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內蒙古、天津等地政府公開承認其經濟統計數據有假，擠掉水分后，這些省市的GDP總規模和增速都出現大幅回落。以天津為例，濱海新區將2016年預期的萬億GDP直接擠掉1/3，調整為6654億元。如此大幅度的統計數據調整，為下一步數據統計制度的改革埋下伏筆，而與此同時，經濟數據上的“水分”對包括經濟增長自身在內的諸多領域產生危害，其中，生態環境保護也深受其害。在筆者看來，生態環境的保護和治理至少在以下兩個方面受到經濟統計數據造假行為的影響，從而極大地干擾了相關環境保護政策的科學性。

第一，影響了環境與經濟的平衡關系，造成對環境經濟形勢的誤判。

經濟統計數據上的造假首先影響到我們對于當前環境經濟形勢的分析和判斷，高估后的經濟增長水平，令我們過高地估計了環境保護政策的經濟承受能力。

當前全國范圍內的環境保護決策在很大程度上既取決于生態環境惡化的程度與趨勢，同時也與我們對經濟增長形勢的樂觀估計有關。就環境與經濟的平衡關系而言，任何時期的環境保護政策都不能過度脫離經濟增長的基本面。

筆者曾經圍繞“環境經濟形勢”展開分析，得出的基本結論是當前環境經濟形勢總體上是比較平穩的，而得出這個結論的依據則是相關的經濟與環境統計數據。這意味著，如果某地區經濟統計數據是嚴重高估的，那么，就有必要修正原先的結論，環境與經濟的關系極有可能已經存在“失衡”的可能性。而一旦環境經濟形勢出現惡化，我們理應對相關的政策做出及時的調整。

第二，影響了環境保護和治理的支付能力，造成環境保護政策的誤判。

經濟統計數據上的造假，極大地改變了高度依賴于地方經濟和財政能力的環境保護與治理支付能力。盡管目前較多地區的生態環境保護受益于中央財政的轉移支付，但從占比來看，地方環境保護的主要支出仍舊來自于地方自身的財政收入，而且部分地區還按照GDP規模的固定比例列支環境保護支出。這意味著，一旦經濟統計數據嚴重高估而進行調整后，其財政收入水平也將出現下滑，而環保公共投資將首當其沖，在未來可能出現下滑，極大地損害地區生態環境保護和治理的支付能力。

事實上，一旦造假的經濟統計數據被予以調整，將導致某些地區的環境經濟關系可能出現“失衡”，那么繼續執行“嚴厲”環境保護政策的“經濟基礎”和條件無疑就不復存在。此時，環境保護政策應該有所“調整”，轉而以“保守性的環境治理”為宜。保守估計，在當前的社會經濟發展階段，6%以上的GDP增長速度仍然是有必要的，否則，在低于6%的增長速度上，繼續執行“高壓”的環保政策將對經濟產生較大的壓力。

以天津為例，在最近的“環保稅”稅額制定中，天津的稅額位列全國前列，遠遠高于在經濟規模上超過天津的上海、廣州和杭州等地，做出這樣判斷的依據顯然與其原先計算的GDP規模有關，在總體經濟規模較大的情況下，通過環保稅來促進結構調整無疑是有道理的，但反之，如果數據有假，那么，這樣高水平的“環保稅”稅額將有可能對經濟與產業結構過早產生沖擊，進而損害經濟的根基。

除了以上兩方面因素外，經濟統計數據上的造假還會在其他方面造成負面影響，造成決策的誤判。譬如，在經濟表現“一枝獨秀”的情況下，地方政府往往會對環境保護成績提出更高的要求，但實際上，受限于“真實”的經濟發展水平，環境保護很難在短期內產生明顯的成績，這就“倒逼”某些地方政府在環境質量監測、環境保護績效數據等方面進一步作假，影響地方環境保護統計數據的真實性，從而進一步地使得有關部門誤判環境保護形勢，改變地方環境治理的政策方向。

總體上，經濟層面上的統計數據造假，看似僅僅只是關系到宏觀經濟的決策，但其危害實則極為深遠，在生態環境與經濟系統高度耦合的情況下，環境保護的決策勢必受到經濟統計數據造假的各種影響和機制傳導，并進而波及整體的環境經濟發展形勢和決策。就此而言，這再次充分佐證了當前污染防治攻堅戰的核心在于經濟層面，而不僅僅只是環保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