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擔心征收環保稅可能達不到預期效果，我覺得環保稅的開征會給企業帶來不小的負擔。”元旦假期間，張海與梁紅這對夫妻因為環保稅的落地問題爭執了好幾次。梁紅從事環保稅法的研究，張海則在一家大型紡織業企業任職。在環保稅的問題上，夫妻兩人天生擁有不同的立場。

今年1月1日起，《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稅法》（下稱“環保稅”）正式開征。此次落地的環保稅明確：直接向環境排放應稅污染物的企業事業單位和其他生產經營者，為環境保護稅的納稅人，并根據污染物排放濃度實行差別化征稅，即多排放多繳稅。

環境稅平移承接了近40年歷史的排污費，是“綠色發展和生態文明建設的有力支撐”，中國的稅收種類亦由此增至19個。中央財經大學研究團隊預測稱，環保稅規模將遠超現行排污費，年征收或達到500億元。

但這500億元收不收得上來，仍要打一個問號：需要稅務部門與環境部門之間的通力合作，以保證企業申報的準確性，如果配合不當，將成為“環保稅落地的攔路虎”。中國會計學會環境會計專業委員會委員、暨南大學會計學系教授沈洪濤在接受時代周報記者采訪時表示。

環保稅一季度一征，目前距離第一季度申報不足百日。

企業主與環保專家之爭

和張海一樣，何永建的新年假期過得并不愉快。老何年屆50，在廣東四會擁有近60畝的農場，散養的走地雞是農場的拳頭產品。

“環保稅一來，農場就真的賺不到錢了。”接受時代周報記者采訪時，何永建愁容滿面。據介紹，他的雞場一年出欄三次，每次約3000只。按照一只“走地雞”重2.5-3斤計算，飼養成本在20元左右。按照16元每斤的批發價計算，一只走地雞的利潤在20元左右，再扣除人工和各項雜費，雞場一年的凈利潤大概在12萬元。

自2018年1月1日起，廣東省大氣污染物每污染當量征收環保稅稅額，從1.2元漲至1.8元，水污染物每污染當量征收環保稅稅額，從1.4元漲至2.8元。何永建每年要繳納的環保稅，從排污費時代的3500元，上漲至1.5萬元—平均每只雞的成本上漲超過1元。

事實上，廣東實行的環保征稅標準，在全國各地處于中等水平，僅略高于國家標準。在北京市、上海市、天津市、江蘇省、湖北省等地，征稅標準達到廣東的2-8倍。若按平均5倍于廣東計算，在這些地方養一只120天出欄的走地雞，征收的環保稅將超過5元。

“成本如果增加5元，我一定就退出市場了。”張永建告訴時代周報記者，對于養殖業這些利潤率長期處于個位數的行業而言，環保稅讓他感覺有些焦慮。

面對老何的焦慮，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研究員王克對時代周報記者表示，“雖然養殖業在環保稅的征收上面臨成本壓力，但仍舊無法排除在環保稅征稅范圍以外”。王克強調，環保稅是通過對高污染企業進行征稅以達到保護環境的目的，對污染嚴重的養殖業而言，征稅有助于實現減少污染物排放。

但他同時指出，當地政府應對養殖業予以適當幫助，避免出現全行業的經營困難，“政府可考慮建立污染物的集中處理中心，降低企業排污成本”。

受到沖擊的并不僅僅是第一產業。環保稅明確指出：直接向環境排放氣、水、固體和噪聲這四種應稅污染物的企業事業單位和其他生產經營者，需要繳納環保稅，這個范疇包括了大部分制造業和部分污染較嚴重的加工業，涉及火電、鋼鐵、水泥、電解鋁、煤炭、冶金、建材、釀造、紡織等數十個污染行業或是鋼鐵廠、冶煉廠、化工廠、烤漆廠等“排放大戶”。此次環保稅實施后，其稅收支出均將有不同程度的提升。全國范圍內，涉及的企業數將超過500萬戶。

但在中國人民大學環境學院學術委員會主任馬中看來，即使提高了環境稅和收費標準，依然達不到和別的要素成本相當的程度。“我們對此做過污水排污費的實證分析，發現在現行稅率基礎上，再提高2-4倍，都在企業和國民經濟的承受范圍之內。”在接受《財新》采訪時，馬中說得很直率，“說到企業的承受力，不能單純看環境成本，要橫向比較勞動力、技術、土地、能源等其他成本。你會發現，一個企業的各種成本，最小的就是環境。有的企業到了虧損邊緣的時候，就把最后一根稻草歸到環境頭上去。可是勞動、技術、能源成本是怎么出現、怎么造成的？就是因為長期靠成本平均化，靠環境的無成本或低成本，把它那些成本均攤了，所以總成本一直處于可承受的范圍。從經濟學上解釋，你長期不進步，是因為環境這碗飯太好吃了。”

統計數據顯示，2003－2015年，我國累計征收排污費2115.99億元，涉及企業500多萬戶。其中，2015年的征收額為173億元，僅占規模以上工業企業主營收入比重的0.02%。

對珠三角制造業前景樂觀

與何永建相似，廣東佛山一家機械加工企業的負責人孫國華，也在承受著環保稅所帶來的陣痛。但與何永建不同，孫國華堅信，這次陣痛過后，將迎來行業生產質量的整體提升。

“環保稅的確會加重制造業的成本負擔，但也會逐步淘汰技術水平較低的落后產能，改變過去行業以本傷人的惡性競爭。”在采訪中，孫國華對時代周報記者透露，環保稅將為他的工廠帶來占總營收約1%的成本上漲，但對于原本利潤空間較大的機械加工行業而言，不會造成根本影響。

