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期12天的2010年第二輪聯合國氣候變化談判，于5月31日在德國波恩開啟。

波恩氣候談判，是一個重新審視和考驗各方誠意的場所。

2010年的氣候變化談判的氣氛，比起2009年哥本哈根氣候變化大會前要清醒和務實得多。

在波恩會議召開之際，長期合作行動(LCA)工作組，在各國政府的同意之下，已經準備好了一份包含了部分《哥本哈根協議》條款的新文本以供各國重新博弈。

然而各國是否準備好推動會議進程，還是要以哥本哈根的碎片為起點，對紛爭異見舊事重提，是直接影響2010年氣候變化談判的決定性因素。

更重要的是，各國究竟對于墨西哥坎昆會議有何等預期，都將在波恩會議上得以展現。積極的一面是，在5月初德國舉行的部長級會議上，超過40個主要談判國家的環境部長確認了要在坎昆會議上達成實質性進展的政治意義。

難以兌現的資金承諾

此次波恩會議的談判重點之一，就在于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的資金承諾，特別是在“富裕國家同意在2010至2012年期間，向發展中國家撥款300億美元幫助發展中國家應付氣候變化”這一點的實施方面。

但在氣候談判所糾結的諸如資金等老命題上，發達國家遠未得到發展中國家的信任。

“不可能所有的資金都在坎昆會議的時候開始注入。”在接受《第一財經日報》專訪時，美國氣候變化特使托德·斯特恩對氣候變化資金不緊不慢的口吻，令人對這一承諾并不抱過多幻想。

在哥本哈根會議上，富裕國家同意在2010至2012年期間，向發展中國家撥款300億美元幫助發展中國家應付氣候變化；至2020年，富裕國家會協助籌集1000億美元。不過并沒有說明融資的具體安排及方式。

目前已有跡象顯示，在2010至2012年發放的第一期氣候撥款，其中很大部分為貸款而非補助金。

根據歐盟談判代表的表態，目前歐盟在2010年發放的24億歐元中，就有三成是貸款。

目前有意見認為，在波恩的談判代表應公布如何在2010年兌現第一期氣候撥款，在今年12月的墨西哥氣候峰會上，必須制訂明確的框架，確定如何籌集承諾過的1000億美元，并將之成倍增長。

“富裕國家在哥本哈根無法取得成果，現在它們要將急需的信任重新注入談判中。” 樂施會政策倡導項目經理蘇培健對本報表示，“富裕國家如果想表示誠意，就要兌現承諾的撥款金額，這將修補去年氣候峰會出現的部分嫌隙，并且幫助嚴重受氣候變化威脅的窮人減輕困苦。”

斯特恩對本報表示，他對于這筆資金最終可以發放還是有信心的，但是他不確定這些款項是否能在年底的墨西哥坎昆會議前全部籌集完畢。

“我想我們在坎昆的時候應該可以做一些事情，但這是一個三年的過程。”斯特恩表示，“所以不可能在坎昆就都做完。”

會前的誠意

3月份的首次談判確定了今年談判時間表，本次談判將進入實質性階段，為年底墨西哥坎昆大會作準備，伴隨著國際談判時間點的臨近，各主要談判方也在國內立法程序方面或快或慢地跟進著。

一直在反思哥本哈根氣候變化大會上談判立場的歐盟，終于邁出了更加積極的一步：在5月26日，歐盟委員會發布通訊，分析歐盟將2020年溫室氣體整體減排目標從20%無條件提升到30%的可行性。

目前歐盟計劃到2020年溫室氣體排放量在1990年基礎上無條件下降20%，同時如果其他主要排放國家做出“可比”努力，減排幅度可以升到30%——這是一個有條件的、至今尚未松口的假設“承諾”，歐盟原意是期望以此撬動美國及中、印等發展中國家進一步減排。

事實上早在2009年底的哥本哈根氣候大會之前，歐盟內部就已經在是否去掉加諸30%目標上的“如果”進行討論，不過最后并未松口。

在哥本哈根會議上，歐盟相當程度上被邊緣化，今年反思經驗教訓，是否應提高減排雄心、重獲環境領袖地位又提上議程。這次的通訊作為委員會委托的權威調查結果，對于歐盟最終是否能做出這一進取決定意義重大。

