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企業參與“一帶一路”建設，在沿線國家從事能源投資，需要遵循提高境外投資地/國能源自我供應水平的基礎性邏輯。也只有將參與緩解投資對象國的能源貧困、推動其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放在投資條件談判的突出地位，中資企業才能更好地管控境外投資項目的非技術、非財務風險。

自2013年習近平主席提出“一帶一路”倡議以來，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合作快速展開，能源合作更是成為“一帶一路”的重點之一。在“一帶一路”建設中，中國企業如何提高風險管理能力，更好從事境外能源投資？筆者認為，提高境外投資地/國的能源自我供應水平，必須是中資企業在境外從事能源投資的基礎性邏輯。

在中國以外，有媒體將“一帶一路”倡議與中國追求能源安全的努力聯想在一起。這種看法有部分事實基礎，但如果把“一帶一路”與能源的關聯，單純局限在獲取滿足中國國內消費所需求的能源，則是一種狹隘的思維。

中國企業在境外從事能源投資已有20多年的歷史。其間我們發現，在境外能源生產環節，不同國家競爭的不是無條件擴大資源供應量，而是如何把握“度”，盡可能提高某種能源產品在國際大宗商品貿易中的利潤。同時，把境外投資與保障國內消費需求掛鉤，既不符合能源產業鏈條自身的邏輯，也不切實際。包括能源在內的國際大宗商品貿易的流向，主要是受市場供求動態驅動，一個經濟體的對外能源投資量與其能源進口之間不應存在一對一的關系。

中國企業參與“一帶一路”建設，在沿線國家從事能源投資，需要遵循提高境外投資地/國能源自我供應水平的基礎性邏輯。包括“一帶一路”沿線資源國在內，眾多資源國自身依然面臨著不同程度的能源貧困。中資企業將緩解其能源貧困狀況作為能源合作的基本目標之一，才能讓相關國家的社會相信“共享”原則不是空話。也只有將參與緩解投資對象國的能源貧困、推動其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放在投資條件談判的突出地位，中資企業才可更好地管控境外投資項目的非技術、非財務風險。與之相關，中資是否投資某個境外項目，應更重視其盈利前景，而不只是對中國國內能源需求的貢獻。

要更好地推進境外能源合作，中資企業必須提高風險管理水平。提到海外風險，很多中資企業可能更多注意的是戰爭、恐怖襲擊，投資被無償沒收或者遭遇單方面毀約等。這些僅僅是非商業風險的極端體現。事實上，風險是營商環境的有機組成部分，伴隨所有投資項目的整個過程，可以說風險無時無地不在。重要的不是強調有風險，而是企業如何有效管控風險。對此，必須有一個根本性的認識轉變。

“一帶一路”倡議非常宏觀，相關項目容易被貼上代表國家意志的標簽，未來中資企業在海外需更加謹慎。投資接受國既需要能源為自己的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服務，也容易受到境外媒體惡意炒作的影響，這就要求中資企業必須主動把握輿論態勢變化并適時應對調整。此外，投資接受國經營政策環境有時會因政權更替而出現變化。凡此種種，都是中國企業必須理性思考提前預判的情形。

政府間的外交關系固然重要，中國政府也不遺余力地增進對外友好關系。但是中資企業要更清楚地認識到，保護企業利益的責任根本上還在企業自身。對外投資，即使獲得了項目所在國的領導人支持，但是對方可選擇的合作伙伴很多，不會因為政府間的關系好，就有義務保障來自某個國家的企業把事情做成功。因此，對企業而言，友好合作是意愿，更重要的是拿出辦法，特別是通過合約條款的細節化，讓對方從一開始就明晰違約成本。

筆者認為，中資企業要從以下五個方面提高風險管理水平。第一，中資企業要為投資地提供能源產品和服務，提高當地的能源供應水平。第二，在管理風險的眾多途徑中，盡職調查（duediligence）特別重要。在英文里，due是指做職業判斷應該做的所有事情，diligence則是勤勉的意思。實際上，中資企業要做的事情除了評估資金、技術、市場需求外，還要了解投資所在地的法規、歷史、人文環境，項目所在地各級別政府歷史上如何處理外商投資糾紛，有哪些習慣行為等。第三，進入一個市場前的調研工作必須做全面，比如現在越來越多的“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參與了一些國際能源治理機制，如EITI（《采掘業透明度行動計劃》）等，這些情況都要調研清楚。同時，調研應以企業自身團隊為主，參考國際咨詢服務為輔，畢竟游走于不同國家之間的咨詢服務公司有其特有的局限性。第四，要把握好去沿線市場投資的節奏，把每一個項目做穩遠比把項目投資規模做大更重要。第五，主動應對有關中資境外能源投資的輿論。從筆者多年的調研經驗看，一是要強調中資企業只要到當地注冊，就是當地的企業；二是要看到項目成功的根本基礎是雙方需求和能力上的契合，而不是國家關系友好還是不友好，企業要做企業該做的事；三是要強調以合同為基礎的項目穩定運營是雙方的義務和責任；四是“社會責任”遠不止是發布年度報告、捐資助學、扶貧等，對能源企業來說，要突出對投資地、投資國能源供應和服務的改善。

中東、海灣地區也在“一帶一路”的范疇之內。受歐美發達國家石油供應來源多樣化戰略和國際石油市場板塊化的影響，過去10年，海灣國家逐漸失去了作為美國和歐洲第一大石油供應來源的地位。而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石油需求的迅速增加，恰恰為中東、北非國家尋求長期穩定的石油出口市場提供了重大戰略機遇。

就與中東、海灣原油出口國之間的產品貿易而言，盡快完成中國—海灣合作委員會(GCC)自由貿易協定談判并批準實施，將有利于應對原油出口方和進口方在貿易穩定性方面的共同關切。更為重要的是，中國對中東國家的經濟外交思維，必須走出如何穩定和擴大中國從該地區進口油氣這個狹窄的議題。其實，即便是在化石能源領域，上下游合作、裝備和技術服務出口等油氣產業鏈條中的各個環節，都應是中國與中東能源合作的必要內容。在與包括中東投資來源互動的過程中，中國應著眼于如何有利于提高自身石化產品的附加值。

基于中國國內的產業狀況與發展需求，對中東地區的經濟外交應拓展到促進中資參與該地區各國的新能源、可再生能源工程建設，海外承包工程市場（如鐵路、港口、電站、房建、路橋、市政、電信）等諸多領域。這樣做，有利于推動當地經濟的多元化，為當地創造就業機會，將是明智的“一帶一路”建設舉措。（作者：查道炯，為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