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離鋼鐵行業超低排放第一階段任務的完成已不足一年半時間。

超低排放改造，如同撐桿跳高，很多鋼企在落實中頗有隱憂，甚至沒有勇氣去面對：對風險的承受，對成本的把控，以及對效益的預測。歸根結底，最大的問題還是資金問題。

一家大型鋼鐵企業的負責人對經濟觀察報記者說：“今年我們在超低排放改造上已投入了40億元，后續還要繼續投，但錢是個大問題，因為我們的利潤還在減少，6月份噸鋼利潤不到100元，7月以來噸鋼利潤基本為零，沒賺到錢。這比起前兩年差遠了，那時的噸鋼利潤能達到800元，甚至是破千元。”

在7月13日舉行的2019（第十屆）中國鋼鐵節能減排論壇上，很多鋼企人士表達了類似的擔憂。2019年4月，生態環境部等五部委聯合發布了《關于推進實施鋼鐵行業超低排放的意見》（下稱《意見》），不僅對末端治理后的超低排放指標提出明確要求，還要求加強全過程、全系統、全產業鏈的污染治理。

《意見》給出的時間任務表是：到2020年底前，重點區域鋼企超低排放改造取得明顯進展，力爭60%左右產能完成改造，有序推進其他地區鋼企超低排放改造工作；到2025年底前，重點區域鋼企超低排放改造基本完成，全國力爭80%以上產能完成改造。

中國鋼鐵工業協會黨委書記、常務副會長何文波表示，《意見》有關要求代表了當今時代全球鋼鐵業最嚴格的生態環境保護排放指標和要求。但目前在具體實施中還存在不少技術難題。比如煙氣脫硫、脫硝、除塵技術能否長期穩定達到超低排放標準，尚需時間驗證；高爐煤氣精脫硫等技術仍需要創新突破。

“在調研過程中，我們也聽到很多企業反映治理新技術的創新和應用頗具難度和風險，改造投資巨大，運行費用高昂。”何文波介紹。他同時認為，超低排放是鋼鐵行業綠色發展的一個新起點，其改造將帶來投資規模、研發創新、鋼鐵制造全產業鏈的綠色發展革命。

兩難滋味

王成恩（化名）是一家國有大型鋼鐵企業環保部的負責人，他所在的企業已具備年產鋼能力1300萬噸以上。他深知這種兩難的滋味。7月17日，他在接受經濟觀察報記者采訪時表達了這種憂慮：“現在我們就面臨著兩難的處境，其實目前就承受著利潤大幅下滑的壓力。繼續大量投入，造成企業重大風險甚至是倒閉，都是有可能的。”

至于以后到底會是何種結果，在王成恩看來，風險不好估量，終歸還是要看市場。“但現在這些都顧不上，只能投入。”他告訴經濟觀察報，“但就算是臨時克服了這些困難，勒緊褲腰帶也要上，很可能要過緊日子。”

成本問題已經顯現。王成恩表示，近期由于原材料價格暴漲，鋼價不行，下游需求不怎么好，企業基本沒有盈利，這是一件很危險事情。他說：“因為我們今年用在超低排放改造上的資金就多達數十億元，本來就承受重壓。據他講，在同行之間，基本都有這樣的感受。”

中國鋼鐵工業協會黨委書記、常務副會長何文波也介紹了企業所面臨的巨大壓力：據一些環保投入較大的鋼企反映，為實現超低排放，他們的環保運行成本已達到每噸260元到270元的水平，按這個水平計算，全國一年生產9億噸到10億噸所支付的環保成本，可能會接近中國西部一個省的GDP。

行業也在為此探尋解決思路。何文波在前述2019（第十屆）中國鋼鐵節能減排論壇上就呼吁，各級政府應對實施超低排放改造的鋼鐵企業給予更多激勵，實施更加有效的“差別化管控”。社會激勵機制也一定要導向那些環保水平先進的企業。

“我們決不允許把環保水平低、投入少的企業和環保水平高、投入大的企業放在同一個環境中競爭。如果有那樣的現象，就是監管工作的失職，是不符合公正監管原則的，我們要堅決反對。”何文波表示：“我們不僅關心鋼鐵產能是否過剩，還要關心清潔產能是否足夠。如果政府監管不能讓環保績效高的企業多生產、多掙錢，那就不是真正的監管。”

