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環境與發展國際合作委員會（以下簡稱“國合會”）2017年會近日在北京舉行，本屆年會主題為“生態文明在行動：邁向綠色發展新時代”。會議設立了綠色城鎮化與環境質量改善、全球海洋治理與生態文明、長江大保護與流域治理創新等7個主題論壇。本報今日刊發相關論壇綜述，以饗讀者。

以人為本：城鎮化急需綠色轉型

城市占用著全球2%的土地，卻承載著全球50%的總人口；創造了70%的GDP，但也排放了70%的溫室氣體。

快速城鎮化帶來一系列環境問題，專家們表示，這些環境問題不是孤立的，也不會局限于城市的地理邊界。

如何探索有助于城市環境改善的創新性、系統性解決方案？如何將生態方法及生態系統服務價值納入綠色城市的發展規劃與建設當中？

在中國環境與發展國際合作委員會2017年會綠色城鎮化與環境質量改善分論壇上，來自各國政府、國際組織、科研機構、知名企業和地方政府的高級別代表，共同討論和分享綠色城市規劃與建設經驗。

用生態系統思維方式建設城市

近年來，我國城鎮化速度加快。國家統計局數據表明，2016年，中國常住人口城鎮化率為57.35%，進入城市化快速發展階段。

“工業文明推動的城鎮化，實際上是一個灰色的城鎮化，我們要轉向綠色的城鎮化，讓城鎮化從廣度轉向深度。”國合會委員、國務院參事、住房和城鄉建設部原副部長仇保興認為，城鎮化需要轉型，由工業化轉到以人為本的城鎮化。

“我們需要有一個思維方式的轉變。”國合會副主席、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署長施泰納認為，當前很多城市“身兼數職”，承擔著貿易中心、消費中心等各種職責。他建議，在城市規劃過程中，對環境保護和經濟發展統籌考慮。

國合會委員、瑞典原副首相兼氣候與環境大臣羅姆松也表達了相同的觀點：“我們要有一個生態系統的思維方式，一個城市就是一個生態系統，我們也應該有這樣的思維。”

“大概95%的城市化增長發生在發展中國家。”國合會委員、荷蘭基礎設施與水管理部秘書長李德薇表示，實現綠色的城鎮化，需要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相互配合，正是因為有政策的配合，才能使得污染物排放在各地有所減少。

城市治理應尋求系統性解決方案

過去不可持續的、沒有彈性的城鎮化模式造成了生態環境的破壞、生物多樣性損失以及生態系統及其服務功能的退化。

在執行層面，許多問題急需系統性解決方案。如何更好地與自然和諧相處，將生態系統方法和生態系統服務價值融入城市發展規劃，是構建城市與自然和諧共生、提高城市居民生活質量的關鍵。

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齊曄認為，新的城市應該是緊湊型的、綠色的、智能的、低碳的、包容的。推動綠色城鎮化需要更多的溝通和提高透明度。

世界未來委員會循環城市全球牽頭人舒瑞格提出循環再生城市的概念：“城市的新陳代謝不應是線性的而應是動態的，城市所吸收的資源，城市居民吸收的資源應該能夠循環再生；在設計的時候就應該考慮到城市資源的循環再生。

“城市濕地保護和恢復應該放在城市規劃當中，把城市作為一個生態系統，或者研究城市的生態系統的功能，把濕地恢復作為城市生態修復的基礎。”舒瑞格建議。

城市濕地對城市生態系統具有重要意義。《濕地公約》科學技術委員會科學專家、國家濕地科技委員會副主任兼秘書長、北京林業大學自然保護區學院院長雷光春認為，一個好的生態系統的服務載體之一就是濕地。但是目前，城市中濕地越來越少。

