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垃圾分類可以從源頭上實現垃圾的減量化，政府和公眾在這個問題上認識是一致的。但是垃圾分類的推廣中，依然僵在半途:一邊是地方政府高調推進；一邊是大多社區波瀾不驚。如何不讓“垃圾減量與垃圾分類”淪為過眼煙云式的“環保秀”，地方政府在推廣中應該承擔什么樣的職責？扮演什么樣的角色？承擔哪些責任？公眾有著很多想法和建議。

 

 

 

 

 

 

 

垃圾分類回收的意識在公眾中得到了很好的普及，越來越多的人加入到垃圾分類的行列中。　

在垃圾焚燒與分類的一連串糾葛中，政府已經意識到民意的重要性，開啟了尊重民意、問計于民的大門。本期特邀請環保NGO、垃圾焚燒廠附近的業主代表、長期推廣垃圾分類實踐的小區代表以及環保專家暢談了他們對政府在垃圾分類問題上的期待和看法。他們的觀點或激進、或平實、或憂慮、或積極，但都是他們的肺腑之言，是來自民間的真知灼見。希望本期推出的垃圾分類專版，能夠成為政府與公眾溝通的平臺，共同推動垃圾分類的開展。

 

 

環保NGO說

自然之友總干事李波:

 

政府要發揮激勵作用

 

 

城市資源回收體系不能僅依靠拾荒者，政府應該大力培育、引導建立完備的資源回收體系，讓垃圾成為真正的資源，建立體系是政府應該做的，而且只有政府才能做到。

 

公眾在垃圾分類的過程中會遇到哪些困難？政府應該制定哪些政策來保障垃圾分類的順利實施？環保NGO如何助推垃圾分類開展，作為推廣垃圾分類的環保NGO——自然之友一直將這些問題作為思考和實踐的重要內容。

自然之友總干事李波曾經在家做過一個垃圾分類的實驗。對分類回收的物品，李波請來拾荒的民工，讓他拿走可回收利用的。結果報紙、紙箱、金屬、飲料瓶被拾荒者悉數撿走，而塑料袋、各種食品包裝拾荒者卻不肯撿，原因是這些物品重量輕，不易收集，并且回收點在北京的五環和六環，變賣不易。對燈泡和過期藥品等有毒有害物品，拾荒者是絕對不愿意撿的。

在總結垃圾分類的現狀后，李波說，城市資源回收體系不能僅依靠拾荒者，他們不回收的物品并不表示沒有可回收利用的價值，垃圾回收產業鏈的不完善，讓各種垃圾經過分類后很難進入不同的資源回收產業中。因此，政府應該大力培育、引導建立完備的資源回收體系，建立這個體系是政府應該做的，而且只有政府才能做到。

李波認為，地方政府目前亟待解決垃圾分類后的混合運輸問題，城市垃圾清運環節仍是混合運輸，對公眾參與垃圾分類的積極性是很大的打擊。政府應向國外學習，不同種類的垃圾采用不同運輸方式、工具，在不同時間收集，垃圾的運輸環節應根據不同垃圾的需要建立完備的運輸系統。

李波還認為，如何在前端盡量減少垃圾的產生，政府應發揮引導、激勵的作用，比如使用經濟手段，讓生產者承擔垃圾減量的責任，努力達到生產過程無害化，解決商品的過度包裝問題，并支付后端產品拆解回收的費用。

上周，李波應某國際組織的邀請，參觀了法國的垃圾焚燒發電廠，這讓一直關注垃圾分類的他收獲頗豐。在法國，學校和公眾團體開展環境教育活動，可以到政府的相關部門申請經費。政府規定垃圾焚燒企業每天至少要接待兩個以上公眾團體參觀，企業每接待一個公眾團體就可從政府得到400歐元的補貼。有了這筆專項資金的支持，企業更樂于做好向公眾開放的工作，在垃圾清選車間等公眾不便參觀的地方，企業安裝了攝像頭，方便公眾了解垃圾處理的全過程。這種高互動的形式，使垃圾分類知識在公眾中得到很好的普及。

對于北京市計劃下一步請社會第三方——環保NGO對全市試點小區進行抽查，李波十分贊賞。他認為此舉將使環保NGO在環境教育中發揮出更大的作用，他希望環保NGO參與其中能早日成為現實。

 

 

北京地球村社區項目負責人李軍鈴:

 

政府后續措施要跟上

 

