共工程預算,投資于例如:“巨石水壩”一類的項目。胡佛制定的政策獲得國會的支持,聯邦財政政策在1929—1931年間進行了擴張性投資,刺激市場需求以拉動經濟。由于這種擴張性財政政策,至1931年經濟雖持續下滑,但就業壓力被新項目消化,也保證了所得稅的征收。但這種寅吃卯糧加劇了政府的赤字和負債。1929年美國政府仍有10億美元的預算盈余,但到1931年已經變成一個巨大的赤字預算,赤字規模達到30億美元。1932年大幅度增稅的《稅收法》出臺,導致危機越演越烈。
1931年10月,聯邦儲備體系制定了一系列貨幣緊縮政策,這些政策嚴重地制約了美國的銀行系統應對國內通貨膨脹和維持信用需求的能力。胡佛擔心繼續推行他的財政政策將會導致政府和私人借款者之間的競爭,結果會造成長期利率提高,影響有錢人的利益,從而抑制私人投資。他意識到其他國家對美元的信心已經產生了動搖,這是因為大家對美國政府推行的長期赤字財政政策徹底喪失信心。胡佛希望通過削減赤字而減少黃金儲備的流失,從而緩解因美聯儲緊縮貨幣而產生的國際兌付壓力,維持美元的地位。
1931年12月,胡佛啟用了“殺雞取卵”式的新一階段的財政政策。他請求國會提高稅收,允許將稅收額提高到財政收入的1/3。1932年實施的《稅收法》是美國歷史上和平時期增稅幅度最大的稅收法案,這一法案提高了所得稅稅率,降低了免稅標準,雖然提高了高收入群體的附加稅,也提高了公司稅率——這些措施阻礙了經濟復蘇。
東得克薩斯大油田
歷史總是如此的巧合,以致常常讓我們感到一種時間的穿越。就像2008年的美國經濟危機前后,年過古稀的老叟,后來被世界尊崇為“頁巖氣之父”的喬治·米歇爾,在美國得克薩斯州巴奈特地區實現了頁巖氣大突破一樣,1930年也是一位老叟同樣在得克薩斯發現了“東得克薩斯大油田。
在得克薩斯州的東部地區的達拉斯、休斯敦和路易斯安那州的什里夫波特三角區內,有一片面積約560平方公里了窮鄉僻壤,這里除了一望無際耐熱耐旱的茂密松林,就是一些破敗的牧場和顛簸的土路。東得克薩斯地質盆地構造曾經吸引諸多大石油公司進行過資源普查,殼牌公司(Shell)、德士古公司(Texaco)、普爾公司(Pure)、太陽公司(Sun)和后來成為埃克森公司(Exxon)一部分的漢伯爾公司(Humble)都參與了這里的勘探。直到1927年5至6月間,普爾公司雇用了專業的地球物理勘探公司對該地區進行了地震勘探,7至8月間,布下了一口勘探井,兩個月后在800米深度的白堊紀烏德賓砂巖層發現了一個小油田:范(Van)油田。而其他石油公司的勘探投資幾乎一無所獲。
A.D.勞埃德博士(Dr.A.D.Lloyd)是一位地質學家,他根據美國已發現的各個油田的地質走向,勾畫了一幅油氣儲存地質趨勢圖,而成油地質構造的趨勢分布匯集到東得克薩斯盆地。根據勞埃德的理論,油氣地質構造都是按一定的走向分布趨勢,在多條走向線的交叉點上肯定會有大的油田。勞埃德到各大石油公司去“推銷”自己的研究成果,但成為大石油公司的地質學家的笑柄,沒有人相信這個體系之外的“地質學家”的想入非非,大家都認為自己科學的勘探,足已證明這片荒蕪的土地下面根本沒有什么大油田。
勞埃德博士的研究卻引起一位被大家稱為“喬伊納大叔”的66歲老頭,哥倫布·馬瑞恩·喬伊納的關注。喬伊納大叔可不是一個美國富翁,早年在美國東南部被稱為:“棉花州”的亞拉巴馬州經營一個不賺錢的糧食鋪子。后來他跑到田納西州的立法機構謀了一個小職員的位置。1913年53歲的喬伊納大叔聽說俄克拉何馬州發現了大油田,異想天開當即忽悠了一群風險投資人、地質工程師和鉆井工人,前往俄克拉何馬進行風險鉆探。他們在塞米諾爾郡開鉆了第一口探井,可惜只打了不到50米深就把錢花光了。時運不濟的喬伊納大叔如果能再鉆下去200米,就可能發現著名的塞米諾爾大油田。
1926年,喬伊納大叔聽信勞埃德博士的判斷,在東得克薩斯臘斯克郡租下500英畝(200公頃)土地的勘探權益,并進一步募集風險投資再租了10000英畝(4047公頃)。勞埃德博士確定了理想井位在戴西·布拉德福德農場,但戴茜說什么也不同意,喬伊納大叔只得將井位向東南移3200米。當時的鉆井機還是蒸汽動力,需要用煤炭燒一個鍋爐產生蒸汽來驅動一個蒸汽活塞發動機來鉆井。1927年8月喬伊納大叔開鉆第1口探井,第二年在鉆到334米的時候,鉆頭在井下脫落無法取出,導致這口井報廢還丟了一個昂貴的鉆頭。
美國在石油勘探開發中,一直沿用風險投資機制并直至今日。風險鉆探可以發債,也可以私募。對地質資源狀況、鉆探成本和風險進行評估,再確定股權比例和股權價格,通過私募或發債出售給風險投資人或機構,實現風險共擔,權益共享。如果打出油氣,大家抱一個金娃娃,如果失敗,投資就此沉默。這種具有賭博色彩的風險投資,恰恰符合油氣開發的規律,也有效支持了油氣勘探和技術進步。
喬伊納大叔就是用這種辦法屢敗屢戰。他在第一口井失利之后,重新融資卷土重來。他把井位再挪開30米,重新開鉆。不幸的是在井深600米處再次卡鉆,不僅鉆頭取不出來,連鉆桿也動彈不得。喬伊納請來最棒的修井工程師也無力回天,探井再次報廢。