據介紹，我國濕地資源的現狀不容樂觀，毀濕開墾、蠶食濕地和非正常途徑占用濕地的現象屢禁不止，每年濕地消失的速度仍然接近1%。

“由于缺少城市濕地調節，許多城市出現內澇問題。而自然濕地是無法取代的。”雷光春建議，立法保護濕地，同時也把濕地的保護、恢復和城市規劃結合在一起。

在城市規劃過程中，政府應該是一個什么角色？國合會委員、印度能源與資源研究所所長、總理氣候變化委員會委員馬瑟爾認為，政府應該是一個協調者。政府不僅要提供基礎設施，還要保證這些設施能夠高效節能。政府除了對城市內部進行規劃，還需要對城市周邊包括土地等各領域進行協調。

“政府在制定政策時，也要考慮人們的健康問題。”羅姆松表示，綠色城鎮化規劃要與可持續發展目標進行契合，避免城市成為污染源。

保護海洋：人與技術是關鍵因素

“在2030年之前，全球海洋經濟規模將增長3倍，人們應考慮以可持續的方式促進增長。”在日前舉辦的中國環境與發展國際合作委員會“全球海洋治理與生態文明”分論壇上，國合會副主席、聯合國環境規劃署執行主任索爾海姆在發言時介紹說。

此次論壇邀請多國政府機構、民間組織和科研機構的嘉賓圍繞全球海洋治理與生態文明的相關議題進行對話。

與會代表一致認為，人類對海洋資源的過度利用、污染和破壞正在威脅著海洋的生態承載力，急需開展基于海洋生態系統的綜合海洋治理，建立一套更加全面、協調、跨部門合作的綜合自然資源管理政策體系，積極培育綠色、循環、低碳的海洋新興產業，加強海洋生態文明建設，實現海洋的可持續發展。

政府應積極推進海洋保護可持續發展

保護海洋環境與各國未來發展息息相關，如何減輕船只對海洋的污染，減輕捕魚業對海洋的危害，如何提高海洋儲備，成為各國政府面臨的重要課題。

聯合國大會第七十一屆會議主席湯姆森建議，各國政府應該取消所有的捕魚補貼，進而遏制過度捕撈現狀，積極推進人類和海洋之間的和諧共生和可持續發展。

國合會委員、澳大利亞環境與能源部常務副部長普拉特介紹了澳大利亞政府的海洋管理經驗。他表示，澳大利亞管理海洋的工具是設置海洋保護區，澳大利亞海洋保護區是全球第二大的海洋保護區，大概占澳大利亞1/3的海域面積。“在保護區內，會依據海洋生物種類的不同，劃分成不同的區，并制定不同的管理方案。”

在保護海洋環境方面，中國也一直作出自己的嘗試和努力。中國國家海洋局生態環境保護司副司長霍傳林表示，關于海洋管理，中國國家海洋局提出“三個聚焦”，第一聚焦促進海洋經濟發展，第二聚焦推動海洋生態文明建設，第三聚焦深度參與國際海洋治理。

“我們還沒有充分意識到對于海洋的使用，其中一個問題就是如何生產、如何消費。”國合會委員，意大利環境、領土與海洋部可持續發展、歐盟與國際事務司司長拉卡梅拉表示，世界各國政府很關注增長，但卻忽視了關注長期質量。

在全球治理海洋環境方面，國合會副主席、挪威氣候與環境大臣赫爾格森建議借鑒巴黎協定的經驗，對不同的挑戰制訂不同的目標，對不同的目標采取相應的行動，同時達成對海洋資源保護的共同承諾。“雖然框架并不一定和巴黎協定一模一樣，但是經驗是值得借鑒的。”

湯姆森對中國的海洋政策表示了肯定。他認為，中國是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中的重要國家，中國對于海洋保護也做出了非常大的承諾，并希望能繼續貫徹執行。

民間可成為連接企業、公眾和政府的橋梁

在保護海洋生態方面，民間力量一直是不可或缺的一環。參與話題討論的各方不約而同地表示，人和技術是保護海洋環境的關鍵因素。

國合會委員、美國環保協會總裁戴芮格指出，全球海洋業長期面臨過度捕撈的危害，保護海洋最關鍵的是人和技術，而且人是主要因素。

“不管是出于食品安全，還是從生活的角度，保護海洋環境，都需要調整人的行為。”戴芮格說，他們邀請加拿大、墨西哥等地區的漁民，觀看他們的行為對海洋帶來的影響，以期改變他們的行為，并取得了一定效果。