政府推廣垃圾分類的同時，應該大力扶持資源回收產業，研發新的垃圾處理技術，推廣成熟的資源回收技術，只有這樣，前期的成果才能有出處。

“垃圾分類考驗地方政府行政能力。”北京地球村環境教育中心(以下簡稱北京地球村)社區項目負責人李軍玲說。

北京地球村從1996年首設“北京市西城區大乘巷垃圾分類試點”開始，多年來持續開展垃圾分類系列活動，向公眾宣傳垃圾減量、分類回收等環保知識。

近年來，北京市先后推出600多個垃圾分類居住小區、社會單位試點。雖然政府付出了大量財力、物力，但分類試點工作效果甚微。

李軍玲說，雖然政府通過財政補貼的形式，補助居民小區廚余垃圾處理機的運行。但是廚余垃圾處理機卻沒有真正發揮出作用。在北京市試點之一的宣武區建功南里社區，廚余垃圾處理機于2008年底出了故障，聯系生產廠家時才發現，企業倒閉了。一年多來，這里的廚余垃圾只能運出小區處理。受此影響，小區內垃圾分類也變得差強人意。

采訪時，李軍玲展示了一些用廢舊物品做的生活用品，如用廢舊利樂包做的圍裙、菜籃子和手提袋，既美觀又實用，這些都是上海綠主婦環境保護聯合會的綠主婦們收集廢舊利樂包手工縫制出來的。她說，市場上銷售很多奶盒都是由高級紙漿及鋁合成的，其纖維質量超過普通報紙和紙張，具有很好的回收價值。這些奶盒經過特殊技術處理，可加工成經久耐用、防水防潮的板材。公園中休閑長椅很多就是用這種環保板材制作而成。可惜的是，北京和北京附近并沒有處理奶盒的廠家，廢品收購者也拒絕回收此類廢品。“這是很大的浪費，政府推廣垃圾分類的同時，應該大力扶持資源回收產業，研發新的垃圾處理技術，推廣成熟的資源回收技術。只有這樣，前期的成果才能有出處。”李軍玲說。

“政府開展垃圾分類宣傳活動，公眾卻不積極，與環保NGO在公眾教育的過程中遇到的尷尬是一樣的。”李軍玲說，主要原因在于公眾希望看到參與環保活動帶來的實際效益，雖然垃圾減量是利國利民的好事，但是分類后能直接帶來的效益，卻是看不到、摸不著的，這影響了公眾參與活動的積極性。

因此，她認為，政府要盡快建立健全相關的法律、法規，做到獎懲分明。她希望政府能開展一些“公眾開放日”活動，或者是評選活動，對參與者有一定的物質獎勵和資金補貼，以此鼓勵公眾參與環保活動的熱情。此外，政府還可以嘗試垃圾計量收費制度，從垃圾產生的源頭進行減量。

盡管北京地球村在推廣垃圾分類過程中遇到過很多挫折，李軍玲還是對未來推進垃圾分類充滿信心。她說，垃圾分類是一種生活方式，是一種生活習慣，雖然現在成效不顯著，但以后是必然的發展規律。她希望，政府通過一系列科學合理的政策措施，讓垃圾分類真正成為公眾的生活習慣。

 

 

專家說

 

國際食品包裝協會常務副會長董金獅:

 

政府不能落在后面

 

目前公眾自覺進行垃圾分類，一些地方政府反而落在了后面。地方政府應該大力推廣垃圾分類，同時可以秉著公益的態度，建立一個資源回收工業園區，完善資源回收產業鏈。

“垃圾處理應該實現‘政府支持、企業運做，全民參與、科學處理’，地方政府要統籌規劃垃圾處理的每一個環節，否則鼓動公眾進行前期分類，注定會失敗，淪為一場‘秀’”。國際食品包裝協會常務副會長董金獅認為，地方政府是城市的規劃處理者，應負責從前端分類到末端處理的全過程，這是不可推卸的責任。

董金獅認為，地方政府應根據垃圾的種類設置固定場所處理，全國各地的情況不同，應根據不同地區和不同季節，適時進行調整。對于節能燈、日光燈管、電池等有毒有害物品的處理，需要啟動相關立法，規范此類垃圾的處理行為。雖然國家對食品和化妝品包裝做出限制，卻沒有法律、法規，違反相關標準的也沒有相關監管、處理部門和具體的罰則。

董金獅還認為，城市垃圾處理暴露出的問題，根本的原因是在規劃上，城市的快速發展，暴露出城市規劃者的設計缺陷，此外，各部門分工不清，也造成垃圾處理產業鏈銜接不順暢。有一些標準是五六個部委聯合出臺的，這些政策措施不夠細化，沒有明確相關責任人，出了問題找不到相關部門負責。他認為，這種涉及多個部門的政策措施要有協調程序和問責制度。