喬伊納大叔回到熟悉的俄克拉何馬城、達拉斯和休斯敦向每一位熟人募錢。1929年5月,孤注一擲的喬伊納說服了戴西·布拉德福德,在她的農場開鉆第3口井,并請來經驗豐富的專家艾德·萊斯特主持。鉆探目的層為“伍德本砂巖層”。老人或許更加固執,或許更加執著,或許更加堅韌。喬伊納大叔仍不肯將鉆機停下來,堅持繼續往深處鉆去……。直到深度超過了1000米,這在當時的技術條件下,對于喬伊納團隊這樣一個草臺班子,顯而易見他們已經瘋了。他們把巖心送往達拉斯,那里的專家不認為會有石油,又把巖心送往芝加哥請那里的專業人員分析。
1930年10月5日鉆到1095米。萊斯特決定再取一筒巖心。他把取心筒下到井底,鉆進,然后起鉆。在鍋爐熄火以前,萊斯特取出巖心筒,扛到車上,拉回住處。到家后取出巖心仔細研究,發現巖心下部9英寸(約23厘米)一段是含油砂巖層。他反復地用鼻子聞,用舌頭舔,這是一段毫無疑問的含油巖層。他馬上給在達拉斯的喬伊納大叔打電話,喬伊納:“上帝,看來這回真的有希望了。”
次日一大早,艾德·萊斯特趕到井場。本來寄希望井口已經溢出原油,可惜井口仍是干干凈凈沒有半點油花。這時候郵遞員送來一份電報:“抱歉,艾德,芝加哥肯定了達拉斯的意見。你沒有必要往下鉆進,下面有的只是鹽水。”
艾德·萊斯特像美國的每一個探險家,對于權威的意見總是無動于衷。他重新開動了鉆機,在鉆機的轟鳴生長,吸引了許多的圍觀者。他們大多是聽到風聲的風險投資債券的持有者,眼巴巴地等待著結果,就像拉斯維加斯賭場里等待開局的賭徒。
鉆頭在井下鉆動,鉆工們一次次將井眼里含有巖心石渣的泥漿提出來。這道工序持續了整整兩天。大家眼巴巴地看著井口,什么也沒有冒出了。直到第三天到下午三四點鐘,從井口開始有水慢慢涌出,人們忽然發現泥漿表面閃爍這油花,萊斯特馬上命令停爐熄鉆。這時候,原油開始從井口溢出,不一會兒,一股油柱沖向空中,井場上一片歡騰。趕回來的喬伊納大叔被熱情的投資者擁抱起來。此時,萊斯特已經將井口閥門安裝好,控制住了井噴,原油已經源源不斷地流進了儲油罐。這口井每天產油5600桶,相當于767噸。此時此刻,他們還沒有意識到,他們已經發現了當時美國最大的油田——東得克薩斯(EastTexas)油田。
東得克薩斯油田被發現之后,一直是美國最大的油田,也是當時世界最著名的大油田。直到1965年被阿拉斯加的普魯德霍灣大油田所取代,但由于普魯德霍灣大油田地處北極高寒地區,直到1977年輸油管道建成后才正式投產。也就是說,東得克薩斯油田居于美國油田榜首位置竟長達47年。
油田被發現4個月中,沒等大石油公司反應過來,成千家小企業在各種風險投資者的支持下,大批搶租土地,支起鉆機誰干就干,1931年7月,在這一地區已經完成了1300口生產井,日產量已達18萬多噸。1931年東得克薩斯油田一共打了3612口生產井,在整個油田所在區域,鉆井機架形成了一片長達69公里,寬約5~20公里的井架“密林”,而決策緩慢的大石油公司擁有的油井和租借的土地區塊不到整個油田的五分之一。
東得克薩斯大油田爆炸性增產,讓石油市場措手不及,形成美國石油的嚴重地供過于求,油價暴跌到每桶13美分,比成本還低。全球油價跌平均至0.65美分/桶,比1929年大蕭條之初的1.27美元/桶跌了近一半。東得克薩斯油田上數以百計的生產商和背后的風險投資人呼吁大家限產保價,和今天產油國面臨的情景幾乎同出一轍。但是誰也沒有辦法將石油產量降下來。有人揚言要炸毀油田,引起社會的動蕩不安。
1931年8月17日,得州政府宣布東得克薩斯地區進入“公開暴動和緊急狀態”,對四個主要產油郡實施軍事管制,數千名國民警衛隊員被緊急派往油田,并暫停了一些油田的生產,使油價實現了回升。在得克薩斯州,管理油田開發的至今一直是由鐵路委員會負責,該委員會向所有的開發商下達了配額產量指令,并由國民警衛隊強制執行。1932年4月,原油價格回升到每桶98美分。各石油公司,包括那些大公司都不得不承認得州政府的管制有效,接受產量配額。1932年11月,得州當局召開州立法機構的特別會議,通過了準許按比例分配產量的法案。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只要政府和國民警衛隊員一眼沒有看到,馬上就有人偷偷超配額生產,并將超產的石油悄悄轉運他州出售,這些油被稱為:“熱油”。而那些不生產石油的州對此不但無意干預,甚至樂觀其成。這種情況很快就成為法不責眾,大家爭相超產進行跨州走私,造成市場上石油泛濫,原油價格又一次降到每桶10美分。束手無措的得州斯特林州長1933年5月5日,給聯邦內務部長發電報,稱“得州政府已經無法控制局面”,要求聯邦政府進行干預。所有的人都明白,僅僅在一個州進行管制是無濟于事的,需要聯邦政府頒布法令,限制石油的跨州交易。最終,羅斯福總統下令禁止違背本州法律生產的石油跨州或對外交易,并責令美國內政部強制執行。
東得克薩斯大油田的發現,盡管造成了諸多的混亂和油價暴跌,但是低油價促進了內燃機替代蒸汽機,加速了美國和世界的第二次工業革命進程,在人類歷史上具有深遠的意義。