對此，北京巧女基金會總裁董策認為，漁民不捕撈就不能生存，單靠教育很難禁絕過度捕撈行為。“主要還是要讓過度捕撈的漁民有新的生計，并且比他目前收入不會少。”

除了人這一要素，戴芮格認為還可以通過技術制止過度捕撈。比如，利用遍布全球海洋的漁船監測海洋生態的實時環境變化，確定本區域的計劃捕撈量，進而達到防止過度捕撈的目的。

智漁可持續科技發展研究中心執行主任韓寒表示，政府未來可以借助移動互聯和物聯網技術開展監督和管理，這也是全球海洋將來的治理模式。“技術讓我們可以與海洋進行更好的互動。”

韓寒表示，作為關注漁業可持續發展的民間組織，希望能夠通過連接企業、養殖戶、公眾和政府，配合中國的漁業管理改革。同時希望通過數據驅動中國水產品上下游行業的藍色升級，讓中國優秀的養殖技術經驗走出國門。

加強長江流域整體性保護與綜合治理

由于人類行為和氣候變化的影響，長江流域的水質、水量和生物系統正面臨巨大挑戰和威脅。保護長江、走生態優先綠色發展之路，刻不容緩。

長江生態保護機遇與挑戰并存

多位專家在論壇中表示，必須認識到流域性生態環境保護工作的復雜性。長江上中下游情況區別明顯但又相互聯系，流域內各支流、湖泊、濕地所面臨的挑戰各異，同時水質和水量的分配、發電與航運的利益均衡等問題涉及各利益相關方。

“從目前來看，整個長江經濟帶面臨的環境問題和壓力主要體現在流域的整體性保護不足；生態系統的破碎化、功能退化現象比較嚴重，自然岸線的過度開發問題較多；上游地區水土流失、湖泊濕地退化問題也比較突出。”環境保護部環境規劃院院長、中國工程院院士王金南說。

第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中國科學院科技戰略咨詢研究院副院長王毅認為，長江流域的生態環保工作還面臨很大挑戰，下一步，應統籌和重視江河湖海以及上中下游之間的關系，解決突出生態環境問題，制定有關的法律法規，建立現代化的水流域綜合管理體系等。

在國合會委員、世界自然基金會總干事蘭博蒂尼看來，長江生態環境保護形勢嚴峻，但中國對環境問題的思考是深刻而全面的，對推動長江生態環境的保護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積極探索生態補償機制

如何在長江經濟帶建立一種行之有效的生態補償機制，成為與會專家代表們熱烈討論的話題。

“對于長江經濟帶的生態環保工作，我們需要進行一些制度改革，現在各種各樣的方案也正在討論當中。今后，我們希望能夠進一步促進南南合作，應對全球氣候變化。我們也需要積極創新，以市場為導向，促進綠色發展。”王毅說。

在討論中，多位專家和代表也針對長江流域的森林、竹林保護提出了意見和建議，大家認為，開展長江治理時應進一步加強對沿岸森林問題的關注，避免造成水土流失。

針對長江保護，與會專家代表們提出了自己的意見，相關部門的代表也介紹了近年來的工作，并提出了下一步的工作計劃。

“近些年，我們的工作取得了成效，但是保護長江的生態環境將是一項長期復雜的系統工程。未來我們將緊扣一個核心，同步推進工業、生活、農業污染源頭管控，綜合運用法律、行政、經濟和技術手段，不斷提升污染防治的內生動力和水平。”江蘇省環保廳副廳長于紅霞表示。