目前看來，這份官方研究的結果令人振奮：提升歐盟減排目標不但比原先預期的成本更低，而且能創造千百萬新的就業機會、有利于歐盟的經濟發展，這個結果能夠有力還擊歐盟傳統工業游說集團一直在宣稱的提升目標有害論。 [page]6月11日的歐盟環境部長會議和16~17日的歐盟首腦峰會將討論這個問題：如果歐盟能夠將減排目標提高到30%，這將有利于彌補氣候談判中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間的信任鴻溝并推升減排雄心。

與此同時，美國由于利益集團的阻力，國內氣候立法(美國電力法)草案進一步削弱、形成“綠色新政”的關鍵政策遲遲無法落實的滯后困局，與歐盟傳來的積極進取信號成為鮮明對比。

環保組織對于上述法案維持了失望的態度。某國際知名環保組織總干事拉德菲德(Phil Radford)在回復本報的電子郵件中寫道：“可能最終對該法案感到高興的，是石油行業的游說者。”

拉德菲德指出，目前美國公眾都希望擁有一個有愿景的氣候與能源政策，然而該法案僅僅設定了以1990年為基準，到2020年減排4%的標準，而短期目標在削減二氧化碳排放方面是至關重要的。

同時在核能、離岸石油與天然氣開采方面，這份法案也存在著金融資助。拉德菲德表示，這其中就有給予例如制造廠、煉油廠以及商業煤炭公司等重排放企業的免費排放限額。

如何處理哥本哈根協議成難題

盡管《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UNFCCC)執行秘書德波爾在會前反復對與會代表強調不要“跑題”，分歧還是在大會召開的第一天就爆發，其焦點就在于上文中提到的那份可供大會討論的新文本。

記者所看到的這份文本，基本上將《哥本哈根協議》同原來的AWG-LCA相融合，在有的篇章只是將兩份文件條款前后相加，這種處理方式也為未來的談判留下了沖突：在哥本哈根氣候談判大會上，《哥本哈根協議》并未得到所有國家的贊成票。

一直反對《哥本哈根協議》的包括玻利維亞、委內瑞拉和古巴等國的拉丁美洲代表，在波恩氣候談判會議上就表示，新文本過于偏袒沒有法律意義的《哥本哈根協議》，然而對于該協議，他們是持反對意見的。

玻利維亞的一位代表伯南多(Elyzabeth Peredo)就認為，許多國家的提議，在波恩會談的文本準備過程中，都被邊緣化了。

南非氣候談判總代表威利斯(Alf Wills)則認為，這份文件給予了發展中國家太多負擔，其中用了整整一個章節討論發展中國家的減排行動，“在這方面，這完全是不平衡的。”威利斯表示。

德國代表團首席代表薩克(Karsten Sach)則表示：“我們認為這個文本是談判的一個基礎。”

對此，德波爾表示，這份新文本目前就是一個“談判基礎”，而不是一個“就此談判的文本”，他希望在下周實質性談判可以有所推進。

不過在宣布離任后就言語平淡的德波爾終于恢復了以往的言語犀利，這也是德波爾最后一次主持全球氣候變化正式談判。

德波爾提出，在此次波恩會議上，要解決四個問題：首先哥本哈根設定了2℃的全球升溫上限，然而目前工業國家對于減排的承諾不足以實現此目標；其次，工業國家承諾到2020年向發展中國家提供1000億美元幫助其采取行動，然而如何在一個透明方式下籌集以及使用這筆資金，還是一個問題。

第三，政府需要討論《京都議定書》的未來，德波爾表示，最后，在這份國際協議的形式上，還是需要來自各國的政治指導，即“有法律約束力”在實際中意味如何？

在接受本報專訪時，斯特恩對2011年是否能達成一個有法律約束力的多邊協議不置可否：“我們的立場一直都是積極支持一個有法律約束力的協議，但是所有有法律約束力的元素，必須對于所有主要國家都有效。”

據新華社報道，在參加波恩氣候談判時，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副主任解振華在會上闡述了中國的主張。他表示氣候變化談判已取得階段性進展，但距離達成有法律約束力的協議還有很大差距。

“我們相信，只要各方堅持將有關公約和議定書作為法律基礎，按照談判進程由締約方驅動及公開、透明、廣泛參與、協商一致的原則，盡快把哥本哈根會議達成的共識落到實處，尋求務實的解決方案，坎昆會議就一定能夠取得預期的成果。”解振華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