羅斯福的經濟復蘇計劃
1911年10月25日,丘吉爾接任英國海軍大臣。他一上任迅速推進了一項革命,不僅將英國海軍新建造的戰略艦和巡洋艦改為燃油動力,甚至將現有艦艇也進行了改造。不再使用便宜并易于獲得的威爾士煤炭,用遠在波斯灣石油作為燃料。他的改革遭到極大的抵制,但是這一重大技術改進使英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一開始就贏得了海上勝利的主動權。
1913年,美國威爾遜總統任命31歲的富蘭克林·德拉諾·羅斯福出任海軍部副部長。作為英國最主要的戰略伙伴和追隨者,羅斯福也積極地參與了美國海軍的戰略轉型,他在長達7年的任期中,經歷了整個第一次世界大戰,看到了能源結構轉型帶來的技術優勢和勝利戰果。羅斯福提出了建設“強大而有作戰能力的海軍”的目標,為美國海軍此后的發展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石油替代煤炭作為戰艦的燃料,使的英國和美國海軍提前跨入了人類的一個嶄新的時代。高熱值的液體石油可以存放在戰艦水線一下的各個艙室,提高了艦艇的穩定性,增加了燃料總量;石油可以使用泵來供給鍋爐燃燒,大大減少了人員,也降低了水手的勞動強度;燃油可以快速加熱鍋爐,使艦艇不僅可以快速出航,而且加速變得更加便捷,大大提升了艦艇的機動性;燃油能夠為鍋爐提供更高的燃燒溫度,而作為動力源的蒸汽溫度的提升,讓戰艦能夠使用效率超過30%蒸汽輪機,從而淘汰效率只要15%且體積碩大而笨重的蒸汽活塞式發動機;蒸汽活塞式動力系統和燃煤占居了艦船的大量空間和重量,燃油系統可以大幅度節省了空間和重量,軍艦能夠安裝更大口徑的火炮,裝載更多的炮彈;而最有意義的是燃油的煙霧比燃煤更低,英國和美國的艦隊可以更早地發現德國海軍的戰艦,并提早瞄準、提早射擊,奪得海戰勝負的先機和主動權。
1882年1月30日富蘭克林·羅斯福出生于美國紐約州的羅斯福家族。羅斯福家族在美國有300年的歷史,在美國歷史上赫赫有名的第26任總統西奧多·羅斯福是富蘭克林·羅斯福的堂叔,西奧多·羅斯福的頭像與華盛頓、杰斐遜和林肯最有影響力的美國總統一起,刻上了美國南達科他州拉什莫爾山國家紀念公園的石山。西奧多·羅斯福被稱為“老羅斯福”,1897年也被當時的美國總統威廉·麥金萊任命為美國海軍部副部長。由于當時的海軍部長約翰·隆因病長期不能不理政,老羅斯福成為實際掌權的海軍部長。羅斯福家的海軍傳統事因老羅斯福的兩個舅父都曾在南北戰爭時期服役于美國聯邦海軍,他在1880年結識了提出“海權論”的美國海軍阿爾弗雷德·賽耶·馬漢上校。馬漢對他產生了巨大影響,1881年,他出版的第一部正式著作就是《1812年戰爭中的海戰》,這本書后來成為美國海軍學院必修課材料。在其海軍部的任期中,美國爆發了“美西戰爭”,美國因此奪取了大片西班牙的殖民地,獲取了巨大的戰爭利益,其中包括將加勒比的古巴和西太平洋的菲律賓的殖民權益。
海軍是一只與能源和先進科學技術關切最深的軍中,歷史上重大海戰的勝利實際上都是技術進步的成果。丘吉爾和羅斯福叔侄的歷史影響,與他們曾經任職海軍部或有更深的因果影響。
老羅斯福作為共和黨候選人麥金萊的副總統候選人參加了1900年的大選并獲得成功。1901年9月6日,麥金萊總統遭到無政府主義者刺殺,9月14日不治身亡。老羅斯福順位繼承總統寶座,成為美國歷史上最年輕的總統,也是美國歷史上唯一沒有手按《圣經》宣誓就職總統,并在1904年獲得連任。年輕的老羅斯福思想左傾,反對大壟斷資產階級過度對國家和民眾的掠取。1902年,美國礦工聯合會發動了全國煤礦工人大罷工,直接影響到電力企業和城市取暖的燃料供應。罷工維持了163天引發了一場舉國性能源危機。老羅斯福在白宮召集煤老板和礦工領袖開會達成妥協,將工作時間從每天10小時縮短至9小時,并允許工人得到10%的加薪。
煤炭主要靠鐵路運輸,煤炭在美國和中國這樣以煤為主的市場始終都是最大宗的運輸貨物。控制了鐵路就控制了煤炭的供給和生產,更關鍵的是可以通過運輸控制定價和期貨交易,為金融資本家創造超額的收益,對于金融資本壟斷鐵路是榨取剩余價值的首選。老羅斯福最大的貢獻是啟動了美國的反壟斷進程。其中最著名的反托拉斯行動,就是起訴控制北大西洋鐵路、昆西鐵路、芝加哥鐵路在內的一大片鐵路運營區域的北方證券公司壟斷,并最終在最高法院以5:4的判決裁定該北方證券違反了《謝爾曼反托拉斯法》。反壟斷也最終使他的獨特個性和改革主義政策,贏得了“美國歷史上最偉大的總統之一”的稱號。
1900年義和團運動,清廷幾乎向全世界宣戰,最終導致八國聯軍入侵,被迫簽下“辛丑條約”。全中國4.5億人不得不每人賠款一兩白銀,一共賠償四萬萬五千萬兩。1907年12月3日,老羅斯福向美國國會提出,將美國的庚子賠款用于資助中國教育。他認為,中國之所以鬧義和團,閉關鎖國,向世界各國宣戰,是因為中國人的教育太落后,太不了解已經劇烈變化的世界。后來美國在中國設立了清華學堂和支持中國留學生去美國讀書,詹天佑就是那時去美國學習的。還興辦了協和醫院。為此,英國、法國、荷蘭和意大利也不得不跟進了美國,支持中國的教育。臺灣新竹的清華大學,至今仍可以向美國政府申請到每年2000萬美元的贊助。而該款項據悉就是是根據老羅斯福提案,來自于庚子賠款基金。