長江三峽水庫是中國重要的戰略性淡水資源庫，也是重要的生態屏障，保護這一地區的生態環境安全，對保護長江流域生態環境安全的意義十分重大。國合會特邀顧問、國務院三峽辦原副主任胡保林表示，要以生態文明建設引領庫區綠色發展，把治污、治水、治山、治窮結合起來，突出特色優勢，選擇科技含量高、環境污染少的生產方式，形成綠色化的產業結構。同時，要加強庫區生態多樣性保護和生態系統的結構功能，進一步促進長江流域生態環境保護工作。

多方合作保護長江生態環境

考慮到長江對中國整體經濟、社會和民生的影響，多方合作和共同參與的流域綜合治理模式才是解決長江保護與發展問題的關鍵。

“我們與合作伙伴在中國展開的多個合作項目都取得了進展，希望繼續與中國政府以及各國企業進行合作，在恢復長江流域的生態系統、增強河流抗洪能力、保障流域安全等方面做出積極的努力。”蘭博蒂尼說。

亞洲開發銀行中國區首席代表濱瀚表示，長江保護的總體規劃方案就是要打造一個綠色的生態走廊，并且將流域的不同區域納入一個整體的管理區，“下一階段我們將進一步開展項目合作，針對水污染治理、水資源管理等多個方面，支持各單位、各機構采取行動，妥善應對各種風險和挑戰，全面推動大保護，實現長江經濟帶的綠色發展。”

國合會委員、加拿大國際可持續發展研究院院長魏仲加則表示，除了企業之間或者企業和政府之間的項目合作，各政府部門之間的合作也非常重要。

與會專家討論認為，現階段需要充分利用新機遇新條件，妥善應對各種風險和挑戰，全面推動大保護，實現長江經濟帶的綠色發展。

要徹底革新環保產業運行模式

環保產業在改善環境質量、推動綠色發展方面有舉足輕重的作用，但當前環保產業發展也面臨一些制約，既有機遇，也有挑戰。“我認為當前環境變革中最重要的就是要徹底革新環保產業運行模式。”國合會特邀顧問、以色列環境部可持續發展高級副司長科恩在發言中這樣表示。

政府要為綠色轉型提供創新動力

科恩認為，作為政府部門，其主要職責就是做好政策制定和對行業的引導，為企業的創新探索提供補償和支持。“對企業來說，在創新機制方面會略為保守，這是因為它必須在保證正常運營的情況下才能去考慮創新方案，而不會冒著違法違規的風險去進行探索。”

同時，對于整個行業來說，也需要不斷尋求轉型升級的道路。科恩提出，企業可以利用現有的政府資源來推進機制創新，同時也可以將中小企業納入政府財政補貼項目中來，以此作為其創新的動力。

“加強企業與政府之間的合作，對彌補現有制度和政策方面的缺陷具有極為重要的作用。”科恩認為，首先要針對實際工作中存在的問題制定目標，同時強化科研項目的轉化與落地；其次要根據實際情況的變化及時調整相關政策和標準；最后，要制定詳細規定，幫助推廣科研成果。在創新綠色金融政策方面，科恩認為，不能只做環境治理，更多的要做環境資源化處理，拓展投資收益的渠道。

環境保護部環境規劃院黨委書記、副院長陸軍表示，必須加大對環保PPP模式的引導力度，使財政環保專項資金由補投資轉向補運營，以及向PPP模式下的政府付費來轉變。

陸軍認為，推動綠色發展、加快綠色轉型是解決生態環境問題的根本之策，只有綠色發展、只有綠色轉型，才能夠基本解決這個問題。

政策創新引導社會資本進入環保領域

環境保護領域作為PPP模式的主戰場，其政策的鼓勵、引導作用是不能忽視的。財政部PPP中心數據顯示，截至2017年9月，全國入庫PPP項目共1.42萬個，累計投資額17.8萬億元，其中涉及環保領域的項目數量和投資數額占到了全部項目的10%~20%。

