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聯合早報》刊發題為《氣候法草案推動低碳的美國？》的文章，摘編如下：

美國東部時間５月１２日下午，來自馬薩諸塞州的民主黨參議員約翰·克里和康涅狄格州的無黨派參議員喬·利伯曼，正式聯合對外公布一再延遲推出的《美國能源法案》的草案版本。這是繼去年６月美國眾議院通過《美國清潔能源與安全法案》（又稱眾院版氣候法案）后，歷時近１年后參議院提出的氣候變化法案。這標志著美國將重啟受阻于金融危機而有所停滯的應對氣候變化立法程序，如果參議院提出的氣候法案最終獲得通過，然后與眾議院去年通過的法案進行合并，則意味著美國在應對氣候變化上邁出歷史性的一步，低碳的美國將指日可待。同時，作為全球碳排放最大的發達國家，美國在氣候變化和能源領域的立法進展，顯然將左右國際減排行動，其影響將波及全球市場、技術、新經濟乃至國際關系的發展。

正如法案草案一開始便在首頁聲明：“本法案致力于確保美國未來的能源供應，為美國清潔能源的生產、大幅減少污染排放、創造就業以及其他方面的發展提供有效激勵”。此次兩位參議員所提出的氣候變化法案草案與以往法案一樣，仍是重點立足于美國國內社會經濟發展的需要，側重解決美國的安全、經濟和競爭力等問題。歸納起來，主要有以下幾方面的內容和考慮：

第一，在能源供應上變被動為主動，繼續維護其能源供應的穩定性和安全性。

美國是全球最大能源消費國，能源供應，尤其是石油高度依賴外部進口，聯邦政府的能源供應政策較為被動。為此，長期以來，美國政府在保障能源供應上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動用了一切可動用的各種政治、經濟、軍事資源，盡管也在數十年的努力下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實際上成效并不顯著。最重要的原因是被動性的外部進口政策“代價過高”，不僅犧牲了經濟利益，更重要的是在全球化的時代里，美國在能源供應上的利益取向，越來越與其核心價值觀的利益取向嚴重沖突，也就是在獲取能源的同時，必須在一定程度上放棄核心價值觀。

在美國無法進行妥協，以及市場也無法自行調節這種矛盾的情況下，政府就得投入軍事力量來進行施壓，其結果自然是兩敗俱傷。目前每天耗費在伊拉克的軍事開支仍達數十億美元，同時還招致國際社會的強烈反對和恐怖主義的不斷威脅，使美國國內社會經濟付出巨大成本，國家利益受損。

在此背景下，美國政府開始反思其傳統的外部能源供應政策，力圖改變繼續高度依賴外部能源供應的被動不利局面，以主動的姿態來再造能源供應格局。因而，貫穿整個法案的一個核心思想，便是能源供應的自給化，實現最大程度上的“自給自足”，這無論是從清潔能源的利用，還是海上油井的開發上都可見一斑。法案顯然從政治的角度認為，一旦恢復能源供應的主動權，也就自然可以獲得解決眾多國際問題的主動權，從國際沖突中擺脫出來。

第二，在氣候變化應對問題上變消極為積極，在經濟上重獲其領先的競爭力優勢。

法案草案再次肯定了美國政府在２００９年年底哥本哈根氣候大會上的減排承諾，也就是到２０２０年在２００５年基礎上減排１７％，到２０５０年減排８０％，這相對于布什政府的氣候政策而言，是一個很大的進步。如果屆時能真正完成，將對全球減排作出很大貢獻，就此而言，這是一個從消極轉向積極的信號。美國在氣候變化應對問題上，態度轉變的根本原因在于希望借此重獲經濟上的領先地位。經過二戰以來的多年繁榮發展之后，美國經濟發展的各種包袱在日益加重，經濟上的優越感使得整個社會有些裹足不前，前進動力有所下降，實體經濟部門不斷外移，產業萎縮，虛擬金融部門則高枕無憂。在此情形下，相對于其他國家以低碳為核心大力發展經濟的步伐而言，美國社會此次的反應明顯滯后，致使其他發達國家以及發展中大國都后來居上，特別是在以應對氣候變化為目標的清潔能源利用領域，美國與其他國家已有所距離，其未來經濟發展的核心競爭力受到挑戰。因此，此次氣候法案的另一個核心思想，便是發展新能源經濟，重獲新經濟增長的競爭力，通過對清潔煤炭、天然氣、核能和可再生能源的全面開發利用，推進能源基礎設施建設，實現能源生產和消費的清潔利用，贏得低碳經濟時代的競爭力優勢。

第三，在低碳經濟發展上，意圖重設國際規則，反制“碳高排放”國家的發展。

不同于國際社會普遍期待的“總量控制與排放權交易”制度，此次法案的總體思想是在不影響社會福利的基礎上，對碳排放指標實施許可證拍賣的制度，也就是對碳指標設置一個價格。法案提出，不同條件下從較低的１２美元／噸到較高的２５美元／噸，然后再通過各種分配機制，將碳指標拍賣所得返還給消費者，最終從美國消費群體來看，實質上是進行了一次收入再分配。

如果這一方案得以最后通過的話，就意味著在美國國內生產的所有商品，只要其隱含的能源消費以及碳消耗指標超過其配額部分，就必須承擔附加的成本，這一成本在美國國內是通過轉移機制進行消化的；一旦出了國門，無法再進行內部消化，勢必影響到傳統的國際貿易體系。屆時在強勢的美國經濟面前，國際社會不可能單方面地讓美國社會承擔減排成本，就必然出現對等的減排機制，也就是對所有國家的相關商品，都必須征收等額的碳指標購買成本。這相當于美國將通過其國內立法，重設低碳經濟發展的國際規則。屆時作為碳排放大國的中國、印度等，盡管已發展出一定規模的清潔能源產業，相對于龐大的傳統高排放產業而言，整體上國家仍將承擔沉重的碳指標購買成本，從而減緩這些國家的經濟發展速度。

總體而言，美國參議院此次提出的氣候法案草案，是美國實現低碳發展的一個重要契機，但其背后仍關涉到美國國家利益的發展需要，其中對于安全、經濟和競爭力等方面的考量，尤其值得關注，該法案的后續發展及其影響我們將進一步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