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變暖的局面在未來一段時間內不會改變，擺在我們面前的只有三條路：要么減緩，要么適應，要么遭罪。”美國總統科技政策顧問兼白宮科技政策辦公室主任約翰·霍爾德倫（John Holdren）5月26日在參加中美氣候變化科學研討會時這樣描述人類的前景。

所謂氣候適應性措施指人類為主動適應氣候變化作出的改變，如改變種植方式，建立新的水利工程來防洪抗旱；建造防波堤等等。

霍爾德倫認為，為了更少“遭罪”，人類除了采取節能減排這些“減緩”全球變暖的措施之外，如何“適應”也應該提上日程。

參加此次在清華大學舉行的研討會的還有美國氣候變化特使托德·斯特恩（Todd Stern）和中國工程院院士、國家氣候變化專家委員會副主任丁一匯，中國科學院地理科學和資源研究所研究員徐明。

兩位中國專家同霍爾德倫觀點一致：“時至今日，減緩和適應必須兩條腿走路。”不過專家們同時指出，由于氣候變化的不確定性，采取適應氣候變化的措施就像買股票一樣高投入、高風險。

約翰·霍爾德倫：要么減緩，要么適應，要么遭罪。

全球變暖的證據不勝枚舉。

約翰·霍爾德倫用統計數據來說明全球變暖不可辯駁：“1880~2009年，全球氣溫不斷上升。2005年是有史以來最熱的一年，2009年次之。排名前15的年份都在1990年之后。”

他同時指出：氣候變暖并不僅僅意味著氣溫升高，同時伴隨著氣候模式的擾亂。

霍爾德倫說：“溫度上的小變化卻會帶來氣候模式的大改變。這不僅是冷熱的問題，雨雪、干旱、臺風、颶風等等都會發生。”

他打比方說：“正如人體的溫度上升兩度，雖然不多，但表明人生病了。地球也一樣，地表溫度增加兩度，提示地球存在很多問題。”

現在，全球范圍內各種災害都在增多。而霍爾德倫指出，未來，類似狀況還會持續發生。

他認為，采取抑制全球變暖的措施刻不容緩：發達國家必須在2015年達到溫室氣體排放的峰值，之后迅速降低；發展中國家也必須在2025年達到峰值。即使這樣也只有50%的機會實現增溫低于2℃。

討論人類活動究竟是不是氣候變化罪魁禍首的問題已經沒有意義了。當務之急是：人類該怎么辦？

霍爾德倫說，如果氣候變化越來越嚴重的話，適應性措施會花費越來越大，我們現在必須采取減緩措施，使溫度的變化保持在可控范圍之內，同時也必須有適應措施，以應對避免不了的氣候變化。

“雖然減緩和適應是需要成本的，但同遭罪相比，它們的成本是非常小的。并且很多適應措施可以實現雙贏——在適應氣候的同時給人類帶來福利。”霍爾德倫說。

丁一匯：南水北調存在適應風險

資料顯示，從1986年開始，我國已經經歷了21個暖冬。而從1880年至今，雖然期間也有偏冷的時期，但我國總體呈增暖趨勢，尤其以西北、東北和華北以及青藏高原變暖明顯。2008年我國南方出現了長時間的冰雪災害。但是到了春天和夏天，溫度快速上升的趨勢并沒有改變。

中國氣候變暖是一個不爭的事實。

伴隨著氣候變化的是中國的降水格局的重大變化。丁一匯指出，上世紀50~70年代中國的南方和北方降水較多，長江流域較為干旱；后來由于季風減弱，降水區逐步南移，八九十年代移到長江流域，華北、華南開始干旱；最近十幾年，降水繼續南移，所以長江以南不斷有洪澇發生，而北方少雨，出現了長期的干旱。

去年9月份到今年3月份，我國西南地區出現了60年一遇的干旱。緊接著，華南地區又遭遇特大暴雨，并很有可能還會持續。“可以看出，受極端氣候事件的影響，暴雨和干旱時常發生，中國的防災救災是非常有挑戰性的任務。”丁一匯說。[page]他同時指出：“即使在全球采取減排行動之后，氣候變暖也不會停止或逆轉，只能減緩速度，以允許生物系統和人類社會有更多的時間去適應。”