然而,老羅斯福也并非像人們想象的那樣完美無缺。他的家族與石油企業也存在千絲萬縷聯系。他在任期內積極支持了作為當時新興能源的石油企業的發展,使美國的能源革命得以推進。或許作為回報,到20年代初期,他的兒子小西奧多?羅斯福成為辛克萊石油公司董事會成員,另一個兒子阿奇博爾德?羅斯福擔任了辛克萊石油公司的副總裁。辛克萊石油公司是由哈里?辛克萊以俄克拉何馬州“獨立”石油商人名義組建的企業,而他的背后是不便直接出面的標準石油公司和華爾街的銀行利益集團。該公司的直接使命是與當時的蘇聯進行談判,獲取蘇聯巴庫油田和薩哈林島油田的開采權益,以換取美國對蘇聯布爾什維克政權的承認和貸款。就在辛克萊即將大功告成之前,也在爭奪蘇聯石油開采權益的殼牌石油公司暗中唆使辛克萊的一個競爭對手,揭露了他與時任總統哈丁勾結獲取美國政府對懷俄明州“茶壺頂”地區利潤豐厚的石油資產租賃合同。1922年4月14日,哈丁總統正準備宣布與蘇聯外交和貿易關系正常化的節骨眼上,《華爾街日報》頭版上刊出了哈里?辛克萊卷入“茶壺頂”丑聞的報道,使這一交易胎死腹中。
富蘭克林·羅斯福,也被稱為“小羅斯福”,曾經向往進入安納波利斯海軍學院,希望繼承家族傳統成為一名海軍軍官,但是遭到父親堅決反對。1900年小羅斯福進入哈佛大學,攻讀政治學、歷史學和新聞學;1905年轉入哥倫比亞大學法學院,并取得律師資格;1910年任紐約市參議員;最終如愿以償在出任海軍部副部長。1921年8月不幸患脊髓灰質炎癥,留下了身體的殘疾。
1932年殘疾的富蘭克林·羅斯福代表民主黨競選總統,他提出了一系列不同于胡佛政策的“新政”計劃,并以壓倒性多數選票獲勝。1933年3月4日,在一個陰冷午后,剛出任新總統的羅斯福以一種輕松愉快的樂觀態度和充滿信心的語氣“點燃了舉國同心同德的新精神之火”。
富蘭克林·羅斯福的民主黨政府(1933~1945)很快就從胡佛的公司自由主義轉向了運用政府強制力來提供救濟、推動經濟復蘇。在救濟方面,新政使聯邦政府第一次直接提供福利服務,成立了市政工程署(CivilWorksAdministration,CWA),這是一個失業救濟計劃,主要向非熟練工人提供在小型公共工程就業的機會。此外,羅斯福動用RFC的基金協助地方政府開展它們的救濟計劃——這是胡佛不愿意采取的行動。成立了公共工程署(PublicWorksAdministration,PWA)以支持大型的公共建筑工程。1933年,羅斯福的經濟復蘇計劃的核心之一是《國家工業復興法(NIRA)》,這一法案超越了胡佛的企業聯合論,組建政府直接資助的卡特爾,而不是依賴大壟斷的聯合救助;另一個核心措施是《農業調整法(AAA)》,這一法案采用了胡佛鼓勵營銷協作的強制性措施。這兩個措施被認為是推進更多的計劃,以及隨之而來是打破對競爭的限制,聯邦政府強化資助中小企業,將促進經濟復興,從而使經濟更加穩定。1933年,羅斯福成立了聯邦存款保險公司和證券與交易委員會,啟動了加強金融市場監管行動。在新政100天內,政府通過成立田納西流域管理局(TVA)以最為激烈措施,在獲取國會授權后在促進自然資源開發方面采取了諸多措施,在新政認為市場失效的這一重要領域培育“有序的發展”。
公用事業控股公司法
1935年8月28日,羅斯福力排眾議簽署了遏制壟斷企業跨州經營的《公用事業控股公司法(PUHCA)》,打破了大企業對電力、電話和天然氣等公共事業的壟斷。使州政府能夠有效監管屬地的電力、電話公司,州議會能夠配合立法并決定公共事業的價格。
美國是電力工業的發祥地。1882年,愛迪生電氣公司在紐約的珍珠街建立建設并運營了世界第一座商業性發電站,這是由6臺蒸汽式活塞發動機驅動的的發電廠,總裝機容量約670千瓦,采用直流供電技術在紐約市內供電,主要用于照明。繼愛迪生電氣公司開創直流輸配電系統之后,特斯拉發明了交流輸配電技術并納入西屋公司。西屋電氣公司開始提供交流供電系統,1886年又發明了交流變壓器,使交流系統的優越性日趨明顯。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交流系統得到迅速發展,并取代了直流供電系統,開始進行越來越遠的輸電和構筑越來越大的電網。