陸軍表示，當前中國在環保投融資模式重大創新，以及項目管理方式轉變等方面，都進行了重大的探索。“這些探索都有利于推進政府職能的轉變以及項目建設方式的轉變，有利于提升項目實施的管理水平及效果。”此外，推行PPP模式還將大幅度提高環保投資的效率，有利于環保市場的開放，并推動環保產業的快速發展。

而做好PPP模式的關鍵，仍在于科學合理、按效付費的原則。陸軍指出，PPP模式的核心目的是環境質量的改善，必須把環境質量改善的成效作為付費的一個基本條件，因此績效指標的設定，要與中國當前以環境質量改善為核心的管理要求相適應。其次，績效目標的確定要充分考慮動態性。環境質量的改善每一個時段都有不同的要求，應該根據不同的要求設置不同的目標。

另外，績效考核的結果要與項目的運營和可用性付費全面掛鉤。因此對于環保的PPP項目而言，將績效考核結果與政府付費全面掛鉤，應該是保障社會資本持續運營的動力，有利于真正實現政府資金從買工程向買效果轉變，也使社會資金進入市場以后，能夠得到一定的利潤回報。

據統計，去年中國財政在環境保護方面投入了約5000億元人民幣，社會資本投入約6000億元人民幣，總計1.1萬億元人民幣左右。這表明中國政府在引導社會資本進入環境保護領域的成績顯著。但中國社會科學院的研究顯示，在“十三五”期間，我國在工業污染防治、環境修復、可持續能源、環境基礎設施建設、能源與資源節約五大領域至少需要投入15萬億元人民幣。

“這說明目前國家財政的投入以及社會資本進入市場的程度還遠遠不夠。因此我們還需要在政策、創新等方面來引導社會資本進入環境保護領域。”陸軍說。

綠色發展取決于技術創新機制創新

中國已經進入綠色轉型發展新時代，在未來幾年，中國將通過改善生態環境、分享綠色發展經驗、開展國際合作、增進本國和世界人民福祉等方式，在推動全球綠色發展和轉型方面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

中國環境與發展國際合作委員會“中國和全球綠色發展轉型”分論壇聚焦目前全球綠色發展中亟待解決的問題，就中國如何確保綠色發展、環境保護和生態文明目標如何得以實現等問題展開了深入探討。

中國將引領全球綠色發展轉型

面對全球嚴峻的環境挑戰，中國需要快速全面地實現綠色發展轉型。可持續發展已成為普遍共識。但由于各國政治、經濟和社會環境之間的差異，全球環保和可持續發展的進程受到了影響。因此，我們需要強大的執行力，需要先行者、實踐者、引領者。

國合會委員、中共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楊偉民在主旨演講中指出，當代中國的生態文明觀，也可以說就是綠色發展的中國方案。目前，中國正在推進生態文明八大制度建設，包括自然資源資產產權制度、國土開發空間保護制度、空間規劃體系、總量管理、資源有償使用、生態補償制度、環境治理體系、績效評價考核及責任追究等，八大制度相互關聯，邏輯貫通，層層遞進。

“中國在應對氣候變化的過程中會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現在中國已經展現了在這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挪威商學院教授、羅馬俱樂部董事會成員、《增長的極限》作者蘭德斯表示，中國政府已經開始嘗試有序減少煤炭、石油等能源的使用。“未來，中國在綠色發展領域肯定會起到更加重要的作用，讓我們拭目以待。”

綠色發展需要協商合作和政策指引

在引領全球綠色發展的同時，中國也同樣面臨著諸多挑戰。在討論中，代表們認為綠色發展不僅需要堅持，還需要更多的協商合作和政策指引。

“習近平主席在很多場合都說過綠水青山和金山銀山的關系，而且這個說法在聯合國也得到了大家的認可。”國合會委員、美國環保協會總裁戴芮格表示。

“中國推進生態文明建設，不僅對中國是有益處的，也有益于全世界。”國合會特邀顧問、荷蘭環境評估委員會主席莫馬斯認為，現在中國面臨的是雙重的挑戰，一方面，需要出臺更多的政策，以解決貧困的問題，以便推動中國的社會達到公平和平衡。另一方面，還要滿足人們不斷提高的預期。不僅僅要考慮到生態環境的問題，同時還要考慮到社會發展的問題，要把長期目標和短期目標結合在一起。

