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年初，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關于推進城市安全發展的意見》。該意見提出的加強城市安全源頭治理、健全城市安全防控機制、提升城市安全監管效能、強化城市安全保障能力、加強統籌推動等，對城市安全發展提出確切要求。

據《全國資源型城市可持續發展規劃（2013—2020年）》，目前我國共有262個資源型城市，包括141個成熟型城市和67個衰退型城市，多為煤炭資源枯竭型城市。

對于資源型城市——煤城而言，其發展作為全國城市安全發展的重要一環，更是多出一道安全底線、綠色紅線。如何構建煤城的結構性安全體系、促進煤城安全發展，亟須新思路。

長期以來，作為因煤而起、因煤而興的城市，其發展離不開內部資源帶來的外部效應。煤城的轉型發展往往單純依靠煤炭做文章。從煤炭開采到煤炭服務，從煤炭產業鏈上游到產業鏈中下游，從利用煤炭資源本身到加工生產煤化工原料，這些有益嘗試讓煤城以煤炭為中心，向多元化方向擴展，實現早期城市轉型。

不可忽略的是，一旦城市對于資源過分依賴，作為關鍵因子的“資源”，便具備牽一發而動全身的效應。煤炭作為不可再生資源，長期過度開采導致資源枯竭，伴隨產生的，還有包括環境安全、經濟發展安全、居民生活安全等問題在內的城市發展安全問題。

我國上百個煤炭資源枯竭型城市，幾乎面臨著共同的安全發展挑戰：生態環境遭到破壞，“頂梁柱”被吃干榨盡，經濟發展不平衡，城市居民工作環境單一、職業發展受限。

對于煤炭資源枯竭型城市而言，重建采礦跡地生態是城市安全發展首先需要面對的課題。面對煤城生態空間面臨的采礦及城鎮化雙重威脅，中國礦業大學建筑與城市規劃研究所所長常江表示，實施“城市雙修”（城市修補、城市生態修復）工程是采礦跡地生態修復的重要途徑。

以采礦跡地面積占中心城區比率近43%的徐州市為例，該市通過對煤炭資源、土地資源和水資源協調利用、保護和管理技術的研究，提出“礦地一體化”資源統籌管理理念，在時間、空間上統籌考慮礦業權設置、開發利用與土地資源使用，對礦產和土地資源進行科學規劃。

煤炭資源枯竭型城市亟待解決開發利用中環境污染、水土流失、土地破壞等問題，實現礦區生態重建。但非資源枯竭型城市、還賦存大量煤炭的城市該怎么辦？

圍繞“煤炭”做文章的舊路子不是不能走，而是要與此同時，圍繞城市氣候條件、地理位置、人文環境等，探索一條從城市本身出發、通過拓展城市功能來促進城市轉型的新路子，總攬大局、雙線并進、平衡發力、合理過渡，實現城市發展的戰略性安全。

作為“黔煤外運”主要基地的煤城六盤水市，從探明儲量看，其煤炭資源還能使用140余年。該市一方面選擇“不避開煤炭談轉型”，2016年六盤水市煤炭資源就地轉化率達80%， 煤層氣綜合利用率達43%；另一方面，該市利用所處云貴高原的地理位置優勢，制定了圍繞“涼都”發展全域旅游城市的思路，僅2017年上半年就實現旅游收入96.47億元。這種多產業齊頭并進的城市發展方式，難度雖大，但可調試性更高，為煤城轉型發展提供了充足的安全過渡地帶。

除煤城積極主動探索安全發展新路子外，我國也從宏觀層面制定合理戰略引導資源型城市轉型發展。《關于國有企業職工家屬區“三供一業”分離移交工作的指導意見》規定，2019年起國有企業不再以任何方式為職工家屬區“三供一業”承擔相關費用。這將直接促成國有煤炭企業回歸企業本質，將屬于城市的基本職能交還城市。無論是割出方還是接收方，轉讓的過程必然曲折，但從長遠來看，是一個城市良性發展、安全發展的必經過程。

煤城作為資源型城市，在安全發展的方向上還需尋找新平衡——煤炭企業跳出小社會、走上大市場，曾經的煤城成為功能健全完善的城市。采礦跡地生態環境逐漸修復，新的經濟增長點在原采礦跡地處生根發芽。煤炭企業在煤城中發揮著重要作用，但不再是一個城市牽一發而動全身的關鍵因子。社會化服務體系健全，市民具備多樣化的就業選擇與就業機會，城市安全文明程度提升，城市安全發展體系更加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