立法前,全美雖然有100多家電力公司,但主要市場控制在3大壟斷寡頭手中,而這些壟斷巨頭控制著跨州經營的電網。這些大型的既有托拉斯形式,又據康采恩模式的超大型電力公司既控制發電廠,有控制電網。他們的規模和復雜性使各州對電力工業的管制成為一紙空文。當時的紐約居民不能購買紐約州發電廠所發出的電力,而不得不與新澤西的發電廠結算電費,而新澤西的居民也不得購買新澤西的電力,需要與賓夕法尼亞的電廠結算電費,而賓夕法尼亞的消費者同樣要與紐約的電廠結算。電力公司將其解釋為安全性和“電力潮流”問題,這是外人是根本弄不清楚的。這樣一來,電力公司就可以合法地將利潤藏起來,讓消費者不得不承擔更多的電費。電力公司以增加安全為由,不斷增加投資,最終通過電費轉嫁給消費者。這些模式與今天的中國國家電網頗為相似,目的只有一個,就是維護自己的既得利益。而這一做法實際上也制約了他們自己的發展,反而影響到他們的既得利益。昂貴的電價使很多在經濟大蕭條中的中小企業加速死亡,中小企業的死亡和隨之帶來的失業問題,人們連飯都吃不飽還會用更多的電力嗎?電力需求的萎縮,直接影響到大電力公司的銷售收入和還本付息的能力。
《公用事業控股公司法》授權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打破托拉斯和康采恩的壟斷,限制公用事業公司在各州的管轄權限,規范運營公用事業公司及其相關業務活動,并對已獲確認的電廠、電話公司和銀行等進行管制。通過要求控股公司放棄它們在各州電力公司的股份,變電力、電話、燃氣企業和銀行為各州獨立運營的經濟實體,從而取消了大量的跨州經營的壟斷控股企業。該法有兩個要點,一是授權證券交易委員會,通過要求控股公司放棄它們的股份,變為在一個地理區域內的單獨的企業,其股權不得跨州持有,也不得進行跨州經營,從而取消了大量的跨州控股公司;二是嚴格限制控股公司從事的主營和兼營業務。按照該法規定,所有控股公司必須在證券交易委員會注冊,并由其裁定是否必須進行重組,證券交易委員會還負責對控股公司債券的發行和清償進行管制。
這種動用國家公權力對這些超級利益集團進行強制性分拆,在美國這樣一個私有制立國的國家幾乎是不可思議的,也反應了羅斯福改革的堅定決心。而羅斯福改革的成功,避免了大蕭條帶來的社會革命,一旦大蕭條中的美國發生俄國式的社會革命,這些超級利益集團的資本家不僅血本無歸,而且性命難保,也算是羅斯福拯救了他們。羅斯福的擔當和決斷,在今天的中國都難以想象,或許我們也需要這樣的勇氣和決心。
美國農村電力合作社
1935年以前,美國農村只有11%的人口有電可用,這些人口主要集中居住在大城市的近郊區,而美國農村大多數地區仍無電可用。由于農村地廣人稀,供電線路太長,輸電損耗大,電價太高農民用不起,最終導致用電量太少形成了惡性循環、在農村供電投資太大,無利可圖,所以沒有一家大電力公司愿意向廣大的農村地區投資供電。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后,快速實現工業化的美國需要大量勞動力。也像后來的中國,大量農村勞動力涌入城市,涌進工廠。大蕭條之后這些失去工作的“農民工”大量游蕩在城市,成為一個非常不安定的因素。羅斯福每天晚上不得不通過無線電廣播,在千家萬戶的收音機里安慰大家,千方百計防止經濟的惡化轉變為社會矛盾的激化,導致情況的進一步失控,因為美國是一個人人擁有槍支的國家。
必須為更多的人創造工作的機會,必須啟動更大的市場,必須重新啟動美國的經濟,廣大的農村市場是一個巨大的機會。美國沒有向中國推進城鎮化,而是推進農村、農業和農民的現代化,改善農村基礎設施,改變農民生活品質,改進農業耕作效率,能源的現代化是關鍵一步。電力公司不愿意解決這一問題,就放手讓農民自己豐衣足食。合作化不是布爾什維克的專利,就像市場化不是資本主義的專利。通過農民自己組織起來,以合作化模式解決農村的電力基礎設施建設,應該是一種社會主義式的制度創新。
1935年5月,羅斯福簽署了一項執行令,成立“農村電氣化管理局(REA)”,研究制定推進美國農村電氣化進程。一年之后的1936年5月,羅斯福正式簽署了《農村電氣化法》。羅斯福和他的智囊們提出的基本原則是:由一定地域范圍的農戶以自愿的原則組成各自的“農村電力合作社”,通過同比例向需求者“眾籌”方式集資,再向聯邦政府申請低息貸款的方式籌集電力建設資金,美國聯邦政府提供優惠的貸款予以支持,年利息為2%,償還期限為35年。讓農民自主建設本地區的供用電基礎設施,從電力公司躉售電力,向本地區所有合作社成員供應沒有投資者盤剝和經營者牟利的廉價電力。
在1938年至1942年間,農村電氣化管理局在美國各地鄉村開展了一場大規模群眾性教育運動,幫助農民學會怎樣使用電能來減輕繁重的日常家務及農場雜活,提高農業的整體生產率。農電合作社的創新、發展和普及,推進了電力的普遍供應。各種電動工具的應用,電力驅動的水利排灌設施的發展,使當時美國農業生產力水平得以迅速提升;電氣化進入農村極大地改進了農村的基礎設施,收音機和電視機進入農村,在相當程度上消除了城市和農村的差異化,使得農村更加適宜居住,不僅改變了農民的生活品質,也使越來越多的城里人遷居到農村,在農村納稅,進一步促進了農村的現代化水平;而農民生活品質的改善意義更加深遠,農村基礎設施的完善,農業生產效率的提升使農民在工業化進程中沒有被拋棄,也沒有成為犧牲者,讓他們成為有尊嚴的社會進步的參與者。而關鍵的問題是通過農電合作社讓美國農民組織起來,以合伙機制加強了大家的合作意識,這對于鄉村自治民主合作,在共同應對工業資本家和金融資本家的盤剝上具有特殊的意義。
