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分類正在全國范圍內迅速推動。6月6日，住建部、發改委、生態環境部等九部門聯合印發《住房和城鄉建設部等部門關于在全國地級及以上城市全面開展生活垃圾分類工作的通知》，決定自2019年起在全國地級及以上城市全面啟動生活垃圾分類工作。到2025年，全國地級及以上城市基本建成生活垃圾分類處理系統。

政策持續推動下，資本市場上垃圾分類、固廢處置等概念股普漲。Wind垃圾分類指數統計有15家上市公司，近四個交易日漲幅累計超過10%，怡球資源和龍馬環衛漲停，格林美、盈峰環境和上海環境漲幅超過5%。

生活垃圾去向何處

一輛輛滿載生活垃圾的藍色翻斗車，沿著魯家山垃圾焚燒發電廠的垃圾運輸“單行線”，駛入卸料大廳。翻斗車的尾部對準緩緩開啟的卸料閘門，駕駛員按動電鈕，翻斗慢慢升起，一斗垃圾滑入了垃圾池……

這是《中國新聞周刊》2017年7月探訪位于北京市門頭溝區的魯家山垃圾焚燒發電廠時見到的場景，該垃圾焚燒發電廠由首鋼集團旗下所屬北京首鋼生物質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于2010年開工建設，目前已是北京最大的垃圾焚燒發電廠之一，日處理能力占北京日產出垃圾量的1/8。

《中國新聞周刊》在現場了解到，垃圾池上方橘紅色的起重機抓斗不停地翻料、倒料，使垃圾進行充分發酵，大概要持續一周的時間。發酵好的垃圾被抓至落料槽，經由落料槽連續均勻地送入焚燒爐內，完成干燥、點火、燃燒的過程。

“焚燒爐內產生的熱煙氣進入下方的余熱鍋爐，與鍋爐受熱面進行熱交換后將其中的水加熱形成熱蒸汽，熱蒸汽通過管道進入汽輪機進行沖轉，汽輪機帶動發電機運轉發電，再通過升壓站送入電網系統。”北京首鋼生物質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總經理助理趙樹明介紹垃圾焚燒發電的原理時說道。

一般而言，經過充分焚燒的垃圾會產生三類剩余物，分別是廢氣、飛灰和爐渣。趙樹明介紹，煙氣經過脫酸、脫硝、除塵，把一些酸性氣體去除，截留住一些粉塵顆粒物和殘留的二噁英，剩下的就是飛灰；飛灰是危險廢棄物，按照北京市的要求送到金隅集團處理；爐渣收集之后可以用作建材，比如鋪路用的路基骨料，馬路的路緣石等。

目前，世界范圍內對城市生活垃圾處理方式主要有三種——填埋、焚燒、堆肥。填埋是應用最早、最為廣泛的一種方式。上世紀三四十年代，美國提出“衛生填埋法”，處理量大，投資和運行費用較低。填埋是中國處理城市生活垃圾的主要方式，垃圾填埋處理量大約占垃圾總量的 60%。

隨著人口數量的迅速增長，垃圾清運量快速增加，垃圾處理壓力越來越大，垃圾“圍城”的現象普遍發生。

根據住建部2018年發布的《中國城市建設統計年鑒》的數據，2010年以來生活垃圾清運量逐年上升，2016年超過2億噸，達到2.04億噸，同比增長6.81%；2017約達到2.16萬噸，同比增長5.82%。

各地區填埋處理占生活垃圾無害化比例呈現東低中西高的特點，填埋的垃圾處置在國內尤其是東部城市存在明顯的弊端：一是直接運到填埋場填埋，浪費了大量的土地資源和可回收資源；二是由于國內廚余垃圾含水率高，易腐爛產生滲濾液、填埋氣等造成二次污染。

填埋方式面臨更現實的窘境，國內大多數垃圾填埋場基本都面臨著封場，但這不意味著對填埋這種垃圾處置方式的否定。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資源與環境政策研究所研究員程會強告訴《中國新聞周刊》，當前美國垃圾處置最主要的方式還是填埋，將分類后的有機垃圾填埋后封場，幾年以后這片區域形成腐殖土，是很好的肥料，垃圾廠也形成一個輪回；但是像國內垃圾未經嚴格分揀，混填混埋的方式，土地就難以再循環利用。

為解垃圾“圍城”之困，相較于填埋和堆肥，焚燒方式占地面積小、處理效率高，且垃圾焚燒產生的熱能可以回收發電，垃圾焚燒發電經歷多年的政策推動和產業發展，漸成規模。

從《中國城鎮生活垃圾焚燒發電產業發展報告》（2017公眾版）中公布的2016年整年的數據來看，至2016年底，全國27個省（區、市）投產了垃圾焚燒發電項目273個，年上網電量233億千瓦時，年垃圾處理量約10456萬噸，垃圾焚燒發電裝機規模、發電量均居世界第一。

自2016年以來，固廢處置相關政策陸續出臺，對垃圾焚燒發電產業支持不斷加碼。國家發改委和住建部聯合發布的《“十三五”全國城鎮生活垃圾無害化處理設施建設規劃》中，明確未來五年垃圾焚燒行業發展目標，預計到2020年垃圾清運總量將超過4億噸，垃圾焚燒處理方式占比將超過50%，日均焚燒處理能力將超過59萬噸。

