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資源環境承載能力接近或已達上限，環保監管趨嚴成為必然。與此同時，環保政策法規的加強為環保產業的發展提供了新的機遇。專家指出，環保產業已經進入3.0時代，環境產業應該成為價值起點。

2016年至今，以環保督查、綠色稅收等措施為發力點，環保政策力度不斷增強，環保“嚴監管”已經成為新常態。目前中央環保督察已經完成對全國31省(區、市)的督察，11月環保部公布的首批中央環保督查問責結果顯示，八省區共問責1140人;從2016年到2017年的兩年間，中央環保督察共計問責人數超過1.7萬。

十九大報告指出，在新時代下必須樹立和踐行“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理念，實行最嚴格的生態環境保護制度。可以預見，未來環保政策仍將保持高壓勢態，并形成制度化的嚴格治理體系。12月15日，在“2017(第十一屆)固廢戰略論壇”上，環境保護部環境與經濟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吳舜澤表示，環保監管趨嚴是一種理性回歸，未來會成為常態。同時，環保政策的轉變也引導者環保產業的轉型，環保產業正在向服務的充分性、平衡性、均等性方向發展，向創造價值的方向發展。

環保監管趨嚴是理性回歸

隨著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資源環境承載能力接近或已達上限，必須要走內生發展的道路。并且，生態環境已經成為稀缺產品，成為老百姓最大的需求之一。吳舜澤表示，在這樣的情況下，環保監管趨嚴成為必然。

吳舜澤提出，近年來環境監管呈現出三大新特征，一是過去依靠單一行政執法，目前行政執法與環境司法同步。二是綜合激勵與嚴懲重罰并重，特別體現在生態環境損害賠償制度改革明年將在七省市開展試點，并將在全國推廣全面實施。三是以排污許可落實排污者主體責任與社會監督嚴格問責相結合。目前，這三大特征已經形成“組合拳”，使得環境監管威力強勁。

他認為，環保監管趨嚴，是依法的、常態的、合理的，是一種理性回歸，是過去偏松、偏軟監管的正常回歸，所以“它也是長期的，未來會成為常態”。

環保執法由以前溫和、打招呼的方式轉為動真格，其環保效益不言而喻。排污者要適應嚴格監管執法的常態，及早謀劃達標排放，從生產工藝和治污設施、管理運行的角度實現本質環保，拋棄臨時、不正確的觀念。環保產業從業者也要適應，強調技術工藝而非生產關系。“只要是常態化的依法嚴格環境監管，就能夠傳遞出穩定、持續、可預期的信號，就是有效的、有利的、有力的”，吳舜澤表示。

除了環境效益之外，吳舜澤認為嚴格環保執法還具有對于經濟社會發展的效益。此前依靠環境成本獲取發展空間的模式，影響了市場正常秩序，阻礙了技術進步，降低了創新發展動力，已經成為當前經濟發展最大的問題之一。從全國總體態勢來看，加強環境督查執法已經成為提供發展質量、從高速度增長轉變為高質量增長的一個中心手段。總體而言，環保督察執法騰出了環境容量，優化了投資環境，增加了綜合競爭力，發展了一批生態型特色產業和資源能源高效利用產業，培育了新動能，為經濟健康可持續發展夯實了基礎。

2016年下半年至今，以煤炭、鋼鐵為代表的大宗商品價格及其他主要能源原材料的價格出現了顯著上漲，外界出現了諸如“環保沖擊實體經濟”、“環保督查刺激價格上漲”等言論。吳舜澤表示，這一觀點有失偏頗。他認為，價格上漲包括宏觀經濟面趨好、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不斷發力、成本推動價格上漲、國際大宗商品價格影響等多方面的共性原因。總體而言，當前產品價格仍為恢復性反彈，是經歷了50多個月負增長后的上漲，主要工業產品價格仍處于可控范圍，沒有達到全面瘋漲的階段，也沒有真正影響到CPI。上述觀點沒有排除同時期其他因素的影響，也忽視了環保督察執法對經濟體中不同單元影響的差異性，因而并不準確。