這是羅斯福最成功的改革之一,改革之后很快就得以回報,美國農民生活的水平有了明顯提升,大大推進的不僅是美國的農村,而且是整個國家的電氣化進程。促進了美國農業的現代化,使之成為國民經濟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通過一次需求側的革命,創造了一個巨大的新的市場,為美國經濟的復蘇奠定了穩定的基礎。
到1960年,全美實現了農村電氣化,電力將廣大農民從沉重的手工勞動中解放出來,從原始愚昧中解放出來。電氣化、自動化、現代化不再是城市的專利,農民在應用電力及機械化、自動化方面已經達到了較高的水平。農電合作社成為美國政府一項成功的實踐。
到1997年,美國電力合作社已經進一步細分為發電合作社、輸電合作社和配電合作社,美國農電合作社輸送的電量雖然只占全國電量的7%,發電容量只占全國電量的5%,但所服務人口已經占全國人口的11%,約3000萬人。但從供電面積覆蓋上,已經占到全國的70%。全國3000多個郡,有2600郡由農電合作社提供電力服務。配電線路長達300萬公里,超過全國配電線路總長度的一半。農電合作社使美國農村通電率100%,電壓合格率100%,農戶每月平均用電1070千瓦時,且年年在增長,用電遍及到家庭和農業生產的各個方面。由于電價低廉和服務良好,農電合作社吸引了一大批原由商業性電力公司供電的用電戶。1996年一年,全美農電合作社新增用戶40萬個,大多是大城市周圍的農戶由于不滿意電力公司的供電而轉由農電合作社供電的。農電合作社靠“農村包圍城市”之勢,逐漸擴大市場范圍,靠“合伙制+眾籌”爭取了更多消費者的參與,用需求側革命顛覆了供給側的壟斷。
1938年《美國天然氣法》
煤氣燈是十九世紀的一項重大發明,此前人們使用蠟燭和鯨魚油照明。隨著工業革命的到來,煤炭利用技術的不斷進步,將煤炭轉換成為煤氣,再用管道輸送到城市的每一個角落和千家萬戶,為街道和家庭提供夜間照明,為家庭和餐館提高炊事燃料,為建筑提供采暖,逐漸成為一個新興產業。美國的第一個天然氣公用設施是于1817年在馬里蘭州成立的巴爾的摩氣燈公司。畫家萊姆布蘭特·皮勒和他的合伙人在早年一直使用煤氣燈為博物館和畫廊照明。1859年,在美國已經有超過300家煤氣廠為約500萬用戶服務。
1944年在二戰期間,好萊塢著名導演喬治·庫克曾經拍攝過一部著名的驚悚電影《煤氣燈下》,描寫一個美麗的少女寶拉繼承了姑媽艾麗絲的大筆遺產,并與瀟灑、體貼的青年格里高利·安東結了婚。婚后每到夜晚,房中的煤氣燈忽明忽暗,同時房頂上伴有奇怪的聲音,讓寶拉感到驚恐萬分。青年偵探伯林為弄清真相,來到寶拉家中,他發現使寶拉恐懼的真正原因是安東半夜三更到儲物間翻箱倒柜,目的是想要神不知鬼不覺的偷走艾莉絲姑媽留下的寶石。由此可見,煤氣燈的影響在美國的家庭中持續了多久。
1920年之后,隨著石油開采的增加,與石油伴生的天然氣成為一個問題。在每一口油井都要安裝一個火炬頭將這些天然氣一把火焚之,很多油田的夜晚被這些熊熊燃燒的火炬頭照的如同白晝。這些比煤氣更加干凈高效的天然氣被白白浪費,讓人們感到非常可惜。隨著城市化的進程,美國出現了大批私營的小型城市燃氣公司,他們看到了一種潛在的商機,就是將這些天然氣引到城市替代煤氣加以利用。天然氣的主要成分為甲烷,無毒,比重輕于空氣,易于擴散,熱值為每立方米8400大卡。而煤氣的成分主要是一氧化碳和氫氣,還存留各種煤焦油和有害物質,不僅有毒而且不安全,熱值也只有3000至3500大卡。天然氣對于煤氣的替代,很快得到消費者的青睞和追捧。越來越多的城市開始使用天然氣,企業也不僅僅局限于使用石油開采的伴生氣,專門生產天然氣的天然氣田被開發,天然氣供應得以增加。
其實,天然氣在美國的看法可以追溯到更早。1821年,威廉?哈特鉆探了美國第一口天然氣井,成功將地下天然氣引到地面,美國第一家天然氣公司——弗里多尼亞燃氣照明公司就此誕生。也在1821年,美國第一口頁巖氣井也進行了鉆探,但是由于氣量太低而沒有繼續。直到1859年賓夕法尼亞州第一口商業油井鉆成,油氣勘探步伐加快,天然氣工業隨之發展起來。但這一時期天然氣市場因為規模太小而沒有引起政府的重視,井口天然氣價格始終處于無管制狀態。20世紀初期天然氣的產量逐漸提高,但交易量較小,價格也不高。隨著油氣勘探行業不斷發展,天然氣逐漸成為居民使用的主要能源之一,但由于缺乏長距離輸氣管道,天然氣無法順利進入市場銷售,價格仍維持在非常低的水平。直到一些大公司借助華爾街的大資本開始建設長輸管道,情況才出現重大改觀。
一些天然氣公司從天然氣田到天然氣長輸管道,從城市管網到千家萬戶,逐漸形成了一種縱向一體化的壟斷機制。當時的天然氣價格與今天中國使用的定價機制基本一致,采用所謂“成本加成”模式。所謂“成本加成定價法”,是按產品單位成本加上一定比例的利潤制定產品價格的方法。但如此一來,天然氣的經營者對于控制成本,提升效率就沒有興趣了。大家都在想方設法加大成本,因為成本越高在市場的銷售定價就對自己越有利。而高價格、高成本的天然氣對于從“大蕭條”之中尋求復蘇的美國經濟毫無益處,消費者都希望通過改革壓低氣價。