在生態環境部大氣司司長劉炳江看來，現在鋼鐵行業排放量大、布局不合理、產能過剩，本輪超低排放改造的潛力很大。他表示，今后要將建設工程質量低劣的環保公司和環保設施運營管理水平低的運維機構列入“黑名單”，納入全國信用信息共享平臺。相關鋼企也要納入當地重污染應急停限產清單，并對失信企業在行政審批、資質認定、銀行貸款、上市融資、政府招投標等方面予以限制。

劉炳江說：“監管要讓環保績效優的企業更加優異，樹立環保標桿，能否達到超低排放是鋼鐵企業正常生產經營的關鍵。今后要對不同環保水平的企業實施差別化管理。”

強制時代的考驗

超低排放早已上升到國家戰略高度，進入到了強制時代。在歐冶云商首席分析師曾節勝看來，目前能真正達到超低排放要求的鋼鐵產能估計也就三成左右。

王成恩認為，國家超低排放改造要求，給人感覺是從鼓勵到強制實施，成為一項硬性指標了。但目前很多鋼企還沒完全轉變過來，如果之前沒有基礎，現在搞就很難，企業也會猶豫要不要投錢，這是個大問題。

“我們所投的數十億元正在過程中，還沒有見到底，一切都沒形成產出，大概還需要2到3年時間。”王成恩坦言，這個階段是最難熬的，而且還不考慮行業走下坡路、不景氣等因素。如果利潤大幅縮減，那我們面臨的風險可能是前所未有的。

讓王成恩感覺比較棘手的一項工作，是建環保管控制一體化平臺，這對企業排放達標，有著特殊的意味。它不僅可以對廠區內每一個排放點位可見可視，及時了解有組織和無組織排放情況，而且能使排放信息公開透明。“這是一個智能化、信息化平臺，在行業內，少數企業做到了。從今年開始，我們也在著手做，現在正在和有關方面進行技術交流，也要花幾個億，這同樣是一個巨大成本。”他說。

其實不只是王成恩所在的企業，其它鋼企也面臨著一場嚴峻考驗。盡管實現超低排放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但現在要求和標準都格外嚴，很可能兼顧不到每個企業的實際情況。

曾節勝對經濟觀察報表示，超低排放是一個必然趨勢，有些大的鋼企本身基礎就好，2016-2018年效益都還不錯，前期就已投了很多錢。“但如果往后壓力比較大、效益不好的話，那它們就有可能存在僥幸心理，能不投就不投，或是少投。其實很多中小鋼企就有這些問題，由于資金緊，要精打細算過日子，它們會猶豫觀望、徘徊不前。”曾節勝分析。

此外，也有很多鋼企，雖然設備上投了很多錢，但在執行中間可能要打折扣。曾節勝解釋，上大型環保設備設施，真落實的話，各種電費能耗、維護費用就特別高，很多企業設備要么白天開、晚上關，要么白天也不開，這就無法達到效果。

對于企業而言，一個科學合理穩定的標準就意味著可以避免重復投入造成的資源浪費。在采訪中，經濟觀察報記者了解到，鋼企很希望地方政府在標準制定上做到穩定。

王成恩向經濟觀察報介紹，從中央到地方，政策標準逐級加嚴，不管是時間上，還是力度上。國家標準是統一的，各地方標準不一樣，且比國標高很多，都很急切。“很無奈，但也得認，”王成恩說。

更令他感到無奈和最不適應的是，這幾年，地方標準變得特別快，不穩定，造成企業的重復投資。環保項目一年甚至幾年才能建起來，但還沒等項目建好，標準又加嚴了。

記者注意到，還有一個特殊背景，王成恩所在的企業原來不在京津冀及周邊“2+26”城市范圍內，今年剛被劃入其中，而且被劃歸省會城市管轄，要求相對更嚴。

王成恩說：“政府要求國企承擔更多的社會責任，對我們更嚴格，一方面是限產任務，另一方面就體現在超低排放改造上。我們只有按照要求改，不停地改，才有可能符合超低排放標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