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能源局統計數據顯示，截至2019年底，國家累計下達光伏扶貧規模19.1GW，幫扶貧困戶407萬戶，提前并超額完成此前2020年前幫扶200萬戶貧困戶的既定目標。

隨著目標實現，光伏扶貧工程或將退出歷史舞臺。北極星太陽能光伏網獲悉，目前，國家級光伏扶貧工程，即由能源局、國務院扶貧辦牽頭下發的大規模扶貧計劃，大部分省份正在推進或收尾階段，今后將不再新增項目申報，但不排除地方政府繼續自行組織實施光伏扶貧工程。

5年19GW

2019年底，山西、四川、新疆、寧夏等多省區相繼發布消息，已全面完成“十三五”光伏扶貧任務。作為扶貧攻堅的重要措施，光伏發電為貧困地區打開一條由“輸血”到“造血”的自助性脫貧大道，并被列入“中央一號文件”。

光伏扶貧工程的誕生最早可追溯至2014年，當年10月，國家能源局、國務院扶貧辦特急印發《關于實施光伏扶貧工程工作方案》，決定利用6年時間組織實施光伏扶貧工程，并且率先在安徽、寧夏、山西、河北、甘肅、青海等6省區30個縣開展首批試點。2016年，國家發改委等五部委進一步聯合下發《關于實施光伏發電扶貧工作的意見》，擴大光伏扶貧范圍，確定在2020年之前重點在16省471個縣約3.5萬個建檔立卡貧困村實施光伏扶貧，保障200萬貧困戶每年每戶增收3000元以上。

頂層政策文件確定之后，國家開始分批次下發扶貧規模。2016～2019年，國家能源局及國務院扶貧辦共下發了三批次扶貧規模，共計超過11GW。

事實上，除了國家直接下發的規模外，2017年多省區將當年光伏新增指標全部用于扶貧項目。據不完全統計，僅山東、山西、吉林、河北、內蒙古、遼寧、廣東、湖南8省區當年結轉用于光伏扶貧的指標就達4.7GW。

5年19GW，光伏扶貧在發揮脫貧實效的同時，也為光伏終端市場的拓展提供了新的領域。

值得重視的是，2017～2019年，在其他類型電站補貼三連降的情況下，三類資源區光伏扶貧電站補貼始終保持每千瓦時0.65元、0.75元、0.85元，遠高于其他電站。由此光伏扶貧成為地面電站、分布式電站以及戶用電站之外重要的電站類型，成為業內企業新的增長點。

“326”政策拐點

光伏扶貧電站在實施過程中，遇到的最大問題便是資金難題。在2016年《關于實施光伏發電扶貧工作的意見》中曾強調，鼓勵國有企業、民營企業積極參與光伏扶貧工程投資、建設和管理。

在2016年政策的號召下，光伏EPC企業甚至設備企業均積極參與投建扶貧電站，“企業墊資——資產移交——政府以資產融資——向企業還款”，實現了社會效益與經濟效益的雙贏。如中利集團，從2016年開始參與光伏扶貧項目，并在隨后將其作為光伏電站業務發展的重點。2017年全年，中利集團累計簽約2377MW扶貧電站，開工建設1283MW，開發建設總量列民營企業第一，被稱為“光伏扶貧第一股”。

然而，企業墊資或難以避免部分企業為節省成本而偷工減料，造成電站質量隱憂。據國務院扶貧發2019年發布的《關于村級光伏扶貧電站發電情況的通報》，15696座村級光伏扶貧電站中，發電能力低于80%的占比37%，電站質量堪憂。

為規范扶貧電站電站，2018年3月26日，國家能源局和國務院扶貧辦發布了《光伏扶貧電站管理辦法》，俗稱“326”文件。“326”文件最大的變化之一在于資金變化，強調光伏扶貧電站由各地根據財力可能籌措資金建設，包括各級財政資金以及東西協作、定點幫扶和社會捐贈資金，光伏扶貧電站不得負債建設，企業不得投資入股，已建成的需使用財政資金回購。

毫無疑問，“326”文件給扎堆扶貧的光伏企業一記重創，部分企業產生賬款回收難題。然而，面臨資金短缺的光伏扶貧也陷入了“想做而沒錢做”的兩難境地。2018年，寧夏、山西等地光伏扶貧推進困難，甚至因為資金短缺而退回了扶貧指標。2019年光伏扶貧規模收縮，當年下達的“十三五”第二批規模只有1.6GW。

但不可否認的是，困境中，5年光伏扶貧工程超額完成了脫貧攻堅任務，也為產業扶貧探索出一條切實可行的路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