“怎樣才能把綠水青山變為金山銀山，最核心的其實是創新，創新需要社會各方面的參與，將技術創新、治理創新及理念創新結合起來，推動綠色發展，破解綠色發展過程中的種種難題。”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院長、教授薛瀾指出，綠色發展需要創新，但不是簡單地講技術創新、制度創新、治理創新，而是需要把幾種創新融合起來，這需要政府、國際組織、企業和高校一起協同發揮作用。

伯克利國家實驗室中國能源項目組高級科學家林江也強調了創新在綠色發展轉型中的重要作用。“綠色發展不僅取決于技術的創新，同時也取決于機制的創新。”林江表示，當前中國在很多綠色技術方面都已經領先，中國應該充分利用這些技術，同時用這些技術來幫助其他國家發展綠色基礎設施。

“比如，在太陽能和風能方面的投資，可以進一步用投資收益來支持新能源的發展，同時促進其他能源的發展。”林江說。

綠色生活方式推動綠色轉型

專家指出，綠色發展將有效推動經濟、技術和社會進步。通過改善治理、推進法治、完善金融機制、轉變觀念以及升級技術，我們可以應對挑戰、抓住機遇。數字時代提供了許多創新機會，幫助人類創造更加美好和更可持續的生活。

國合會委員、德國聯邦環保署署長克勞茨貝格爾分享了德國促進形成綠色生活方式的經驗。從資源和能耗的消費來講，德國的人均消耗是世界上最高的。在這個背景下，2016年，德國政府制定了一個國家可持續發展戰略，設定了可持續消費目標，“德國在不同的領域系統性地加強和擴大可持續消費的概念，目標是把可持續性的消費變成一個更加主流化的概念。”

歐洲環保協會總法律顧問如利介紹了如何通過法治來推進綠色生活方式的實現。“法律在轉型的過程中會塑造新的社會價值觀。在歐盟，如果有人沒有執行標準，很多非政府組織就會把這個消息廣為傳播，大家都會知道他沒有遵守規定。”他表示，這些法律政策有助于大家建立新的生活方式，“在食品的生產消費、漁業的消費方面，我們也在試圖通過這樣的做法，使大家逐漸建立綠色的生活方式。”

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法學院副教授王立德也表示，法律除了可以起到遏制懲罰的作用，也可以激勵和喚起人們的綠色環保道德觀念，促進綠色消費方式轉變，“只有將傳統的做法和創新的方式兩者結合在一起，才能促進行為的改變。”

戰略轉型和發展路徑創新是根本

氣候變化是人類共同面臨的全球性挑戰。今后5年是各國落實《巴黎協定》下國家承諾的政策，評估、制定和提交國家“本世紀中葉戰略”，進而考慮調整加強國家目標的關鍵時期。推廣清潔能源、保護環境和應對氣候變化是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目標的重要組成部分。

在中國環境與發展國際合作委員會“清潔能源戰略與氣候變化”分論壇上，來自中外的政府官員、專家、私營部門代表、投資者和其他利益相關方就如何通過氣候變化政策促進能源轉型，如何參與、引領國際氣候變化行動等話題展開討論，并分享了相關的知識和經驗。

要制定正確的任務目標和政策方向

在討論發言中大家認為，政府要制定長期穩定、有力的目標和愿景，才能真正指導社會、企業等把資金和技術投向清潔能源領域。

國合會委員、能源基金會首席執行官海茨表示，進一步將能源戰略與氣候變化相結合，中國政府要將其納入經濟發展的日程當中，并讓每個公民都了解清潔能源以及采取行動能夠促進經濟發展，要思考經濟如何轉型以實現生態環境保護的目標。在這個過程中，相關部門的協調和配合至關重要。

