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內三大外賣平臺一年至少消耗73億個塑料包裝，平均每份外賣產生塑料一次性用品4.8件

◎2016年全國快遞業塑料袋總使用量約147億個，電商平臺和賣家自帶包裝的占比超五成

◎2008年6月1日，“限塑令”正式實施

◎為配合“限塑令”落地，商務部、國家發改委和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聯合發布了《商品零售場所塑料購物袋有償使用管理辦法》

◎2018年1月，國家發改委官網開設專欄，邀請社會各界人士圍繞不同領域塑料制品的管理要求，提出意見建議

被稱為“限塑令”的《國務院辦公廳關于限制生產銷售使用塑料購物袋的通知》已經推行10年。根據規定，自2008年6月1日起，在全國范圍內禁止生產、銷售、使用厚度小于0.025毫米的塑料購物袋，在所有超市、商場、集貿市場等商品零售場所實行塑料購物袋有償使用制度。

調查顯示，“限塑令”提高了公眾環保意識，人們開始有意識地使用環保購物袋或重復使用塑料袋；大型商超和便利店較好地執行“限塑令”，減少了塑料袋的使用。然而，不斷興起的外賣、網購等行業成為了“限塑令”的“盲區”。

縱深

專家建議：

可將“限塑令”升級為行政法規

今年初，國家發改委網站開設“我為塑料垃圾污染防治建言獻策”專欄，邀請社會各界人士圍繞不同領域塑料制品的管理要求，提出意見建議。這是繼2008年以來，國家層面就防治“白色污染”采取的進一步舉措。

專家建議，“限塑令”應將外賣、快遞及其他一次性塑料用品均列為管制對象，并升級為行政法規，提高相關部門的重視程度和執行力度；將塑料袋收費方式改為在生產環節提高塑料袋價格，更應多方鼓勵重復使用的替代方案設計，最終減少“白色污染”。

平口袋保鮮膜等不受限

“限塑”效果打折扣

武漢科技大學資源與環境工程學院副院長、教授王黎表示，作為一個指導性而非強制性的政策，“限塑令”執行10年來整體效果還是挺好的，無論是公眾意識和消費習慣都悄然發生了變化。

零廢棄聯盟政策主任謝新源對此表示認同：“至少從日常觀察來看，很多人去超市開始自帶布袋或推車，開始有意識減少塑料袋的使用，這是國家層面推動‘限塑’的結果。”

不過，在零廢棄聯盟聯合伙伴機構進行調研并發布的零廢棄聯盟《“十年限塑令”商家執行情況調研報告》（以下簡稱《報告》）中，“限塑令”仍有鞭長莫及之處。調研發現，無論是在網絡平臺還是線下店鋪，都很容易買到超薄塑料袋。

此外，雖然大型超市和全國連鎖便利店“限塑令”執行得最為嚴格，但它們也是提供不受“限塑令”約束的平口袋、保鮮膜等其他塑料膜包裝最為普遍的一類場所。《報告》顯示，這兩類門店提供其他塑料膜的比例為45%和35%，明顯高于16%的全國平均水平。

在謝新源看來，這主要是由于“限塑令”所限定的范圍是提攜式購物袋，不能手提的平口袋、保鮮膜等塑料用品等不在限定范圍，這使得一些商家使用了其他一次性替代方案，但這些塑料用品也會造成“白色污染”，使“限塑令”的效果打了折扣。

而更令人憂心的是，伴隨移動互聯網的迅猛發展，外賣和快遞等新業態亦成為塑料袋的使用大戶。在這些新興領域，塑料袋合規率非常低。

從生產源頭即開始收費

外賣也要納入限塑范圍

近年來隨著電商、快遞、外賣等新業態的發展，塑料餐盒、塑料包裝等消耗量快速上升，造成新的資源環境壓力。專家表示，目前“限塑令”政策執行效果不容樂觀，原因之一在于“限塑令”位階不高，建議將“限塑令”進行升級，從部門規章改為行政法規，提高相關部門的重視程度和執行力度；罰則條款上應改為“并罰”，并增加罰款金額。

針對收費方面，謝新源建議，將塑料袋收費方式改為在生產環節收費，提高塑料袋價格。程序上可考慮將塑料袋列為環境保護稅的應稅污染物，或由生產者向專門的塑料袋污染防治基金繳費。

“從生產源頭而非零售終端對塑料袋進行收費，一方面收上來的費用可以用于補貼塑料處理，另一方面塑料袋價格提高以后，重復使用的替代方案會更容易有競爭力，也更能被市場所接受，可以鼓勵商家重新進行流程設計。”謝新源表示。

而對于外賣、快遞、電商等，王黎認為，調整后的“限塑令”要對這些新興業態進行指導，快遞、外賣到底應該如何包裝、使用何種材質、包裝到什么程度等，都需要一個標準，這樣商家才可能在保護環境和方便顧客中間取得一個最佳解決方案。

謝新源建議，應加強對外賣行業塑料袋合規性的監管，建議“限塑令”升級為行政法規，在平臺頁面明碼標價并納入收費憑證，外賣平臺應對外賣使用提攜式塑料購物袋設立收費機制，并加強研發重復使用餐具送餐方案。

王黎表示，減少一次性塑料用品使用，重在替代方案的設計。而在重復使用替代方案設計時，要系統研究，分階段、細化目標進行逐步替代，才能最大可能實現“限塑”的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