種種跡象表明，我國氫能發展的集結號已經吹響。

近期，人民網等主要媒體紛紛刊文指出，“氫有望成為我國能源戰略的重要部分”“中國將統籌推進氫能產業高質量發展”。還有媒體預測，未來氫能將占我國終端能源消費的10%。

現實中，我國氫能產業布局已經在路上。

在化學領域，氫排在元素周期表首位;在能源領域，它將在未來能源轉型中“挑大梁”。如今，布局已經開始，2018年極有可能是中國氫能產業爆發元年。1月19日，湖北武漢出臺氫能產業發展規劃方案，要打造世界級新型氫能城市;4月16日,雄韜氫能產業園和華熵氫能產業園落戶山西大同，助力大同建設“氫能之都”;4月28日，長三角“氫走廊”建設啟動，立志打造世界獨一無二的氫能與燃料電池汽車產業經濟帶;10月22日，江蘇如皋氫能小鎮、氫能產業園項目等6個氫能產業項目開工，成為氫能產業開拓者……氫能發展正呈現出一派蓬勃景象。

按照國家制定的氫能發展愿景，2050年我國將迎來氫能時代，進入 “氫能社會”。這一美好愿景下，作為最具現實意義的氫能制取路徑——煤氣化制氫，將迎來廣闊發展空間。

大規模制氫需求迫切

因氫能具有安全、高效、可再生、清潔、低碳等特點，世界終將走向以氫能源為主的時代。對于我國而言，發展氫能，一方面可以豐富綠色低碳能源體系，助力解決風、光、核等新能源的消納難題;另一方面，可以作為煤炭清潔化利用的極佳途徑，推動化石能源清潔轉化和替代，這對于我國這個煤炭大國來說尤具現實意義。

“氫氣應用較為廣泛，在石化領域，它是用量最大的化工原料之一，可用于合成氨、合成甲醇、石油煉制等;在交通領域，隨著我國油品質量升級步伐不斷加快，多數煉廠采用全加氫方式制油;新能源汽車蓄勢待發，對氫燃料的需求穩步提升。另外，氫能在農業、健康醫療等領域的應用也越來越廣泛、深入。”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信息部副部長景春梅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表示，隨著時代的進步，氫氣的應用場景將越來越多，對氫氣的需求越來越大，用氫缺口也逐漸加大。

實現大規模制氫需求迫切，那么，哪種制氫路徑堪當大任?通常而言，工業化制氫路線主要包括水電解制氫、煤炭氣化制氫、天然氣制氫、生物質氣化制氫、可再生能源制氫等。從我國能源稟賦及能源利用現狀等因素出發，煤炭氣化制氫、可再生能源制氫前景廣闊。其中，又以煤炭氣化制氫最受青睞。

中國工程院院士倪維斗此前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強調，當前我國“富煤貧油少氣”的資源稟賦仍未改變，天然氣對外依存度已高達30%，核能、可再生能源等仍處于發展當中，體量較小，尚不足以支撐我國經濟發展的巨大能源需求。所以，從能源安全、經濟發展穩定等現實角度考慮，做好煤炭的清潔化利用至關重要。而煤制氫恰是煤炭清潔利用問題的極佳突破口。

制氫經濟優勢明顯

從宏觀大局考量，煤制氫是極佳選擇。從煤制氫自身出發，其抓住了制氫經濟性這一“命門”，優勢明顯。

“在幾種制氫路徑中，煤制氫最具經濟性。”景春梅介紹，這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原料的可獲得性。我國作為煤炭大國，煤炭在一次能源占比達60%，資源豐富且易得;二是成本較低，煤炭相比天然氣等能源具有明顯的價格優勢。據景春梅透露，天然氣制氫成本約為2元/立方米，而煤炭制氫的成本在0.8元/立方米左右，可節約成本近20%;三是技術成熟，產量高。清潔煤化工過程第一步產生的就是氫氣，由此煤制氫技術可以追溯到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在此期間，神華、齊魯石化、茂名石化等煤化工行業龍頭企業爭相布局，推動了我國煤制氫技術的發展，在一氧化碳轉換、氫氣分離提純、大規模空分等關鍵技術上實現了國產化。可以說，我國的煤制氫技術已較為成熟，且產量高，每年煤制氫產量達千萬噸級，可支持規模化應用，這是其他制氫路徑不具備的優勢。

“過去多年間，煤制氫一直活躍在化工領域，但不被大眾所熟悉。近兩年，隨著環保的要求提高，油品質量升級步伐的加快，煤制氫開始被煉油廠廣泛應用。而隨著氫燃料電池汽車火熱起來，煤制氫作為主要制氫路徑之一，也逐漸走進公眾的視野。”景春梅介紹。不久前亞化咨詢發布的《中國煤制氫年度報告2018》數據證明了這一點：2010年至今，全國新建大型煉廠煤、石油焦制氫項目6套，煤制氫的總規模約為80.5萬標準立方米/小時。目前，還有15個擬在建煉化一體化項目，其中11個確定采用煤氣化制氫工藝。

儲運、環保瓶頸待破解

“借著環保的東風，煤制氫變得熱門，站上了風口”，近年來，這一觀點開始流行。不過，在景春梅看來，煤制氫雖然優勢斐然，潛力無限，但說迎來風口還為時尚早，要突破三方面的瓶頸。

一是儲運。我國煤炭集中在三北地區，煤化工產業也集中在三北地區，但能源消費基本集中在長三角、珠三角等經濟發達地區，這就會產生儲運問題。“煤氣化制氫后，怎么運輸，怎么儲存?煤制氫不像天然氣已經建立了大規模的管道運輸體系，所以現在都是用車輛運輸。但車輛運輸有運輸半徑，一般100千米以內的運輸距離還具有經濟性，超過這個距離后運輸成本變高。如果加上高昂的運輸成本，煤制氫的經濟性將大打折扣。”景春梅表示。

二是環保。煤制氫面臨碳排放處理的問題。對此，景春梅介紹，雖然目前已經有配套的技術方案解決碳排放的問題，如碳捕捉與封存、IGCC等，國內也建設了相應的示范項目，但目前成本太高，尚不具備規模化推廣的條件。煤制氫需要很好地把這樣一個環保瓶頸解決，否則將來的發展可能受限。

第三是安全。目前，煤化工項目還要更好地解決氣化爐安全穩定、長周期運行的問題，煤制氫也需要突破這一共性瓶頸。

“從煤制氫自身出發，要很好地解決上述三個問題，它才會真正地啟動風口，迎來春天。從宏觀全局出發，包括政策、上下游企業在內的諸多環節也有各自的短板要補。”景春梅表示。一方面，從政策來看，近幾年我國出臺的如《能源技術革命創新行動計劃(2016~2030年)》《國家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綱要》等諸多規劃、政策中均能看到氫能、燃料電池汽車的身影，但專門針對氫能發展的專項政策目前尚未出臺，也缺乏進一步往下落實的配套政策。而煤質氫作為氫能產業鏈中的一環，當然也缺乏更加細致的規定。若要煤制氫“挑大梁”，還需要填補政策方面的空白。

“另一方面，煤制氫的發展依賴于整個產業上下游的整體布局，不能只盯著制氫這一個環節。”景春梅分析，“單打獨斗等不來‘春天’。煤制氫項目建設需要對當地的資源情況、園區建設、交通布局、基礎設施建設、原料供應等因素統籌考量。煤制氫產業還需要吸引更多的企業，尤其是實力雄厚的大企業參與進來，推動儲運等基礎設施建設，充實煤制氫上下游產業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