丁一匯介紹道，氣候系統有很大的慣性，主要因為海洋的響應很慢，即海洋還未完全增暖到現在溫室氣體濃度下應達到的水平。即使所有的排放今天立即停止，海洋也將會持續增暖幾十年。

另外，雖然全球溫室氣體排放能通過減排減緩，但仍需相當時間從化石經濟過渡為清潔和可再生能源為主的經濟形式。因而還會有進一步的排放和增暖。

“也就是說，將來的氣候變化與災害不可避免，適應行動是必要的。”丁一匯表示，我國應該從現在開始，根據氣候變化的預測，提前進行各種基礎設施的改造和重新設計，加強防災、減災能力，建立重大氣象災害的監測、預測和應急保障系統。

丁一匯舉例說，南水北調工程就是對日益減少的北方降水所做的適應性工程。但他指出，南水北調工程也有風險，如果北方連年干旱，長江連年少水，也會造成無水可調的局面，或者即使調水，也解決不了北方嚴重缺水的局面。“但是這個風險比我們獲利少得多，現在我們必須進行這樣一個調水的工程。”丁一匯說。

由此可見，適應性工程的投入和風險是巨大的，例如冬季的運動設施、排水工程，建筑，供暖，水資源和供水系統，農業耕作等都會受到重要影響，并且不能保證獲得成功。“把氣候變化的速度與幅度控制在一定的臨界值之下極為重要。減緩行動是根本性措施。”丁一匯最后強調。

徐明：世界上沒有一套成熟的適應的技術方法

“早期發達國家重在減緩，不重視適應。但是從現在的情況來看，目標升溫2℃之內是一個很大的挑戰，我們必須要面對現實：人們在未來相當長一段時間內不得不生活在一個變暖的地球上。更明智的戰略是一方面控制二氧化碳排放，一方面應對氣候變化造成的影響。”徐明在接受《科學時報》記者采訪時開門見山。

其實在中國，很多老百姓已經為氣候變化作出了適應。

徐明舉例說，根據模型預測，由于受氣候變化的影響，最近幾年我國長江流域的水稻應該減產，但實際上生產量卻增加了很多。這主要是因為當地農民學會了適應——他們改善水稻品種，改變播種時間，甚至一些地方改一年一熟為一年兩熟，增加了產量。

本來是熱帶植物的橡膠現在由于氣候變暖，種植區域開始向北推進，向山上推進。

這些措施利用了氣候變化給人類帶來的正面影響，正如霍爾德倫所言，實現了雙贏。

不過，這其中也存在很大風險。如桉樹也向北推進很快，甚至到了湖南北邊，這在過去是不可思議。但2008年我國南方遭受冰雪災害時，湖南的按樹林大面積死亡。

“這就是適應氣候變化過程中發生的誤適應。錯誤的適應是有成本的。所以適應其實是個風險管理的問題。”徐明指出。

正如丁一匯所言，適應的成本很高。比如青藏鐵路在修建時由于考慮溫度升高1℃對凍土層的影響，成本增加了幾百億元人民幣。但如果要應對更多的升溫，還必須有更大的投入。

而全社會如果都要考慮為氣候變化作出適應，成本不可估量。但若不采取適應措施，一旦發生災害，損失更大。

“難就難在這兒。”徐明說，本來氣候變化就具有很大不確定性，考慮其影響又加了一層不確定性，再考慮適應，涉及成本問題，所以更復雜了。

據悉，IPCC每年氣候變化報告中都對氣候變化的影響和適應性進行評估，但基本都停留在概念階段，沒有實質性、有針對性的技術和方法。徐明表示：“同成熟的減緩技術和政策相比，適應技術和方法體系在國際上都很缺乏，大家都沒有。現在人類的知識和技術還不足以做到全球不同尺度的適應。”

“但并不是說我們就應該束手無策，坐著等。”徐明認為，收益大、風險小的措施應該優先研究，而風險大、成本高的措施應盡量避免。

據記者了解，美國在2009年發布的國家氣候變化報告中提到，過去20年氣候變化的研究集中在氣候系統上，將來應該加強研究影響和適應。而在我國，除了一些國際合作項目中涉及氣候適應的前期研究，近期國家有關部門也正在召開會議，對適應戰略的規劃進行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