“目前公眾自覺進行垃圾分類，一些地方政府反而落在了后面，表現在很多地方還是混合運輸。可回收和不可回收的垃圾混在一起，為后端的回收利用增添了難度。地方政府應該大力推廣垃圾分類，應秉著公益的態度，建立一個資源回收工業園區，完善資源回收產業鏈。”董金獅建議。

 

 

成功者說

北京市西城區大乘社區家委會主任崔湘文:

 

家委會架起溝通橋梁

 

垃圾分類可以先從企事業單位、中小學、大學和幼兒園開始，這些地方人員集中，實行集體化管理，便于開展垃圾分類和物品回收。

 

本報記者幾次想采訪北京市西城區大乘社區家委會主任崔湘文，都因為他開垃圾經驗交流會，時間一改再改。作為為數不多長期做到垃圾分類的試點，前來大乘社區參觀學習的人絡繹不絕。

在接受記者采訪時，崔湘文提起上周北京市委書記劉淇調研垃圾分類試點和垃圾處理場時提出的“打一場垃圾減量垃圾分類的人民戰爭”的號召，仍十分激動。

他說，從這里可以看出，北京市政府推廣垃圾分類的信心和決心。有了市政府的高度重視，垃圾分類一定能做好。目前北京市政府垃圾分類已經上了層次，下一步是如何落實到基層的縣、市、區和街道辦事處以及居委會。

1996年12月15日，北京西城區大乘巷的居民在民間組織北京地球村的幫助下，開始垃圾分類。在推廣13年后，大乘巷參與垃圾分類家庭從開始的20％上升到85％。

崔湘文說，這里有一個由退休職工自發組織進行公共服務的家委會。在垃圾分類中，家委會發揮了很大的作用。在日常工作中，家委會的工作人員有一半以上精力都花在了垃圾分類上，26個樓門長都是本社區六七十歲的老人，通過入戶宣傳，有力地引導了居民開展垃圾分類工作。

崔湘文說，在日常工作中，他們十分注重建立公眾參與的激勵機制。2009年11月，大乘社區舉行了垃圾分類先進個人的表彰會，雖然獎品很少，只是一個布袋子和一個茶杯，但極大地鼓舞了社區居民參與垃圾分類的熱情。

崔湘文建議，垃圾分類可以先從企事業單位、中小學、大學和幼兒園開始，這些地方人員集中，實行集體化管理，便于垃圾分類和物品回收，并且，這些地方可以將所得資金作為環保公益資金，循環用于垃圾分類的推廣工作。

 

 

 

業主說

阿蘇衛垃圾填埋廠周邊社區業主“驢屎蛋”:

 

垃圾分類應強制推行

 

如果政府缺少強制措施，缺乏一系列務實、可操作性的政策和明確的時間表，垃圾分類極有可能是一句口號、一場“秀”。

網名“驢屎蛋”的黃小山是北京市昌平區阿蘇衛垃圾填埋廠周邊社區業主。因為反對建設阿蘇衛垃圾焚燒發電廠，他成為所住社區的反建領導者之一。今年3月，應北京市市政市容管理委員會的邀請，作為反對垃圾焚燒代表赴日考察垃圾分類情況。

2009年以來，全國發生了6起垃圾焚燒引起的較大規模群體性事件。對于地方政府與公眾在垃圾焚燒上的意見對峙，黃小山稱，“這很像日本和歐美國家30年前的狀況”。

他說，但是日本和歐美國家的政府尊重公眾的知情權，通過環境信息公開與公眾達成一致意見。同時也用經驗證明了，垃圾分類如果做得好，減排效果非常可觀；垃圾若不分類，不論后續如何處理，都將帶來嚴重的污染。

對于地方政府在垃圾分類中應承擔的責任，他認為，第一步應該是對垃圾分類進行立法，第二步是要發動全民參與垃圾分類。近日，住房和城鄉建設部、國家發改委、環境保護部3部委聯合下發的《生活垃圾處理技術指南》(以下簡稱《指南》)的通知，《指南》對垃圾衛生填埋場、焚燒廠等建設、運作等標準一一進行明確。文件明確，讓居民盡可能實行垃圾分類回收，不做強制性要求。這份文件的下發，引起了阿蘇衛垃圾焚燒場周邊居民的熱議，他們在多個網站發帖，同時有近百人回帖。以黃小山為代表的居民表現出失望的情緒。

“如果政府缺少強制措施，缺乏一系列務實、可操作性的政策和明確的時間表，垃圾分類極有可能是一句口號、一場‘秀’。”驢屎蛋說。日本在垃圾分類上有一個鮮明的目標，在一個時間段內垃圾減量要達到一個數值。公眾與政府同心協力，垃圾總量逐年遞減，最后超出了預定目標。

