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報道稱，在接下來的“十二五”期間政府將通過行政力量繼續煤炭行業的兼并重組，力爭三年將現有的11000煤炭企業壓縮至4000家，從而進一步提高煤炭資源利用率和技術水平。毫無疑問，新的煤炭行業調整沖擊的依然是民營資本，而其調整的力度之大讓人側目。

在《國務院關于鼓勵和引導民間投資健康發展的若干意見》（新36條）中有提到，鼓勵民間資本參與礦產資源勘探開發，堅持礦業權全面向民間資本開放。盡管相關細則未出，但字面上可以有兩層理解，一是政府會對已進入煤炭領域的民資給予保護，保護范圍應涉及財產權等方面。如果這樣理解準確的話，那么3年裁汰7000家民營煤企的高效率就顯得有點不合常理。

第二，政府會保證民資新進入煤炭領域的渠道相對暢通。實際上，經歷過山西煤炭整合的教訓后，民資對于投資煤炭興趣已經大減，至少在政策真正明朗化之前不會再貿然進場。現在是里面的人想出來外面的人不想進去，所以只能國企操盤重組。相信未來民企投資煤炭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因為政府的意圖很明顯，就是推動資源領域規模化經營，比如規劃中提到在“十二五”期間煤炭行業的50%產能將主要集中于6-8家大型煤炭集團，這也就意味著未來煤炭行業將形成寡頭割據的格局，所剩的能容納民資的市場空間多大可想而知。

那么，為什么新“36條”還要向民資開放礦業權？不要理解錯了，這里的所謂的礦業權準入門檻更高，比如年產量要達到120萬噸，同時后續還要做好進一步提高產能的準備，因為煤炭重組將會階段性推進，基本上是大魚吃小魚的業態，所以為了不被吃掉就要拼命做大產能，試問民資能有多少資金投入？換句話說，這種礦業權的放開象征意義大于實際意義。

此前的3年時間，國內煤企總數由2萬下降到1萬，接下來又將由1萬下降到4千，這種過山車式的行業調整運動隱藏了多少不公不得而知，但有一點很明確，即如果沒有政府居中指揮該運動很難在這么短的時間內取得成功，可見政府做“惡”多端，這直接加劇了非公資本對政府的信任危機，以致山西煤改中政府鼓勵非公資本參與兼并重組卻鮮有參與者。我想這種資本對政府的信任危機將會對經濟造成長期傷害，沒有了信任，政府的很多政策推行起來難度不小，強推的結果效果也不會好。

當然，從資源節約等角度去看煤改是必須的，關鍵在于改革應當本著互信互利、公平公正、對市場經濟傷害最小的原則進行，現在改革執行的情況很不樂觀，制造出了許多問題，在這種情況下不作出相應修正仍要強推其效果無疑將大打折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