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11月的重慶，空氣中已經帶著絲絲涼意，而第六屆重慶高交會現場卻氣氛熱烈。在“發展高新技術、促進西部大開發”的主題下， 179項項目簽下訂單，成交總額達122億元。

就是在這次高交會的 “軍轉民技術與西部經濟發展論壇”上，面對新的發展時期，中核集團提出了核電產業發展“兩條腿走路，三條線推進”的“路徑圖”。所謂兩條腿走路，就是堅持以我為主，中外合作的方針，自主開發與對外引進雙管齊下積極推進核電發展。三條線，即：第一條線秦山二期和嶺澳這兩個核電站四臺機組的翻版改進；第二條線，高起點國際招標引進第三代技術；第三條線，自主研發中國百萬千瓦級核電站。“三條戰線一浪疊一浪地開展，形成核電項目持續發展不斷線的形勢，確保我國政府部門提出的核電裝機容量提升的目標。”

彼時，我國核電已建成870萬千瓦的裝機，成功出口一臺30萬千瓦機組，具備了自主設計建造營運30萬、60萬千瓦核電機組的能力，設備國產能力可達50%至70%。在此基礎上，此前的一兩年間，國家領導頻頻視察核電基地，做出重要批示；2002年底，國家計委給國務院報告，2020年預計全國總發電裝機8億千瓦，核電占4%，為3200萬千瓦；業界專家種種熱議，企業廠家摩拳擦掌，核電的春天即將到來……種種跡象表明，這個產業的發展已經臨近拐點：從起步時期的小批量適度發展，跨越進入批量化規模發展。

2006年，我國核電中長期發展規劃一錘定音，圈定了“4000萬千瓦”發展目標，該產業改革發展下半場的大幕徐徐拉開。

起步于上個世紀80年代初的我國核電產業，始終與改革開放政策同行，歷經近40載跌宕沉浮，走出了自己的路，也在積極為全球提供“中國方案”。

走向世界  提供一套中國方案

“走出去”更重要的是輸出我們的影響力在世界上有發言權和有制定規則的能力這是核大國走向核強國的關鍵指標

2017年6月22日，法國巴黎，WANO主理事會有關中核集團倡導并牽頭組織的“世界核電運營者協會(WANO)上海中心項目”投票正在進行。“全票通過！”結果一宣布，陳樺很激動。在此前長達一年左右的時間中，這個中心的籌措與協調一直在他心中占據著重要位置。“這意味WANO新的區域中心落戶中國邁出了實質性的一步。”他這樣說。

積極籌措WANO上海中心的設立和運作，是以中核集團為代表的中國核電企業貫徹落實習近平主席關于“積極參與全球治理”的又一次實踐,也是中國核電人踐行核安全命運共同體理念，為世界核電安全可靠運行貢獻更多中國智慧和中國力量的重要起點。“這是一個很好的開端，但后續還有很長的路要走。”陳樺告訴記者。不僅如此，中國核電正籌備成立核電運行研究院，并將和美國核電運行研究院或者美國電力研究院合作，搭建一個國際核電運行研究平臺。

以管窺豹，中國核電開展國際合作的點滴努力，清晰勾勒出中國核電產業越來越接近世界舞臺中心這一態勢。

建成、運行了39臺核電機組，世界排名第4；在建18臺核電機組，世界排名第一，約占世界新建核電機組的1/3，成為核電在建項目的全球領跑者；

AP1000、EPR、VVER全球先進三代核電技術在我國先后落地，并且自主創新研發了具有完整自主知識產權的三代堆型——“華龍一號”，深度參與全球核電市場競爭。

“談‘走出去’，我們最終依靠的當然是實力，我們要有自己的核心產品——‘華龍一號’以及圍繞它的裝備制造、建設運營以及維修服務等一系列相關能力。”陳樺表示。

近十年來，為了積累實力，我國核能領域的主力軍——中核集團在核電領域的改革發展從未停歇，而其旗下的中國核電的迅猛轉型與突圍剛好恰如其分地詮釋了這個產業在這一時期綻放的無限生機與活力。

2008年，中核集團核電部蛻變成為中國核電；2010年，這家公司真正開始實體化運作時，一切都是從零開始；2015年6月，中國核電成功上市，一舉成為千萬聚光燈下的A股市場首家純核電上市公司；上市三年，它日新月異，如今已成為我國核電領域的引領者和開拓者。

數據顯示，截至目前，中國核電累計實現機組安全無事故運行142堆?年，創建了國內核電機組數量最多、堆型最豐富、裝機容量最大的秦山核電基地，擁有自主三代核電華龍一號全球首堆、AP1000全球首堆、重水堆、VVER等多種核電堆型，參與主導未來核電發展新趨勢的快堆、小堆、行波堆和海洋核動力等方面的項目建設和開發。

