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主導型經濟發展模式過去發揮了巨大作用，但如今這種模式的績效已經在遞減，國家必須考慮適度地"退出"并理順政府與市場的關系。

在過去的三十多年間，在改革與開放內外兩種力量的推動下，中國大幅度地降低了制度運行的成本，激活了組織和個人的活力，實現了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過渡和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的轉型，從而創造了史無前例的經濟增長奇跡。盡管民營經濟在中國奇跡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時至今日，中國的經濟政策依然"糾結"于所有制形式。

增量改革的思路給民營經濟提供了千載難逢的發展機遇。盡管在改革開放的路徑選擇上，中國始終強調"摸著石頭過河"，但早在這一輪偉大的制度變遷之初，改革的推動者們就大致清楚要達到的"彼岸"是什么。中國漸進式改革的選擇，除了是因為基于國情的判斷而采取的積極穩妥的辦法之外，更大程度上是一種盡可能減少改革開放阻力的無奈之舉。因此，過去三十多年的漸進式改革，從變革的領域來看，是而且必須是以增量改革為主，存量改革為輔。至今，我們仍然可以把過去的這三十多年稱之為增量改革時期。在這一時期，民營經濟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一大特色，國有經濟則經歷了一個涅槃的過程。民營經濟和國有經濟的關系自始至終貫穿于中國改革開放的三十多年中。

今天，中國的改革開放來到了一個新的起點，面臨新的選擇，能否選擇正確的路徑將會決定今后一個時期中國經濟乃至政治局面的可持續發展和穩定問題。因此，2010 年5 月13 日國務院出臺的《關于鼓勵和引導民間投資健康發展的若干意見》（業內稱新"36條"）絕不僅僅只是一個普通的框架性指導意見，也不僅僅是一個對民間投資的領域和范圍的規定。也許我們可以總結這樣三個理由：

第一，從近期來看，民間投資具有替代政府投資繼續拉動經濟增長的重要職能。為了應對史無前例的全球性金融危機，中國政府采取了強有力的經濟刺激計劃，并依然延續了政府主導型投資拉動經濟的舊有模式。但是，政府投資的邊際效用正在遞減，經濟刺激計劃的負面作用也略有顯現，政府需要從市場中"退出"，把市場交給真正的市場主體。如此一來，政府與市場順利就完成了交接。而若想保持經濟的活力和可持續性，必須激活民間投資。

第二，從一個經濟周期的時間尺度來看，經濟收縮周期民營經濟承擔著提高經濟增長質量，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重要責任。在過去的五六年中，全球經濟包括中國經濟都經歷了一個大繁榮時期。金融危機打破了這一進程，并導致經濟進入一個新的收縮周期。歷史經驗告訴我們，在經濟收縮周期中，經濟發展的動力并非來自資源能源的消耗、基礎設施建設的擴張等無機增長，而是來自企業創新能力、技術水平的提高以及新的營銷模式和商業模式的創建等有機增長。因此，資源、建設等行業在經濟收縮周期都處于蟄伏期，而那些基于知識和創新的逆周期行業將成為新的經濟增長動力。

由于中國國有經濟和民營經濟的分布特點，民營經濟將承擔起實現經濟有機增長的重要責任。十幾年前，在亞洲金融危機之后，中國經歷過一輪"知識經濟熱"、"新經濟熱"正是在這一背景下發生的。而未來五六年的收縮周期，我們仍將經歷并且必須依靠有機增長來實現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實現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如果政府的政策不能及時啟動民間投資，激發民營經濟的活力，那么就業就會重新成為社會問題，社會穩定受到威脅，經濟發展就會受到很大影響，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目標就很難實現。

第三，從一個國家經濟發展的長周期尺度來看，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是一個國家經濟制度有效性的最重要方面。按照美國著名經濟學家奧爾森的說法，經濟的繁榮與貧困取決于一個國家是否擁有一個"強化市場型政府"。一個政府如果有足夠的權力去創造和保護公共和個人的財產權利，并且能夠強制執行各種契約，與此同時，它還受到約束而無法剝奪或侵犯私人權利，那么這個政府便是一個"強化市場型政府"。說到底，只有推動市場發展、保護市場主體、懲罰違約行為的政府才能創造經濟繁榮的奇跡。

中國的政府主導型經濟發展模式在過去的三十多年發揮了巨大的作用。而今天，這種模式的績效已經在遞減，我們必須考慮適度地"退出"并理順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政府需要從經濟發展型轉向公共服務型，經濟政策需要充分界定國有經濟的邊界，發揮民營經濟的潛力。民營經濟和國有經濟都是公有制的重要實現形式，也都是執政之基。在實際政策執行中，不但不能厚此薄彼，還要一視同仁。更為關鍵的是，需要根據實際形勢的發展，對國有經濟和民營經濟重新定位，劃分界面，使之相互促進，而非相互排斥。

今天，中國的改革之路到了需要從增量改革為主，存量改革為輔的階段過渡到存量改革為主，增量改革為輔的階段。在前一階段，民營經濟獲得了跨越式的發展；在后一階段，民營經濟需要承擔更大經濟責任、政治責任和社會責任。無論民營經濟和國有經濟的比例如何劃分，界面如何確定，中國堅持市場化的改革方向絕不能動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