1935年之前,美國天然氣管道運輸市場處于縱向一體化程度很高的階段,整個市場由幾大州際管道公司控制,這些公司不受聯邦政府管轄,也不對外界公開信息,且不斷兼并小公司,強大的縱向一體化形成壟斷。1935年出臺的《公用事業控股公司法(PUHCA)》限制企業跨州經營,但是,由于資源稟賦的特性,不是每一個州都有天然氣資源,所以,必須區別對待。1935年,證券與交易委員會(SEC)作為管轄機構,要求管道運輸企業自愿遞交改組計劃,并宣布如不能在1940年之前說明其繼續存在的合理性,證券與交易委員會將啟動正式拆分程序。最終,美國天然氣管道公司與天然氣地區分銷公司的界限被明確劃分出來。
首先是限制企業同時從事上中下游一體化的經營。因為,一旦實現縱向一體化所有的競爭將就此消失,價格將無法下降。其次是地方利益與整體市場的矛盾。在1938年以前,美國天然氣的生產、輸送和配供受到所在各州法律的制約,形成了天然氣市場的地區分割和區域性壟斷,也制約了跨州管道的建設,限制了資源的優化配置,阻礙跨州之間的競爭。
1938年,為遏制跨州經營的天然氣管網公司對市場的縱向壟斷,建立了針對天然氣長輸管道的監管機制,并制定了世界第一部《天然氣法(NGA)》。1938年《天然氣法》出臺以后,促進了天然氣產業組織結構的變化,在一體化的天然氣公司之外,出現了獨立的管道公司。天然氣生產者可以把天然氣賣給獨立的管道公司,管道公司再賣給批發銷售公司或終端用戶。法案規定,管道公司是地區天然氣分銷公司在城市門站的全部提供商。州際天然氣管道公司負責建造并運營管道,向氣田購買天然氣,再轉賣給地區分銷公司或其他公司。但這個方法盡管解決了分銷公司的壟斷問題,其運行模式又出現了新的問題。因為管道公司收益主要來自運輸,他們只需在天然氣購買價格上加上自己的運輸價格,不會為分銷商的利益而與氣田生產商討進價。同時,也不會考慮分銷商的市場規律,讓氣田現場相互配合,以優化產業供需結構。這一矛盾直到1985年的改革才得以解決。
這一改革的關鍵是解決了天然氣縱向一體化壟斷的問題,創造了一個充分競爭的環境;確立了專門的監管機構,由聯邦電力委員會對管道經營商跨州銷售天然氣的行為進行監管,實現統一并標準化的管輸費率;放開了對競爭性的氣田井口價格和銷售價格的強制性定價,有效鼓勵了競爭。這些改革促進了美國天然氣產業的發展,使美國成為最早大規模使用天然氣的國家,先進的能源結構推進了美國先進的制造業發展,也實現了先進的科技引領能力,為美國維持世界強國做出的卓有成效的貢獻。
天然氣作為一種最理想的化石能源,成就了美國的競爭力。大規模利用天然氣促進了燃氣輪機技術的發展,美國目前已經可以將燃氣輪機的燃燒室透平進口溫度提升至1700℃至1800℃,遠遠超出了鋼鐵融化的溫度,由此促進了美國的能源工業、航空發動機工業、材料科技、流體力學科技、計算機控制等一系列的引領性技術,為美國企業創造了更多的財富。燃氣輪機因而被稱之為“工業王冠上的鉆石”。
當然,這些改革也存在歷史的局限性。美國多數天然氣資源地區僅有一家管道公司,而州際管道更為有限,這些州際管道公司逐漸成為當地天然氣的唯一的壟斷購買者,而為對抗州際管道公司的購買壟斷,天然氣生產者則通過形成類似“卡特爾”式的價格聯盟,以共同抬高井口天然氣價格,增加自己的收益。被抬高的井口價格又通過州際管道公司無選擇地轉嫁給了消費者,這大大損害了終端消費者的利益。但是,羅斯福開創了一種改革的思路,就是通過不斷的改革,不斷的試錯,逐漸讓經濟適應新的變化,在變化中解決問題。
第二次世界大戰
至今為止,人們仍在懷疑羅斯福是故意將孤立主義的美國引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戰。
池步洲,1908年出生于福建省閩清縣三溪鄉溪源村,1927年前往日本留學,先在東京大學機電專業學習,1934年畢業后又在早稻田大學工學部學習并娶了日本妻子白濱英子。1937年于7月25日,在中日戰爭爆發之后池步洲毅然攜妻子和三個子女從日本再搭乘輪船返回上海。回國后,池步洲經朋友介紹進入國民黨中央調查統計局(中統)總務組機密二股,負責偵破日軍密電碼。
1941年12月3日,池步洲通過破譯截獲的一份由日本外務省致駐美大使野村的特級密電,內容為:“1、立即燒毀一切機密文件;2、盡可能通知有關存款人將存款轉移到中立國家銀行;3、帝國政府決定采取斷然行動。”
根據當時先后破譯的電報,池步洲做出兩點判斷:一、開戰時間將1941年12月7日星期天;二、攻擊地點將在檀香山的珍珠港海軍基地。消息立即呈報給蔣介石,蔣將情況馬上通報給美國大使館,并及時報告給了羅斯福總統。
