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即將迎來天然氣發展的最佳窗口期，但最佳發展窗口期不是最佳價改窗口期。過高的價格將對煤改氣的工業用戶致命一擊，將抑制天然氣的消費，不利于貫徹落實綠色發展的偉大方針。

歷史的回顧與現實的思考

日前，國家發改委出臺了統一天然氣價格，對居民用氣實行政府定價加有限市場調節，非居用氣實行上市交易的政策性文件。這個文件可以說是我國天然氣價格市場化的里程碑。在這個重要的轉折時刻討論這個政策，有必要做一些回顧和思考。

上世紀90年代，鄂爾多斯盆地氣田和塔里木盆地氣田先后開發，陜京管線、西氣東輸一線相繼建成。我國天然氣大規模利用的序幕從此拉開，這在我國天然氣發展史上可稱之為首次騰飛。經過近30年的發展，我國天然氣產業初具規模，2017年消費量達到2373億立方米?？v向看我們取得了可喜的成績，但是橫向看仍有不少的差距。居民氣化率是國家現代化的標志之一，我國是50%，發達國家普遍是80～90%。天然氣占比是國家綠色發展的重要標志，我國是7%，世界平均水平是24%。美國比我國的國土面積稍小，天然氣消費約8100億立方米，人口約是我國的1/4。經濟體量是我國的2倍，天然氣消費量是我國的3.4倍。顯然我國天然氣發展和利用仍有巨大的空間。

我國天然氣的發展能否實現二次騰飛，必須仔細分析兩次騰飛環境的變化。天然氣第一次發展的主要消費對象是城市居民、產品附加值高的工業用戶、城市交通及其他用戶。今天第二次發展的主要消費對象是經濟條件差的鄉鎮居民、產品附加值低的工業用戶以及重型貨運車輛和船舶等；第一次發展的主要動力是天然氣作為燃料其自身優越性的一面，第二次發展是環境政策強迫性的一面；第一次發展是計劃供給政府定價，第二次發展面臨市場調節的較高價格，或更難以預測的上市交易價格；第一次發展供需矛盾不太突出，第二次發展供需矛盾大。所以供給環境，政策環境，消費環境均發生了較大的變化。無視這些變化或對這些變化引起的關聯問題認識不足，我國天然氣發展的二次騰飛將或多或少受到制約，甚至難以騰飛。

最佳發展窗口期是否是最佳價改窗口期

習主席在5月中旬召開的全國生態環境保護大會上講到“總體上看，我國生態環境質量持續好轉，出現穩中向好的趨勢，但成效并不穩固。生態文明建設正處于壓力疊加，負重前行的關鍵時期，已進入提供更多優質生態產品以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優美生態環境需要的攻堅期，也到了有條件有能力解決生態環境突出問題的窗口期。習主席的“三期”指示應是我國清潔能源發展與改革的指南和動力。這個“三期”是天然氣發展的最佳機遇。

這個歷史機遇的盤子有多大？清華大學、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等部門組成的散煤治理調查組指出，全國每年散煤消費量在7.5億噸左右，包括民用散煤、工業鍋爐和工業小窯爐。7.5億噸煤炭折合天然氣6000億立方米。面對巨大的發展空間，能源行業必須有強烈的時代感、使命感、責任感，我們的能源政策也容不得半點失誤。

我國天然氣市場化條件是否成熟？市場化的條件有兩個，一是供量大于需量（至少基本平衡）；二是上游主體多（亦即玩家多）。以美國為例比較，美國上游油氣開采8000余家，天然氣開采大約6400家，而我們只有三家。我國雖開放上游，但開放時機太晚，尚不能形成競爭局面；美國每天掛牌上市交易約200家，我們目前只有三家；美國的主管道近60萬公里，我們是7萬公里，美國的二級管道是350多萬公里，我們只有3～4萬公里；美國天然氣從任一采氣點（氣源點）可輸送給任一需求點，我們的管網基本上不連不通；美國1821年鉆出第一口氣井，1931年長輸管線初具規模，此時天然氣定價為上游壟斷定價。1938年聯邦政府頒布《1938年天然氣法》，進入政府監管時期，直到1977年。長達39年內政府一方面管制價格，另一方面不斷的為市場化創造條件。我國天然氣發展的歷史短暫是一方面，更重要的一面是我們一直口頭上高喊市場化改革，行動上并未為市場化創造出任何有價值的東西。“高度壟斷+巨大缺量”下的市場化對我國天然氣發展將起到抑制作用，高價氣源可能會對煤改氣的工業用戶致命一擊。去冬上海交易所天然氣交易初試身手，但以后出現的氣荒事件及引發的LNG天價，恐怕是各方始料未及的。