關于環保對企業的影響，吳舜澤明確表示，環保督察執法不是投資下滑的原因，今年前三季度投資增長率下降的原因在于貨幣政策、財政政策的收緊，制造業投資意愿不強，房地產市場受限等原因。對部分企業而言，環保督察實際上提高了利潤率，有利于投資。例如，2015年之前鋼鐵行業盈利水平偏低或者虧損，2016年以后雖然環保運行成本上升，但企業的盈利水平大幅提升，噸鋼毛利200元，2017年噸鋼毛利進一步上升至600元。

因此，從長期來看，環保監管趨嚴具備良好的經濟和社會效益，短期效益則需要綜合考慮，不能簡單化、概念化地“扣帽子”，需要對財政收入、生產、價格、投資影響仔細分析。吳舜澤表示，環保監管的影響，反映了環境與經濟關系的復雜性，是需要長期關注、深入研究的重要領域。

環保產業進入3.0時代

環保政策不僅影響工業生產企業，同時影響環保產業。環保產業有著十分明顯的政策驅動趨勢和特征，在國家生態文明戰略下，環保政策法規的加強為環保產業的發展提供了新的機遇。

2017年被視作環保政策的爆發年。“十三五”規劃、環保稅、垃圾分類、“藍天保衛戰”、生態保護紅線、PPP模式等各項政策不斷出臺并推進。E20環境平臺首席合伙人、E20研究院院長傅濤表示，目前環境政策的出發點已經發生轉變，不再是原來的效率導向、公平導向，而是更加務實的問題導向、公眾導向，“老百姓關心什么，政府就會出什么政策，什么地方出什么問題，相關政策的出臺就會加速”。

傅濤認為，環境政策與社會政策、經濟政策正在發生融合。生態文明建設不僅僅靠政府，現在以環保產業為代表的商業力量也在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從一般的商業規律來看，產業首先進入的是經濟效益大的領域。但目前，經濟效益最大的領域企業進入都已經足夠充分了，例如市政污水、垃圾焚燒發電等。現在環境服務產業正在向相對困難較大的方向努力，例如城鄉結合部、農村等區域，生態環保投資也開始進入效率相對低下的行業。

從環保產業的市場邏輯來看，需求的驅動依靠政策，政策的驅動一定是圍繞著主要矛盾以及服務的充分性、平衡性、均等性來進行深入的，因此，從這一鏈條推導，人民群眾關切的問題就是政策的來源，也是環保產業需求的來源。

一方面是政策導向的行業轉變，另一方面是行業自身的轉型升級。傅濤提出，現在環保產業已經進入3.0時代，“是為客戶創造價值的時代，不是只會花政府錢的時代”。1.0時代的環保產業是為政府、企業提供點狀服務，2.0時代的環保產業是為政府、企業提供系統服務，但這些服務的客戶都是地方政府和污染企業，“我們產業價值是‘老三化’，競爭的核心是性價比，環保企業之間比較的是相同情況下誰花的錢最少讓客戶免災不會罰款。”此前，環保產業是產業鏈的末端，幫助政府、企業處理環保問題，基本是生產的最后一個環節，3.0時代意味著，環境產業應該成為價值起點。

而3.0時代環保產業的客戶范圍也發生了變化。未來服務的對象不僅僅是政府，為客戶創造的價值也將延伸。傅濤提出，在環保產業3.0時代，物質循環、生態循環、流程化的生態和結點，將成為多樣化的價值來源，產業下游也可能是客戶，即上游產生的能源、資源、熱能、服務、產品，可能形成一種新的價值。

北京控股環境集團有限公司副總裁柯儉表示，在環保產業的新時代，環保企業首先要更新理念，理念如果停留在做“三化”處理、做終端，停留在過去國家的產業驅動政策上，可能就會為行業所淘汰。其次要創新模式，當國家和政府的支撐程度逐漸弱化的時候，環保產業需要自身完成內在循環，這一過程中，需要新的商業模式、產業循環模式，同時要求新的技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