“要讓所有的部門都認識到低碳之路才是中國的發展之路。”海茨表示。

事實上，探索低碳之路在歐盟已經有了相關的成功經驗。歐盟氣候總司司長德爾貝克介紹，歐盟低碳排放發展的實現得益于良好的戰略愿景、政策監管和技術支持。

在確定目標的過程中，全面的技術分析和對碳市場變化等綜合因素的考慮，使2030年實現減排40%的目標能夠實現。目標的科學性和可達性，使戰略愿景獲得了歐盟各國領導人和政府的支持。在政策的制定方面，加大綠色發展預算，利用市場手段構建碳排放交易體系，并在實踐中加以調整，使碳減排得以真正執行。同時，不同部門和領域應用新技術，并制定相關標準，使機動車等排放量大的領域減排取得了明顯成效。

在這個過程中的另一項成功經驗，也值得借鑒，那就是歐盟根據28個成員國所處的不同發展階段和收入水平，提供多元化的預算支持。

“我們還需要實現更好的監管、更好的創新。這些更好的創新必須投入到市場當中。為實現這個轉化，必須要有私營資本的加入才行，綠色金融的加入也是歐盟正在推進的一項工作。”德爾貝克表示。

戰略轉型和創新發展路徑是根本

在應對氣候變化和環境保護方面，經濟和社會發展是繞不開的話題。在討論中，大家認為戰略轉型和發展路徑的創新，是解決這一問題的根本。

“對于一個大國來講，戰略轉型包括觀念、技術、管理、體制等多方面的轉型，這種轉型需要很長時間。”王毅副院長表示，在戰略轉型過程中，要確定每一階段的目標、標準和規范。同時他認為在轉型過程中需要合作型的領導力，“作為發展中國家，中國需要和其他發達國家合作，除了分擔技術成本以外，還要分擔風險，共同創新技術。”王毅還指出，中國需要和其他國家一起，支持南南合作等，創新發展模式，才能使中國和其他發展中國家實現低碳轉型，并實現本世紀中葉的可持續發展目標。

“要重視發展路徑創新，以此尋求解決氣候問題的最終方案。”能源基金會（美國）北京辦事處總裁鄒驥表示，中國還有很多低收入人群，就業、社會保障等都需要經濟增長力的支撐。要提高經濟增長率，就要提高生產率。中國正在努力并且有可能實現增長方式和發展方式的創新。

“增長方式和發展路徑的創新，是唯一的出路，只有把經濟發展、能源消耗、環境改善和氣候變化等綜合統籌，并將長期的內部效益考慮進來，才能形成強有力的政策框架。”鄒驥說。

建設綠色“一帶一路”需各方共同努力

未來5年，中國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投資將達1500億元，將有效填補農業、水利、電力、通訊和交通等領域的基礎設施投資缺口。有研究表明，這其中一部分投資涉及環境和排放問題，發展交通和電力等領域產生的收益可能會導致生物多樣性的喪失和溫室氣體排放的增加。中國已經承諾將促進“一帶一路”倡議與“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對接。實現綠色“一帶一路”目標，需要地方、國家、區域和全球各層面的協調。

發展綠色經濟，推動綠色“一帶一路”建設

如何推動綠色經濟發展，在“一帶一路”建設中也是各國政府需要考慮的重要任務之一。

對于發展綠色經濟，全球綠色發展署署長萊博曼表示：“從長遠來看，建設綠色‘一帶一路’，可以推動經濟的持續增長，但這需要政府進行有效的經濟規劃，推動綠色理念的主流化，并對綠色和氣候金融進行投資。”萊博曼介紹，全球綠色發展署正在和中國通力合作，推動綠色“一帶一路”建設，優先投資綠色項目，目前已取得良好收益。