經濟賬、環保賬

垃圾焚燒發電項目在全國范圍內逐年擴張，因選址問題導致的沖突時有發生，“鄰避效應”備受關注。

《中國新聞周刊》在2010年曾追蹤報道北京阿蘇衛垃圾焚燒項目。阿蘇衛垃圾焚燒項目因民意強烈反對擱淺（六年后重啟建設），但是因垃圾混燒暴露出的現實、隱蔽、長遠的對環境的危害性，關于垃圾焚燒的爭論愈演愈烈，引發全社會對垃圾混燒和建設焚燒廠選址“鄰避”效應的關注。

“主燒派”認為可以以詳實的數據證明只要工藝技術等方面條件達到，垃圾混燒是沒有危害的。而“反燒派”也拿出數據佐證并認為對垃圾焚燒廠有關污染物排放的信息公開不到位，來說明垃圾混燒危害的嚴峻性。

從算環保賬的角度，國內生活垃圾混合收集，混燒、混埋的垃圾治理機制不具可持續性，各地提出在垃圾中轉站進行二次分揀的模式。對此，中國人民大學環境學院教授、環境政策與環境規劃研究所所長宋國君向《中國新聞周刊》分析，混合收集后的分揀難度極大甚至難以分揀，一些可回收的資源如廢紙、紙盒等污染后已經難以回收利用，這就導致后端的垃圾處理量增大，垃圾處理成本大幅度提高。

“對生活垃圾管理效果評估的標準有減量化、無害化、資源化，還應加上無害化前提下的低成本化，盡量在垃圾處置上避免過多的投入。”主持推動《評估報告》調研發布的宋國君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此前在2015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發布的《中國城市生活垃圾管理狀況評估報告》中就曾提到，垃圾處理的社會成本遠高于統計資料顯示的末端處置成本，生活垃圾處理的社會成本被低估。

現實狀況來看，目前垃圾處置的支出主要由財政來負擔，垃圾焚燒和填埋廠多數是國有企業，特別是地方國企，一些民營企業多數是采用BOT模式參與運營。

與此同時，國家對垃圾焚燒發電項目進行大面積補貼，補貼主要分垃圾處理費補貼和上網電價補貼兩部分。所謂垃圾處理費補貼，是指每處理一噸垃圾，政府給予一定金額的補貼，各地垃圾處理費每噸補貼從80元到180元不等；垃圾焚燒發電執行全國統一垃圾發電標桿電價每千瓦時0.65元，垃圾焚燒發電執行當地火電標桿電價+0.25元/度補貼的標準。

盡管政府越來越重視生活垃圾的后端處理，但是現實中如何算好“經濟賬”和“環保賬”顯得更為必要，否則政策推行會遭遇羈絆甚至夭折。

固廢處置產業鏈

垃圾分類的直觀效果是干垃圾變少，濕垃圾的分類處理量、可回收物利用量增加。程會強認為，垃圾分類影響最大的是對傳統垃圾處理方式的革新，要根據不同垃圾的特性和地域條件選擇適應環境的處置方式。

“剛剛從河北調研回來，很多縣級單位還是以填埋為主。”程會強認為，由于經濟條件的差異，大略來看東部以建設運行成本相對較高的焚燒為主，西部以填埋為主，要注意的是，填埋、焚燒和堆肥三種處理方式之間不是遞進關系。

垃圾分類將對固廢處置產業鏈產生哪些影響？多位業內人士表示，垃圾分類的源頭減量會導致后端填埋、焚燒的垃圾量減少，導致垃圾焚燒發電等的減量；另一方面還會引發分類清運的環衛設施、廚余垃圾的處置以及再生資源利用板塊的市場需求。

多家研究機構近期發布報告稱，提到垃圾分類對垃圾分類服務市場，餐廚垃圾、再生資源循環利用的利好。

國盛證券認為，垃圾分類從收集、運輸到處置的全城分類，對產業鏈中環衛轉運、餐廚垃圾處置和垃圾焚燒將有市場需求。例如在環衛領域，將新增垃圾分類收集裝置及分類運輸專車需求。

東吳證券在最新研報中則提出，在廚余垃圾處理領域，按廚余垃圾占生活垃圾總量56%的比例估算，全國推廣后有望新增約3800億元的投資市場空間。

招商證券環保行業首席分析師朱純陽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干濕垃圾分開對產業鏈的影響最大。餐廚垃圾和廚余垃圾是兩個不同物料來源的市場，餐廚垃圾國內在2011-2015年先后進行五批試點，累積有一百多個城市（區），但是效果并不理想；相較之下，對廚余垃圾的空間和處理需求更大，這塊市場還沒有大規模的啟動布局，有較大的市場空間。

主營餐廚垃圾等固廢厭氧消化處理的艾爾旺公司首席科學家單明煥分析，廚余濕垃圾通過生物厭氧消化，在無害化處理的同時獲取可再生能源（生物燃氣）；剩下的再去焚燒。源頭分類既有利于資源回收，也有利于采用最適合的厭氧消化工藝處理濕垃圾，同時也有利于提高其他垃圾的焚燒發電效率。

除了目前市場回收價較高的紙板箱，價格次之的報紙、飲料瓶等，還存在鋼材的易拉罐、利樂包、酒瓶等回收價極低的低值化垃圾，大量被廢棄。業內較為關注的是低值化可再生資源的回收該如何進行。業內人士透露，目前各地已經相應在制定試點對低值化垃圾分類前段數據精細化、政府補貼等方式，解決低值垃圾回收“不賺錢”的困境。

從生活垃圾前端看，分類最大的難題是分類習慣未養成的問題，以及從政府頂層設計、責任體系都需重新設計。從后端看，不僅生活垃圾的硬件配套和精細管理問題有待解決，而且相關配套產業鏈還遠沒有形成，產業“不賺錢”的困境需要突破，產業鏈更需要進一步重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