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布式能源代表著未來，但針對分布式的補貼政策設計卻是十足的技術活。稍有不慎，就會扭曲市場，影響人們的消費行為，造成行業過熱的泡沫。未來的能源，沒有支持就難以站穩腳跟，形不成規模。既要支持分布式，又不能扭曲市場，分布式能源補貼設計需要理性思考和高超技巧。

特定的產業與技術進行補貼，歷來非常有爭議，因為它會影響市場的價格，扭曲市場，帶來很多意想不到或者不希望出現的伴生效應，比如過度消費、減弱生產者創新激勵、技術路線錯誤，也存在公平性問題;比如富人可能比窮人更受益(或者更少受害)等等。但是，補貼在世界各國仍然大量存在，其理由有不少，包括：

能源供應安全考慮，比如石油危機時代，各國對油氣生產的普遍性補貼

使得最窮的人對能源的支付能力更強。比如我國實施的低居民電價政策;

增強一些成本高昂技術的競爭力，比如可再生能源補貼，使其財務上可行，從而實現能源安全與環境效益;

戰略上扶持某一特定產業與技術路線，集中在本國占優勢或者具有戰略意義的產業部門，比如現在的人工智能以及電動汽車。

現實中補貼應該不應該，如何補，無疑是綜合以上諸多成本與效益，以及額外政治因素的權衡。比如在我國，部委與省間存在“能見度”競爭的問題。傳統上認為缺乏規模效益，成本較高的分布式能源，是否需要補貼以及如何補貼呢?本文通過解析幾個歷史案例對這一問題形成啟示。

薪柴時代的故事

16世紀的英國，木柴木炭是生產生活的重要原料，到18世紀發生了薪柴供應短缺危機，煤炭開采變得有利可圖。煤炭開始占據燃料市場份額，但是其仍舊很昂貴的。18世紀蒸汽機的發明，大幅度提升了煤炭開采效率，從而降低了成本，煤炭與焦炭帶動了整個工業的起飛。煤炭，而不是別的燃料推動了整個工業革命的實現。

這其中的變化，有沒有政府的補貼?機械的發明創造無疑具有超越私人價值的巨大的社會價值，但是并沒有補貼，屬于英雄人物的靈光一現。煤炭運輸當時仍舊是昂貴的。要說補貼，大英政府投資建設了內陸水運系統，可以算一個。

以至于后來的人分析為什么工業革命發生在英國，而不是中國，中國的煤炭分布與傳統經濟中心不匹配是重要原因之一。歷史上形成的城市，往往也或是靠近煤炭富集地區，或者煤炭方便可達的港口城市。

網絡外部性，這無疑是一個最早的例子。那么，分布式有無網絡外部性從而使補貼變成理性行為呢?分布式局限在一個小區域，具有特定目的，似乎很難具有超越自身的網絡效應。但是，分布式往往需要接入大電網以提供平衡服務(作為一個大電池)，那么大電網的“網絡效應”無疑需要理順，否則將構成分布式發展的障礙。

化石能源時代的故事

19世紀末，電發明了出來，電動機與集中式的高壓輸電燃煤電廠逐漸成為主流。到現在，天然氣聯合循環機組往往在系統中占據可觀的份額，甚至是最大的份額。

上世紀70、80年代，電力需求不振，美國建設了大量的投資成本更低的亞臨界煤電機組，而不是超臨界。進入90年代到2010年，頁巖氣革命之前，大量的天然氣機組建設，2000年前在建設的機組幾乎都是天然氣機組，盡管天然氣價格還是比煤炭高得多。請注意，這是在頁巖氣革命發生之前發生的。

其原因是類似非常復雜的，包括整個電力與天然氣工業的放松管制，甚至空氣污染治理方面的約束。天然氣發電在競爭性市場中響應更加靈活，建設速度也很快，投資不大，選址更容易，相比煤電屬于“小快靈”。

有沒有補貼的角色?零碎的可能有，但是整體大規模的應該沒有。這個時期是全面取消價格管制與各種油氣生產補貼的時期。補貼更多的在于能效、其他替代燃料以及低收入群體部門。

天然氣機組，似乎并不直接存在額外的公共利益。但是，對于其中的某些部分，比如燃料電池應用，往往有研究開發與降低采用成本方面的補貼措施。英國對于CHP存在補貼與征稅(比如碳稅)豁免，但是其認定補貼資格需要非常嚴格的條件與程序。

多元化時代的故事

2008年，我國華中地區發生了嚴重的冰雪災害。電力受損、煤炭運輸受阻，不少地區用電中斷，整個煤、電、運、用體系形成正反饋，幾近崩潰。災區的500KV、220KV、110KV電網被冰雪壓跨。受這次冰雪災害最嚴重的郴州，全市11條線路跨了9條，造成全市停電達半個多月，惟有某廠自備熱電廠加足馬力照常運轉，燈火通明。

那么，這種自備熱電廠，具有足夠的安全性。考慮事故可能性，社會價值就超越自身的私人價值，有補貼的理由。分布式系統，比如熱電聯產、微網系統、建筑群多能系統，似乎這方面都有這一特點。

分布式時代的故事

2017年，《國家能源局關于公布首批“互聯網+”智慧能源(能源互聯網)示范項目的通知》，將示范項目同步納入電力、油氣等專項改革試點工作中，優先執行國家有關能源靈活價格政策、激勵政策和改革措施。示范項目優先使用國家能源規劃所確定的各省(區、市)火電裝機容量、可再生能源配額、碳交易配額、可再生能源補貼等指標額度。

這些示范項目屬于工業園區建筑綜合能源系統、熱電聯產、能源系統數字化、可再生能源微網等匯集到一起。如何具有超越私人收益的社會價值，從筆者的了解來看，還不足夠清楚。所謂“能源靈活價格政策”為何物，也需要進一步厘清。

總結

補貼必須有充足的依據證明包含公共利益，特別是能源安全、社會網絡效益、技術進步與外溢等方面。補貼的理性與基本目標，在于降低整個行業的進入門檻，以及促進競爭。理性的補貼強調合適的力度問題。如果市場已經不存在進入障礙，或者其成本已經大幅下降，那么補貼的力度需要及時的調整，保證激勵合適。

從這兩點看，間接的補貼更好——比如減稅或者稅收返還，而不是給一個更高的產品價格，割裂扭曲統一的電力、熱力或者其他能源市場，屬于“用力過猛”;同時，如何確定“一事一議”的管制價格必然涉及項目成本。這意味著過重的監管負擔與尋租風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