“在對外輸出方面，以秦山核電為代表的中國核電技術力量，形成了八大產品，巴基斯坦4臺30萬千瓦機組的調試都是由秦山來完成的，核電機組運行的評估、檢修也是由秦山完成。但我認為，‘走出去’更重要的是要輸出我們的影響力，我們在世界舞臺上有發言權，有制定規則的能力，這個是我們從核大國走向核強國的關鍵指標。因此，我們要更多地參與國際事務。所有這些都是我們掌握核心技術、打造自主品牌，從跟跑、并跑到領跑，站立在世界核電發展舞臺的中央必須要做的事情。我們最終要能夠向全球核電產業提供中國版的解決方案。”在陳樺看來，上市給了中國核電更開放的心態。“此前我們干活兒的時候多，抬眼的時候少，現在我們有了實力的積累，需要更廣闊的平臺，去學習，也去展示。”

篳路藍縷  踏實一條中國道路

沒有改革開放就沒有今天的中國核電產業所有吃過的苦都有回報 走過的每一步都不可替代它造就了我們通往核電強國的路

將時光回溯，回到上個世紀70、80年代——我國核電產業發展的原點，那時這個產業的面貌與今天相去甚遠。

“現在我們一個人管著幾個核電項目的開展，而核電產業剛起步時，我們整個總部機關都在管著秦山一期一個項目。”產業起步之初，陳樺剛參加工作，他這樣描述自己對當時的直觀印象——從上個世紀70年代開始籌備，1985年秦山一期核電開工，1987年大亞灣一號機組開工，千難萬險，一切從零開始。

而對比他要大上二十歲的原中國核工業總公司（中核集團前身）核電部副主任張祿慶而言，起步時期留下的可不只是印象，而是非常深刻的感受。“1986年底，我結束了德國的博士留學生涯回國，到105所擔任主管技術的副所長，那時，大亞灣核電運營維修剛開始招標。一批以法國專家為主的中外專家組團到105所，對我們的投標資格進行評估。當問到我們的業務經歷的時候，我們還告訴人家這些涉及國家秘密，不便于公開。當談到質量保證體系的設計不符合項的處理流程等問題的時候，我們還完全按照經濟體制下的三結合技術攻關的方法來實施，發現問題，研究、探討、改正……”張祿慶說，那一刻他特別深刻地感受到我們這一套辦法與現代核電廠的質保體系有很大的差距。

“沒有改革開放，就沒有今天的核電產業。”張祿慶特別堅定地說，“由于國內外政治、經濟等多方面因素，改革開放前，核電起步困難重重。比如那時，作為我國首座核電站，秦山一期項目的技術路線、堆型方案選擇經歷了無數次曲折反復，非常糾結。”

早于項目建設的啟動，必然要首先達成發展路線的共識——這就涉及中國核電發展的道路，這一關鍵話題。談及這條核電建設之路的開端，無論是張祿慶還是和他同一時期擔任中國核工業總公司計劃部副總工程師的溫鴻鈞都會特別提及一次會議：1983年3月，按國務院要求，由國家計委和國家科委，聯合召開了“我國發展核電的技術政策論證會”，即回龍觀會議。

“在此之前，我們的核電產業由于缺少統一的戰略方針以及政策指導，出現了大量的意見分歧，處于‘打亂仗’的混亂局面當中。”張祿慶回憶。這次回龍觀會議，有40多家單位、100多位專家參與，充分討論，最終形成了《核能發展技術政策要點》。經過激烈爭論，這次中國核電史上的著名會議達成了“三統一”：統一了堆型選擇，決定采用壓水堆作為我國未來核電站建設的主要堆型；統一了對單堆功率的選擇，決定以發展百萬千瓦級機組為主；統一了對引進技術的認識，決定系統引進國外成熟的核電站設計和設備制造技術，通過技貿結合、合作生產與國內科研相結合，快速掌握世界先進的核電技術。張祿慶總結：“應該說，這次會議上明確了我國核電發展的方針、路線、政策，明確了我國直到目前為止始終沒有改變的核電發展道路。”

事實上，我國核電后續發展的每一步都是在不斷地踏實這一道路。從1985年到20世紀末，這是我國首批核電工程的起步階段。

在此期間，我國建成了被譽為國之光榮的秦山一期核電站，引進法國M310技術建成了大亞灣核電站；1996年、1997年秦山二期和嶺澳核電站相繼開工；為了解決華東電力短缺，1998年6月，從加拿大引進的秦山三期2×70萬千萬CANDU-6型重水堆核電站開工，此后，從俄羅斯引進的兩臺VVER壓水堆核電機組，先后于1999年和2000年在江蘇田灣澆灌第一罐混凝土。

“伴隨著改革開放政策的推行，中國核電產業在一次次變革中穩步發展，自主建設的秦山一期、二期核電站讓我們‘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為自主研發三代核電技術‘華龍一號’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引進、消化、吸收了國外的先進技術與管理，讓我們核電建設從一起步就全面采用IAEA國際標準，與國際接軌，占據了后發優勢。在起步以及首批工程的建設中，所有我們吃過的苦都有回報，走過的每一步都不可替代，它造就了今天我們通往核電強國的路。”年逾古稀的張祿慶聲音微微顫抖，30多年的核電建設風雨不只是塵封于他記憶中的往事，更是締造未來的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