此次受環保稅波及較大的，是污染較嚴重的加工業。據行業預測，大氣污染物中，黑色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非金屬礦物制品業，有色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化工，電力、熱力的生產和供應業等5個行業繳納的環保稅，將占全部大氣污染物環保稅收入的88%；水污染物中，化工、造紙、醫藥、紡織業、黑色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農副食品加工業、發酵和釀造、制革等8個行業繳納的環保稅將占80%。

“環保稅明確規定，企業如果污染排放大幅低于標準排放濃度，可以享受25%和50%的環保稅減免。如果內部治理不直接向環境排放，可不用繳納環保稅。”沈洪濤對時代周報記者介紹，此次落地的環保稅形成了對企業甄選、分化的過程，將促進高效能、低污染企業從中受益，而高污染、低效能企業將被擠出市場。

“我對于未來珠三角制造業的前景還是十分樂觀的。”孫國華告訴時代周報記者，2008年前后，廣東開始“騰籠換鳥”，自己的企業亦借此開始重視環保，并逐步開展污染控制。從2010年開始，企業先后投入近200萬元，逐步建立中水回用設施及包括VOC（揮發性有機物）整治系統在內的減排系統，對生產過程中產生的廢水和廢氣進行處理后再排放，盡可能地減少污染。目前，工廠的污染排放量低于行業平均水平。

孫國華對時代周報記者透露，在經歷過去近十年的產業轉型升級之后，珠三角地區大多數制造業企業的污染排放量都已達到國家標準；而對污染物排放較多的企業來說，以先行者的眼光和姿態，孫國華建議，與其擔心環保稅帶來的成本壓力，不如從企業治理上下手，把科技創新和工藝改良提升到企業的戰略發展高度。

孫國華同時提醒，由于行業限制，機械加工不可能消滅污染。按照目前的稅率劃分，就算企業投入足夠的成本升級設備，“到最后，省下來的錢可能還不夠買設備的零頭”。孫國華就此建議，有關部門是否能夠進一步針對不同行業，設定不同的稅率和稅收優惠政策，進一步激發企業節能減排的積極性。

國家稅務總局財產和行為稅司相關負責人則表示：“環境保護稅的收入規模并不大，排污費改稅的主要目的不在于籌集財政收入，而在于通過稅收杠桿，引導排污單位減少污染物排放，為人民創造良好的生產生活環境。”

“工作配合”機制迎考

“以前排污費的征收是行政事業性質的，法律層級比較低，征收力度不大，環保稅則上升到了法律層面，約束更有力，強制性更大。”沈洪濤告訴時代周報記者，過去排污費的征收主體為環保部門，而環保稅的征收主體轉為各地稅務部門，且全部作為地方收入，中央不再參與分成，這讓政府有更大的動力和意愿投入污染監控。

沈洪濤同時指出，當前國內對環境監測的體系仍待完善。環保稅的落地，需要稅務部門與環境部門之間的通力合作。作為我國第一部明確寫入部門信息共享和工作配合機制的單行稅法，環保稅明確提出，“費改稅”后，征收部門由環保部門改為稅務機關，環保部門配合，實行“企業申報、稅務征收、環保監測、信息共享”的稅收征管模式。

目前情況下，如何保證企業申報的準確性，成為環保稅落地的攔路虎。費改稅后，納稅人將由環保局核實下單繳費，變為自行向地稅機關申報繳稅，企業申報的污染物排放量由此成為繳納環保稅的重要依據，但從目前實際狀況來看，企業的自我申報缺乏監管和后續處罰手段。國家稅務總局財產和行為稅司有關負責人對此曾解釋說：“環保稅的計稅依據有別于其他稅種，專業性強，征收管理較復雜。為此，環保稅法明確規定，稅務機關和環境保護主管部門建立工作配合機制。”

“從去年8月初開始，我們鎮環保辦就對轄區內的征收企業清單進行復查，確定清單內是否有關停企業。如果有已經關停的企業，就意味著無需再征收排污費，我們就將其從清單中剔除。剩下的企業匯總后，我們鎮環保辦將清單及相關征收信息、征收系統等，都全部移交給了區環保局，由區環保局和稅務部門對接”。佛山市南海區某鎮環保辦工作人員梁華向時代周報記者介紹說，自己目前收到的通知是，當稅務部門需要環保人員協助核查企業的排污情況時，會由區環保局統一協調后，安排企業所在的鎮街環保辦安排人員核查，“但目前還沒有收到這樣的請求。”

梁華說，減去排污費的征收工作后，并沒有對自己的日常工作造成太大影響，“基層環保人員要做的事情還有很多，例如環境統計、一企一檔、資料搜集、日常審批、政府駐點相關工作等。”目前，他的工作還包括向拖欠2017年及此前排污費的企業進行追繳。

“環保稅落地，首先要確保環境監測數據的準確性。”沈洪濤對時代周報記者強調，環保稅的稅基，不能單靠企業自行申報。當前國內環保數據的監測，多在地方環境執法部門之中，而征稅權則在地稅部門手上，如果雙方缺乏明確的溝通機制和分工，征稅將難以落到實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