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8年1月1日起，我國首部“綠色稅法”——《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稅法》正式實施。環保稅將給企業和社會帶來什么影響？環保稅具體將怎樣征收？征收的準備情況如何？本文將就上述問題給出答案。

今年1月1日起，我國首部“綠色稅法”——《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稅法》開始實施，對大氣污染物、水污染物、固體廢物和噪聲四類污染物，過去由環保部門征收排污費，現在改為由稅務部門征收環保稅。

這一改變將給企業和社會帶來什么影響？環保稅具體將怎樣征收？征收的準備情況如何？記者對多個地區和企業進行了廣泛調查。

倒逼企業轉型升級

少排污少交稅，企業節能減排動力大增

地處魯中的萊蕪市萊城區，北部地帶是鋼鐵、化工生產工業區，南部山區則是水泥生產集結地，既是環境治理的重點地區，也是環保稅征收的重點地區。2017年12月底，環保稅開征在即，萊蕪市地稅局萊城分局組織人員到這些重點企業摸底排查，了解企業節能減排情況。

“2016年12月環保稅法審議通過時，我們就開始琢磨著怎么加大節能減排力度，爭取少繳稅。”在連云水泥有限公司，生產部經理李勇指著一排水泥磨料機組介紹說，一年來公司投入技改資金2000萬元，減少了一半排污點。同時，在現有18個排污點新上了收塵效果更好的18臺大布袋除塵器，收塵效率由原來的98%提高到了99.9%。

九羊集團公司是年產值達200億元的鋼鐵企業，也是排放大戶。“環保稅開征是為倒逼企業轉型升級，促進新舊動能轉換，這與我們的發展思路是一致的。”公司董事長許英強說，公司淘汰落后產能100萬噸，新增優特鋼產能150萬噸，同時，環保和節能設備加快上馬，確保做到與原排污費相比，少排污少繳稅。

“環保稅確立了多排多征、少排少征、不排不征和高危多征、低危少征的正向減排激勵機制，有利于引導企業加大節能減排力度。”國家稅務總局財產和行為稅司司長蔡自力介紹，一方面，環保稅針對同一危害程度的污染因子按照排放量征稅，排放越多，征稅越多;另一方面，環保稅針對不同危害程度的污染因子設置差別化的污染當量值，實現對高危害污染因子多征稅。

以大氣污染物為例，排放同樣數量具有較高危害性的“甲醛”，所要繳納的環保稅是普通“煙塵”的24倍。這種政策處理，有利于引導企業改進工藝，減少污染物排放，特別是減少高危污染物的排放。

根據環境保護稅法第十三條的規定，納稅人排放應稅大氣污染物或者水污染物的濃度值低于排放標準30%的，減按75%征收環境保護稅;低于排放標準50%的，減按50%征收環境保護稅。

這一征收機制，帶來企業的發展思路轉變，節能減排成為“有利可圖”的事情。

“我們從2016年開始進行超低排放改造，2017年7月4臺機組的改造全部完成，煙塵、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的排放進一步降低，每年可減少稅費成本150萬元左右。”華能煙臺發電有限公司財務部主管勇雪梅說。

隨著環保稅全面開征，一些排放大戶在對經營成本表示擔憂的同時，也對環保稅靈活的減免稅機制表示了認可。江西天行化工有限責任公司財務科長鄧勝利對記者說：“開征環保稅將使企業短期面臨一定的壓力，但隨著企業加大節能減排力度，調整企業產業結構，推進產品轉型升級，就能夠減少稅收成本，最終實現企業和社會的共贏。”

“從建立綠色稅收體系的要求來看，我國長期以來缺少針對污染排放、損害生態環境行為的專門稅種，這限制了稅收對污染、損害環境行為的矯正力度，弱化了稅收的生態環境保護作用。”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院長劉尚希認為，開征環境保護稅，增加了政府保護環境的手段，有利于與其他保護生態環境的手段形成合力，發揮環境治理的協同效應，通過環境保護稅立法過程，也增強了社會的環境保護意識，強化了企業治污減排的責任。

因地制宜確定稅額

稅收全部留給地方財政，調動地方治污積極性

除了對于環保稅征收機制的關注，企業和社會還非常關心環保稅的具體征收稅額。

蔡自力向記者表示，按照制度平移原則和因地制宜的要求，環保稅在具體稅額確定上，采取了“國家定底線，地方可上浮”的動態調節機制。

具體來說，稅法以現行大氣、水污染物排污費征收標準作為單位稅額下限，授權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統籌考慮本地區環境承載能力、污染物排放現狀和經濟社會生態發展目標要求，“上浮適用稅額”，以滿足不同地區的環境治理實際需求。

環保稅法規定的稅額下限為：大氣污染物每污染當量1.2元，水污染物每污染當量1.4元;稅額上限為不超過最低標準的10倍。

各省份按照稅法授權，出臺了符合本地區實際的稅額標準。以環境問題較為突出的京津冀地區為例，北京市按照10倍的上限確定了本地區適用稅額，即大氣、水污染物適用稅額分別為每污染當量12元和14元;河北省則按照最低標準的8倍，確定了環京13縣大部分水污染物的適用稅額。值得一提的是，北京按環保稅法規定上限執行的表決稿，獲得全票通過。