但是,羅斯福并沒有采取任何應對措施。人們今天的解釋是,由于美國國內孤立主義情緒的高漲,美國并不相信正在與日本苦苦鏖戰中的中國。因此,羅斯福總統對于來自中國方面的情報未能予以重視。也有人認為,中國方面的情報有根有據,完全可以進行進一步進行核實,如此重大的情報,而且此前中國方面也從未發出類似的“警告”,美方沒有讓其在重慶的大使館和相關軍事人員進行核實,必然另有隱情。如果從當時的歷史背景看,羅斯福之所以未作出任何反應,或許他也正在等待這一刻。美國要擺脫孤立主義的情緒,要從“大蕭條”的泥潭中徹底爬出來,就必須要有一場戰爭。當時的美國和世界都需要這樣一場戰爭,否則將無法阻止法西斯和軍國主義者咄咄逼人的進攻,美國也不可能獨善其身。不管怎么說,4天之后,震驚世界的珍珠港事件終于發生,美國進入了戰時狀態。
在美國,除了美國內戰和美西戰爭外,發動大規模對外戰爭的,似乎都是民主黨人擔任總統期間,這或許是一個傳統。美國和墨西哥之間1846年爆發戰爭時的總統是民主黨人詹姆斯·諾克斯·波爾克;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的總統是民主黨人伍德羅·威爾遜;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的總統是民主黨人富蘭克林·羅斯福;朝鮮戰爭時的總統是民主黨人哈里·杜魯門;擴大越南戰爭的總統是民主黨人林登·約翰遜。只有,共和黨的布什家族或許是一個例外。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羅斯福政府和國會將國家的優先戰略前面轉向了戰爭,取得戰爭的勝利成為最高的國家戰略。防止因戰爭和恐慌帶來的通貨膨脹,而不是治療因“大蕭條”帶來的需求不振成為經濟工作的主要任務。此時,戰爭已經帶來了巨大的需求,足以刺激經濟的狂奔。羅斯福政府需要關注的問題是避免再出現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和戰后那種由巨額赤字導致的通貨膨脹。
大戰是需要花錢的,珍珠港事件后,聯邦政府各項開支急劇增加,并且一直增加到1945年。政府開支在1942年至1945年期間,幾乎達到了國民總產出的一半,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平均水平的兩倍。羅斯福和國會吸取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籌資經驗,認為政府應該加強價格控制,對每一種稀缺的物品實行“戰時配給”,并盡可能地提高稅收收入,以應對戰時開支的激增,防止消費者與政府之間出現相互抬價的競爭,控制政府的負債水平。由于財政收入增加,聯邦赤字從1941年的62億美元,增長到1943年的574億美元之后,在此后的戰爭期間基本維持在1943年的這一水平了。
1941年,財政部長摩根索提議對利潤率超過6%的所有公司收益征稅。羅斯福宣布:“在國家的生死關頭,所有超額收入都應該為贏得戰爭服務。”1942年,他在參眾兩院聯席會議上說:“任何美國公民的稅后凈收入都不應該高于25000美元。”這在前方將士浴血奮戰的時刻,對工資和薪金征收所得稅,并對超額的利潤征收更多的稅,并通過管制價格方式防止富人借戰爭大發橫財。羅斯福的政策被稱為“有廣大群眾基礎的”,這樣的態度贏得了社會底層老百姓和軍人的支持,因為終歸是大多數窮人的兒子去前線打仗。必須讓他們向新教徒一樣是為理想信念而戰,樹立為美國和世界人民的利益而戰的神圣使命感,打敗邪惡的法西斯和軍國主義,而不是為了華爾街資本家們更加腦滿腸肥而去送死。
而這一政策也獲得了絕大多數美國人民的支持。羅斯福敢于向大眾征稅,美國人民愿意承受,說明美國公眾普遍愿意為戰爭貢獻力量,而這種征稅制度讓更多的美國人有了主人翁的責任感覺和精神。個人納稅者的人數從1939年的390萬增加到1945年的4260萬,聯邦所得稅收入從1939年的22億美元猛增到1945年的351億美元。“從鄉村俱樂部到鐵路邊,到處都是納稅人”。1940年,聯邦所得稅只占總稅收額的16%;到1950年,聯邦所得稅已占到總稅收額的51%。直至今天,個人所得稅也是美國政府最主要的稅種,成為美國公民社會的壓艙石。
戰爭將美國這部巨大的戰爭機器開動了,此前的一系列改革有力地保持了這部機器的高速運轉。最終,使美國取代英國成為世界的新主宰。而羅斯福一系列的改革在其中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對美國的經濟、社會、文化和民眾素質的提升都意義非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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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 張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