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能源革命戰略(2016)》提出到2020年將能源消費總量控制在50億噸標煤以內，到2030年控制在60億噸的發展目標。這一目標鼓舞人心，但實現起來需要做出巨大努力。

我國是一個人口大國，國內多家機構的預測是到2030年我國人口達到峰值14億，也就是說當前至2030年我國人口還將處于增長狀態。能源消費的數據揭示了這樣一個規律，人口的增長與規模與能源消費高度相關。我國經過數十年的高速增長，經濟實力雖已今非昔比，但是同發達國家相比還是存在較大差距。在能效水平與發達國家還有較大差距形勢下，能源消費的增長是一定的。

人均能源消費是衡量一個國家能源消費的重要指標，對標處于不同發展階段的國家的人均能源消費也是預測處于較低發展水平階段的國家未來能源消費的常用方法之一。作為發達國家陣營，OECD國家的人均能源消費長期穩定在6噸標煤左右。如果按照這一標準測算，按照14億人口計算，那么到2030年我國的能源消費總量將突破80億噸標煤，要超出規劃目標許多。如果要將目標控制在60億噸以內，在既定的產業結構轉型及工業化進程條件下，我們只有在能效方面實現質的飛躍這一條路可走。國內曾有專家做過測算，綜合考慮未來經濟總量以及能源總量控制目標，認為到2030/2050年我國的能效水平要高于目前的發達國家平均水平，甚至高于能效水平最高的日本，其挑戰可見一斑。雖然在能源消費問題上我們不主張與發達國家人均指標簡單的奢華攀比，但同樣要尊重經濟發展需要依賴能源消費增長這一基本規律。發達國家走過的這條路有其借鑒意義性。因此，對于我國未來能源消費總量的規劃，應本著向發達國家人均能源消耗“靠攏而不看齊”的思路去執行。

除了控制能源消費總量的目標之外，出于加強環境保護、改善環境質量的需要，未來我國能源工作的又一重點是能源轉型。換句話說，能效的提升與結構的轉換是能源發展的兩個硬約束條件。當然結構的轉換也是提升能效的手段之一，兩者有其關聯。《國家能源革命戰略(2016-2030)》不僅提出了未來能源消費總量的控制目標，還提出了未來的能源結構轉型目標。按照規劃，到2020年我國天然氣在一次能源中占比力爭達到10%，非化石能源占比達15%;到2030年天然氣占比達到15%，非化石能源占比達到20%;展望2050年，非化石能源占比達到一半以上，新增能源消費基本來自非化石能源。就當前能源領域的實踐來看，天然氣和可再生能源已逐漸進入快車道。

僅有能源總量控制和結構轉型目標還不夠，接下來的重點應該是加強能效工作的宏觀調控。IEA曾依據《巴黎協定》的有關要求，基于全球2攝氏度溫控目標情景提出了相應的發展路徑，其結論是現有經濟領域的節能、CCS技術的應用以及發展可再生能源是實現溫控目標的主要手段，其中節能的貢獻在50%以上。這一認識對于當前我國的能源改革有其借鑒意義。具體到行動上，需要在總量和結構目標基礎上把節能作為下一階段能源發展的重點，切實促進能源利用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約型的快速轉變。“十二五”期間我國的能源消費彈性系數已有較大程度下降，由2010年的0.69降至2015年的0.13，需要將這種好的勢頭保持下去。為此可能需要在能源強度目標的分解、落實以及監督問責方面多做文章，需要加快淘汰高耗能的落后產能，將能效指標納入強制性標準體系，實現全民節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