市場經濟商品交換是建立在平等和自愿的基礎上，我國天然氣的交易符合市場經濟的基本規律嗎？我國天然氣需求量的猛增是環保政策高壓態勢的結果，并非出自于商品的經濟性或消費者環保意識下的自覺性，談不上平等和自愿。試想離開了環保政策天然氣是一種什么商品？挾氣自重有礙于社會的協調協同發展。

天然氣發展的最佳窗口期不是天然氣價格改革的最佳商口期，市場化是一種手段而非最終目的。判別這種手段是否合適得當，唯一的標準是看能否促進天然氣大規模的利用，能否有助于我國“生態文明，綠色發展，美麗中國，人人幸福”基本國策的落實，能否有助于我國社會經濟全面向好發展健康發展。錯把手段當目的，炫耀鋤頭忘了種地（任正非語），這是我國天然氣發展與改革征途上的悲哀。

天然氣改革的立足點應是國家整體利益

多年來我國天然氣政策的出臺基本上是圍繞著上游做文章，本次統一氣價的政策仍脫不出這個模式，盡管有官員給它貼上了“有利于保障居民用氣、行業健康發展、靈敏反應市場中供求變化、資源優化配置和高效節約”等等美麗的標簽，但掩蓋不了背后真實的目的，即改革就是為了漲價，資源的優化配置直白的說就是人民幣的優化配置。

我國的天然氣價格如果確實偏低，如上述官員所言出現價格倒掛，不能反映成本等問題，有理由漲價。但是不能不問一句，油企每年給國資委上交的利潤從何而來？某條進口管道價格倒掛、某船LNG進價高可能是事實，但將局部現象放大到普遍現象就不能令人信服。即使出現倒掛現象，因為我國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國家有義務有能力對人民基本生活保障品，對工業基本生產資料采取調控手段。如給國企虧損補貼或減免利潤等都是正確合理的選擇。

根據有關資料天然氣成本是制造業最大成本，約占30～40％，福耀玻璃董事長曹德旺先生曾說：“中國制造業成本太高，美國天然氣每立方米相當于7毛錢人民幣，中國賣2塊2，這還是政府對我很優惠的前提下；電價，美國0.3元錢左右，中國6毛多”。廣東省省長馬興瑞在今年人大會期間對中海油董事長楊華提出希望工業用氣價格降在2元以內。廣東是經濟發達地區，何況其他地區。去冬今春的LNG天價導致70%的煤改氣用戶停產，70%的LNG重卡停運。90%的LNG動力船停航，燃料成本成了制造業、運輸業生死存亡的分水嶺。但是這些現象卻在某些專家學者的眼里是件好事，他們認為就應以優質燃料的高價逼停附加值低的產品企業。有位官員型學者在《南方能源觀察》上發表文章，認為今春的海南機票天價與去冬的LNG天價一樣，都是市場經濟的必然結果。但他忘了人民去海南旅游是自愿的，企業用氣是逼迫的，海南旅游不是經常要去的，企業用氣卻是天天發生的。我們必須清醒的認識到我國除華為手機、高鐵等寥寥無幾的高科技產品外，出口換外匯的多是這些附加值低的產品。繳納國內稅收50%、解決就業人口80%的是這些中小企業。實體經濟是我國國民經濟的重要支柱，任何不利實體經濟發展的政策將對我國國民經濟的全面復速造成嚴重后果。哪些網絡經濟、數據經濟、金融經濟是不用燃料的，但它們對國家經濟的貢獻做不到50％。

站在國家整體利益的高度考慮，清潔能源的大規模利用有利于從源頭治理大氣環境，有利于人民身心健康，至少學校不放假，車輛不禁行，企業不關門，其社會效益不可估量，這是政治賬。即使算經濟賬也不能只算小賬，物美價廉的燃料有利于制造業降低生產成本，提高產品競爭力，從而使國家財政稅收增加，國民經濟總收入增加。以我國去年消費天然氣2300多億立方米計算，每方氣降低0.5元錢，也就是1150億。占去年國民經濟總收入的千分之一左右。但由此帶來的國家財政收入遠不至于1150億，可能是數倍的回報。無論從那個角度考慮，降低氣價放水養魚是一件利國利民的好事。但現實是財政部捂住錢袋不能補貼，國資委以上繳利潤論油企成敗，發改委將保供重擔壓在油企肩上。魚和熊掌不可兼得，部門利益（行業利益）和國家利益，腳前利益和長遠利益孰輕孰重應頭腦清晰。油企也應考慮要取得良好的經濟效益，單價低規模大可能比單價高規模小更為值得。

（郭宗華：陜西省燃氣設計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