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殷報國志，拳拳赤子心”，正是科技部原秘書長、原國務院參事、中國可再生能源學會第七、第八屆理事長石定寰用40年身體力行、鞠躬盡瘁所詮釋的情懷與信仰。從投身科技進步到心系能源轉型，石定寰以嚴謹的態度和創新的精神擔當著時代賦予的使命，臨近耄耋之年，他仍然日夜兼程，奔波在能源考察調研的第一線。

時值新中國成立70周年，石定寰所鐘情的可再生能源也在能源革命的旗幟下日漸迎來“平價上網”的曙光，四十載艱辛求索，一個個項目的調研和指導，一次次政策的研究與謀劃，在14,400多個日子里，他用辛勤汗水中書寫了“不負風光不負卿”的壯麗歲月。可以說石定寰的從業履歷，記錄著我國新能源發展初期“篳路藍縷以啟山林”的“創業史”。

新能源的“十六字方針”

成長于新中國成立初期百廢待興的年代，石定寰開始接觸能源時，滿足短缺的能源供應是行業面臨的主要矛盾。1961年，他考入清華大學工程物理系，1967年畢業后，經過5年的農村基層鍛煉，于1973年進入清華大學核能技術研究所從事研究工作。他告訴記者“，在全球可再生能源領域，很多專家都是從核電轉向新能源的，這種轉變也代表了時代的變化。”1980年5月，石定寰從工作了8年之久的清華大學核能技術研究所借調到原國家科委二局能源處，參與能源政策研究，從此正式與可再生能源結緣。

彼時，國家科委意識到在能源領域制定國家戰略的重要性，開始組織專家做研究，石定寰參與了整個研究過程，研究的結果形成了中國首部能源政策大綱。1981年，國家科委又向中央提交了中國能源問題的十三條建議，據石定寰回憶，“當時小平同志看到后，認為這個建議很有見地，并明確指出能源是國民經濟的基礎。”

至此，石定寰所參與的能源研究日益深入和細化，“1983年，我們提出了新能源發展的‘十六字方針’——‘因地制宜、多能互補、綜合利用、講求效益’，現在看來，‘十六字方針’仍然是我們堅持的方向。”根據石定寰介紹，我國新能源最初的發展與農村密不可分，彼時，國家科委等多個部委組織過一次農村能源調查，“那次調查后，我們開始解決農村的用能問題，一方面要提高農村柴灶的效率，另一方面要引入沼氣等新能源，讓農村也享受到商品能源的供應，改善農民生活，促進農村發展。”

事實上，農村可再生能源的利用可以追溯到改革開放前，“在新中國成立之初，小水電和沼氣都有長足的發展。”石定寰告訴記者，早在1958年，毛澤東主席就在安徽農村對沼氣項目進行了視察;而小水電也在改革開放前就有了較多的開發，到1994年，鑒于中國小水電發展經驗與技術的成熟，聯合國與中國政府合作，在杭州成立了小水電中心。

眾所周知，新能源的發展離不開科技的進步，長年從事科技工作的石定寰對此更是深有感觸。記者了解到，進入原國家科委后，石定寰曾長期參與推動我國高科技發展的“火炬計劃”的編制過程;1984年，他在工業科技司負責能源、交通和工業領域的科技管理工作;2001年，他擔任了科技部秘書長和黨組成員。

由于原國家科委和后來的科技部并非專門的行業管理部門，涉及產業較多，這些履歷給了石定寰廣泛接觸各個領域的機會，使他對多個領域宏觀的發展趨勢、方向及對科技工作的需求有所了解，能夠從系統和全局的角度觀察、思考，從而在參與能源規劃和政策研究中，對未來的形勢和需要解決的重大科技問題作出正確的判斷。

石定寰告訴記者，在“六五”期間，科技攻關就被納入國家計劃，而新能源的研究開發也獲得了一筆經費。當時，國家科委組織全國的專家對太陽能、風能的發展進行了論證，根據論證的結果，由于資金有限，新能源的發展要以“小型”為主，“風能是從幾十瓦的微型風機做起，太陽能則是從集熱器開始發展。此外，在光熱、光伏、生物質、潮汐能和地熱能領域，也都提出了一些發展任務。”

“改革開放初期，在國家資金很少的情況下，我們艱難地把可再生能源納入到國家能源政策的范疇。”石定寰表示，當時可再生能源被認為“遠有前景、近有實效”，“近有實效”主要在于解決農村的能源問題，比如太陽灶和沼氣，“遠有前景”則是指未來能用得上，“但是何時能迎來發展機遇、有多大發展規模，在當時都是未知數。”

在“對外開放”中成長

1982年，在美國密西西比州諾克斯維爾的世界博覽會上，來自中國的太陽熱水器、太陽灶、太陽能航標燈、太陽能電圍欄、沼氣吸引了眾多目光。石定寰回憶，此次博覽會是以“能源”為主題的。由于經歷了2次石油危機，能源問題一度成為美國以及全球關注的焦點，新能源的發展也引起重視，而當時中國參展的一艘小型太陽能龍舟博得滿堂彩。在石定寰看來，使用太陽能做動力，標志著能源發展過程中一個重大的轉變。