他建議，北京市應制定垃圾分類的5年計劃，用10～15年時間趕上日本和歐美國家的垃圾分類水平。

近日，服務城南地區垃圾處理的南宮生活垃圾焚燒廠完成設計招標，此舉標志著南宮焚燒廠啟動了相應的建設程序。這是北京市首個啟動建設程序的生活垃圾焚燒處理廠。

黃小山認為，在目前各地垃圾分類并沒有取得實質性進展的情況下，占生活垃圾65％廚余垃圾經過分類后，能減少多少，占生活垃圾總量的百分之多少，并沒有一個確切的數據。在這情況下，上馬多大處理能力的垃圾焚燒項目，并沒有相關數據進行佐證，地方政府急于上馬垃圾焚燒項目，極有可能造成資源浪費。

黃小山希望，政府盡快全面啟動垃圾分類工作，客觀發布相關數據，消除公眾對上馬垃圾焚燒項目的抵觸情緒，樹立公眾垃圾分類的信心和決心。

 

 

廣東省廣州市番禺區社區業主“櫻桃白”:　

 

分類不是添置垃圾桶

 

推動公眾進行垃圾分類，最緊要的不是花錢買幾個垃圾桶，而是要加大宣傳力度，讓每個人都知道要垃圾分類，都知道該怎樣分類。

今年3月，廣東省廣州市番禺區江外江《垃圾焚燒和環保》論壇分外熱鬧，熱心環保的業主“櫻桃白”、“巴索風云”等網友，將居民生活垃圾分類推廣指南及綠色家庭倡議書放到幾大樓盤論壇上后，不斷有業主跟帖回應，要求參與垃圾分類。番禺祈福新邨、麗江花園等小區先后有逾百戶加入綠色家庭。

通過一個多月的實踐，“櫻桃白”對如何開展垃圾分類、政府在其中應當承當什么樣的責任、扮演什么樣的角色有了更深的認識，

據“櫻桃白”介紹，第一批共有15戶家庭參與垃圾分類，在為期兩周的實驗中，環保志愿者每天上門收取這些家庭分類好的生活垃圾，大部分家庭均能做到垃圾分類。

而第二批活動中，參加活動的家庭達到60戶，由于志愿者人手不夠，垃圾回收點改在小區會所前。“櫻桃白”說，這一次回收效果較之前就差了很多，一部分垃圾被混合投放。

“推動公眾進行垃圾分類，最緊要的不是花錢買幾個垃圾桶，而是要加大宣傳力度，讓每個人都知道要垃圾分類，都知道該怎樣分類。”“櫻桃白”說。在分析各種原因后，垃圾分類小組發現垃圾分類的宣傳教育很重要。在參與分類的綠色家庭中，小朋友參與的積極性較高，這得益于中小學廣泛開展的垃圾分類宣傳教育工作。

據“櫻桃白”介紹，在垃圾分類較為成功的英國，政府曾用6個月的時間在各種媒體上進行宣傳，“在宣傳教育到位后，公眾沒有任何借口不做分類了”。因此，她希望各地政府堅持不懈地、大規模地開展垃圾分類宣傳教育活動。

居民不知道該如何分類是分類難以實現的另一原因。為了推廣分類知識，“櫻桃白”親手繪制了“居民生活垃圾分類推廣指南”，圖文并茂、還配有垃圾卡通圖和詳細的推廣說明。

“櫻桃白”說，芬蘭垃圾回收箱有很多個，礦泉水瓶回收箱的回收口設計成瓶子的形狀，其他垃圾無法投入，既簡單明了地告知公眾回收箱的用途，又避免了公眾混合投放。

“櫻桃白”還分析了垃圾分類后的上門收取、定點投放兩種收集形式對公眾產生的約束力。“櫻桃白”總結道，“上門收取帶有一定的強制力，垃圾分類程度較高；定點投放對公眾的約束力相對較小，存在著混合投放現象。日本采取定時收運，強制性高于定點投放。”

她認為，垃圾分類不能依靠公眾善意和習慣，應該有一定的懲罰措施，比如對垃圾分類進行立法。政府僅僅憑借一些簡單的措施是無法實現垃圾分類的，應該調整思路，制定一些人性化的措施。比如收編拾荒者和廢品回收小販，參與到社區的垃圾分類回收中來，引導和監督居民開展垃圾分類回收。同時，政府要理順垃圾回收再利用環節，規范資源回收企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