遼寧、吉林、江西、陜西等省份則執行了最低標準，即每污染當量分別為1.2元和1.4元。

江西省財政廳廳長胡強表示，采用國家規定的最低值，主要是考慮到當前江西經濟社會發展仍處于欠發達階段，有助于推動企業創新發展、轉型升級，未來可能根據本省環境質量指標以及環保稅實際征收情況，按法律程序適當調整。

還有一些省份采取了適中的稅額，如江蘇規定大氣和水污染物征收稅額分別是每污染當量4.8元和5.6元，四川分別為3.9元和2.8元。云南省規定，今年稅額為大氣污染物1.2元，水污染物1.4元;從2019年1月起，執行稅額提高到大氣污染物2.8元，水污染物3.5元。

為促進各地保護和改善環境、增加環境保護投入，國務院決定，環境保護稅全部作為地方收入。此前，排污費征收后實行中央和地方1∶9分成的收入劃分原則。

“環保稅作為地方收入，能夠調動地方積極性，讓地方更有效地防控環境污染。”北京市地稅局稅收管理三處處長陸坤介紹，2016年，北京排污費收入為6.13億元，但大氣污染治理投入達165.6億元、水資源保護投入達176.6億元，遠高于排污收費金額，從高確定稅額標準，充分體現了“誰污染、誰治理”的原則，有利于強化排污者責任。

稅收執法剛性增強

企業偷逃稅款將面臨最高5倍罰款，甚至承擔刑事責任

從排污費到環保稅，絕不是簡單的名稱變化，而是從制度設計到具體執行的全方位轉變。

“稅比費具有更強的剛性。”華能大連電廠環保主管王剛的第一感覺就是：違法成本提高了。

我國法律規定，如果認定企業偷稅，稅務機關將追繳企業不繳或者少繳的稅款和滯納金，并處相應稅款50%以上5倍以下罰款，構成犯罪的，還要被追究刑事責任。“特別是對于上市公司而言，一旦有關于稅收方面的負面新聞，將嚴重影響公司股價，違反稅法的成本更高。”王剛說。

而此前，對企業排污費謊報瞞報、拒不繳納等情況，《排污費征收使用管理條例》僅規定了3倍以下的罰款、責令停產停業整頓等措施，在實際執行中威懾力明顯不足。

“‘費’和‘稅’一字之差，反映出中央加快生態文明建設的決心和力度加大了。”山東省萊州市地稅局局長孫書良表示，環保稅法最大的意義在于以法律的形式確定了“污染者付費”的原則，稅務部門依據法律條款嚴格執法，多排放多繳稅成為企業生產剛性的制約因素。

不僅如此，從“費”到“稅”的轉變，還有著巨大的制度意義。“收費與收稅都是政府的一種財政行為，但有性質上的不同，對于具有稅收性質的收費應當轉變為稅收，這有助于規范政府收入體系和優化財政收入結構。”蔡自力說。

在稅收征管方面，排污費改環保稅后，征收部門由環保部門改為稅務機關，由于環境監測具有相當的專業性，對于稅務部門是一個巨大的挑戰。“有時候計算一個污染物的數量，光計算公式一頁A4紙都寫不下。”逸盛大化石化有限公司安全環保處主任戰軍說。

“環保稅以污染物為征稅對象，無法直接查賬征稅，與其他稅種有著重大差異。”蔡自力表示，污染物排放具有瞬時性、隱蔽性、流動性的特點，征收環保稅對污染物排放監測的專業技術要求較高，離不開環保部門的配合。為此，環保稅法科學設定各方責任，確立了“稅務征管、企業申報、環保監測、信息共享、協作共治”的全新征管機制。

2017年7月，國家稅務總局、環境保護部簽署《環境保護稅征管協作機制備忘錄》，強化部門合作，明確職責分工。財政部、稅務總局、環保部隨后聯合下發通知，要求各地全面做好環境保護稅法實施準備工作，明確要求建立地方人民政府領導下的多部門協作機制。

“環保稅順利開征只是邁出了第一步，下一步還要健全問題響應處理機制，及時分類分級研究處理基層落實難題和納稅人意見建議。”劉尚希建議，財稅、環保部門要持續跟蹤做好改革政策效應分析，特別是在環保稅首個申報期和實施半年、一年等重要時間節點，分區域按照納稅人行業、規模、污染物排放類型、污染源劃分標準、典型企業類型等，多維度精準分析減排效果，為國家環境治理決策提供支撐，為進一步完善環保稅制度體系打牢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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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外排污稅的主要特點

國家稅務總局稅收科學研究所研究員龔輝文介紹，我國今年開征的環境保護稅，從性質上說，是對排污行為征收的排污稅，又稱污染稅。綜合分析國外征收情況，排污稅主要有以下特點：

從名稱看，具體名稱多樣，稅費難分，有的稱稅，有的稱費，但明顯具有稅收的性質。

從開征時間看，20世紀70年代有少數國家開始征收，但多數開征于20世紀90年代，而且開征的國家在不斷增加，鑒于對氣候變化的擔憂，開征碳稅的國家增加更為明顯。

從征收方式看，多數按污染物排放量實行從量定額征收，但也有按投入物的使用量計征。

從稅率看，各國差異較大，以二氧化硫稅為例，黑山最低，為2歐元/每噸，意大利最高，為106歐元/噸，后者是前者的50多倍。

從發展看，不少國家開征以后，都經過修改和完善。修改內容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調整稅率，主要是上調稅額;二是擴大征收范圍。

從收入使用看，專項用于環保的特征比較明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