巧合的是，在那次博覽會前，世界首屆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大會在肯尼亞的內羅畢召開，中國也派代表團出席，并簽署了《內羅畢宣言》。從那時起，可再生能源、新能源就進入了全球的視野，與此同時，中國新能源領域的國際合作也密集地展開。

“那時候我們主要跟德國合作，在雙方的科技合作協定中，確定了三個能源合作項目，其中一個是在北京大興義和莊建立的中德合作的新能源示范村，”石定寰介紹，“那是中國第一次建立國際化新能源示范村，引進了德國的光伏、光熱、太陽能集熱器、風力發電等眾多技術，發揮了很好的示范作用。”

從80年代起，中歐合作不斷深入，貫穿了我國可再生能源發展的整個起步階段。1988年，經過諸多專家的實地考察，根據資源稟賦和經濟發展制定合作計劃后，中歐合作的“大陳島互補能源系統項目”之一——元寶山風力發電站開工。石定寰告訴記者，通過該項目的建設，我國開始引進歐洲的大型風機技術并開啟國產化進程，直到新世紀初，國產風機才開始逐漸取代國外產品，逐漸占據國內的市場。

此外，作為“七五攻關”重要領域的多晶硅，在起步階段也得益于技術的引進。石定寰回憶說，“我們當時引入了意大利的技術，同時在云南和浙江寧波分兩條線，分別生產原料和多晶硅電池，最終帶動了中國多晶硅的發展。”

石定寰表示，從新中國成立70年，尤其是改革開放40年以來的發展經驗看，中國可再生能源的成長很大程度得益于對外開放和國際合作。基于這一判斷，他始終在推動新能源領域的國際合作，時至今日，他仍然頻繁奔波于國內外能源合作項目。2011年，由于在“促進與傳播國際新能源科技交流與合作”上做出的卓越貢獻，石定寰獲得“劍橋世界杰出華人榜能源科技領域杰出華人”稱號。

在石定寰看來，我國可再生能源在國際合作中獲益，既包括項目的合作與技術的引進，也包括政策的借鑒。他表示，我國開始醞釀 《可再生能源法》的時候，已經有多年對外合作的基礎，所以在制定的過程中，借鑒了國外諸多相關的法律和政策，成為可再生能源領域長期對外合作的成果之一。

歷史進入“新的征程”

2005年，《可再生能源法》正式通過，標志著我國可再生能源發展進入新的紀元。石定寰認為，“這是一個很大的變化，使得新能源的發展建立在法律基礎上，在這個基礎上，我國又制定了補貼、上網電價、全額收購等政策，逐步形成了規范化的發展。”

石定寰進一步表示，《可再生能源法》確定后，依靠創新驅動戰略和國家政策不斷完善，我國可再生能源進入了新的發展時期。記者了解到，這一點在光伏領域表現得最為明顯，自2007年以來，在創新和政策的驅動下，我國光伏發電的度電成本在10年間下降超過90%，成為引領全球的“領跑者”。

世紀之初，我國光伏制造業的發展主要是滿足國際市場的需求。石定寰坦言，通過“走出去”，中國光伏的國際競爭力得到了提升，但與此同時，也造成了光伏行業發展初期的“兩頭在外”：2007年，我國光伏產業90%以上的原材料和市場都依賴國外，“從那時候起，改變這兩個90%，成了我們努力的方向。”

“2011年，國外開始‘雙反’，對我國光伏業影響很大。”石定寰介紹，面對外界的重重困難，中國光伏企業堅持研發和創新，不斷降本增效。同時，國家能源局相關文件、政策也在這一領域頻發，光伏行業在大風大浪中不斷取得突破，總裝機量和每年新增裝機量均達到世界第一。

歷史的車輪滾滾向前，一邊留下歲月的痕跡，一邊推動著時代的變遷。當前，隨著風電和光伏領域平價時代的開啟，我國可再生能源迎來又一個全新的發展階段，而電力體制改革的推進，則讓可再生能源與智能電網的結合成為重要的變革方向。石定寰告訴記者，目前，國家電網公司在戰略發展方向上發生了很大改變，提出建設“三型兩網”，逐步轉向綜合能源服務。他表示，“對于可再生能源，電網改革的進一步深化，將釋放出更多的發展機遇。”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作為我國可再生能源領域40年發展的親歷者和推動者，石定寰在面對記者采訪時，表現出一如既往的謙和與低調，對于自己的貢獻始終輕描淡寫，談及可再生能源行業的成就與突破，則信心滿滿，“如何做好可再生能源和傳統能源之間的結構調整是當下可再生能源產業面臨的最大挑戰之一，”石定寰表示，“在全球氣候變暖的大背景下，發展可再生能源勢在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