國合會副主席、挪威氣候與環境大臣赫爾格森認為，投資綠色化是實現綠色“一帶一路”和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目標的重要做法。赫爾格森說：“《巴黎協定》和2030年可持續發展目標的實現都取決于投資的綠色化。如果我們能夠把應對氣候變化和經濟措施的改革結合起來，到2050年時，G20所有國家可以實現5%的經濟增長。”他認為，從短期來看，綠色基礎設施雖成本較高，但這些綠色基礎設施會抵消自然災害導致的經濟損失。

赫爾格森十分贊賞中國在推動綠色“一帶一路”建設和解決“一帶一路”建設項目產生的環境問題方面的工作。“希望中國能夠在促進綠色金融發展、推動‘一帶一路’綠色基礎設施建設、促進綠色供應鏈發展方面繼續發揮領導作用，加強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合作。”赫爾格森表示。

目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還面臨著巨大的資源和環境的挑戰和壓力，但“一帶一路”區域也是世界經濟發展最具活力的區域。針對如何把綠色發展的潛力、環境保護面臨的機遇變成現實，中國東盟環保合作中心副主任周國梅認為：“第一，共建綠色絲綢之路具備了非常好的政策環境。第二，綠色絲綢之路的合作已經有了包括‘一帶一路’生態環境大數據的平臺，以及綠色產業和產業合作一系列的基地等很好的平臺。第三，綠色絲綢之路蘊含著巨大的發展潛力和綠色商機，可以帶動區域環保發展，借助市場力量實現2030年可持續發展目標。”

各國致力于推動綠色“一帶一路”建設

落實“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是各國共同的事業，中國所倡導和推動的綠色“一帶一路”建設，將成為落實這一全人類發展議程的重要路徑。

荷蘭基礎設施與水管理部秘書長李德薇分享了荷蘭在基礎設施建設和實施低碳發展方面所取得的經驗。李德薇說：“在荷蘭，我們有25年的戰略環境影響評價工具的使用經驗。戰略環評在規劃時將政府部門、利益相關方、非政府組織等納入在內。盡管進行此類評估需要做很多工作和討論，但它保證了荷蘭經濟社會發展和生態功能都完好無缺。”

國合會特邀顧問、芬蘭環境部行政及國際事務司司長蒂艾寧介紹了芬蘭推動綠色發展的做法。蒂艾寧說：“芬蘭有兩個主要措施，就是政府政策領導和社會參與。從政府層面來講，在今年年初芬蘭政府通過了一個計劃，來推動實現可持續發展的目標。在社會參與方面，芬蘭制定了一個長期的規劃，并提供相應的工具和機制，讓企業、組織、部門和個人都能夠做出自己的承諾和貢獻，并在網站上進行公布。無論是政府層面還是社會參與層面，芬蘭都進行了信息公開，以供民眾監督。”

如何借助“一帶一路”推動綠色發展和可持續發展，國合會委員、柬埔寨環境部副國務秘書尚德拉介紹說，目前，柬埔寨在法律和政策上正努力建立一個鼓勵綠色基礎設施投資及綠色融資的平臺。柬埔寨也將從“一帶一路”倡議中學習并提升自身能力，抓住機遇，以有效地應對環境問題。

以科技引領綠色“一帶一路”與2030年可持續發展目標實現

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在實現綠色發展和可持續發展方面，科學技術做出了重要貢獻。

國合會委員、中國科學院副院長、院士張亞平介紹了中國科學院在科技領域為綠色“一帶一路”建設和實現2030年可持續發展目標所做的努力。

“近年來，中國科學院緊密配合國家‘一帶一路’倡議深入實施的需要，重點圍繞綠色‘一帶一路’建設中各國和地區在氣候變化、環境保護、生物多樣性保護、世界文化遺產保護、海洋與地質災害風險監測、飲用水安全、糧食安全、生物安全與傳染病防控等方面普遍面臨的挑戰，建立了深入持續推進國際科技合作的長效平臺和激勵機制，帶動了國際科技合作的發展。”張亞平表示，面向未來，中國科學院將進一步發揮自身優勢，加強國際合作，積極為綠色“一帶一路”倡議的實施提供科技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