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金融機構如何通過服務創新和對融資對象的取舍實現綠色金融？中國如何創新并完善碳排放交易機制，以市場化手段促進節能減排？證券市場有哪些創新空間來促進低碳時代的到來？

對于這些低碳金融問題的高端探討并沒有停止。剛剛結束的“２０１０陸家嘴論壇”也沒有例外，“低碳革命與綠色金融的未來”仍舊成為其熱門話題之一。

低碳金融方興未艾

“從本質上來說，這是一個綠色金融的概念，其實也是企業社會責任的一個表現。”上海浦東發展銀行行長傅建華表示，當低碳已經成為人民生產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已經成為一個主要話題的時候，這也成為包括銀行在內的眾多企業社會責任的一部分。

同樣是總部位于上海的中國太平洋保險集團，今年在其第一份獨立發布的企業社會責任報告中也特地將低碳經濟作為一個重要部分，其在２００９年便已設立低碳經濟行業組，專門負責低碳經濟類項目，如風能發電、核電等項目。

不過，除去企業社會責任的履行之外，從另一個角度來認識，其實低碳金融也給金融業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機遇。

“低碳的意義其實還在于給我們金融業，尤其是銀行業帶來了一個非常好的潛在的能夠創造價值的空間。”傅建華說。

他認為，推進綠色金融是金融機構管理環境風險的一個現實的需要，當社會各界更加重視環境保護，環境的風險就成為金融業不可忽視的一個風險因素。而從提升經營績效角度來看，在全球節能減排的迫切需要的同時，低碳金融對于金融機構的經營也提供了良好的機遇。

根據聯合國清潔發展機制執行理事會（ＥＢ）的統計數據，２００７年全球碳交易市場交易金額達４００億歐元，而在全球性衰退和金融危機背景下的２００８年，全年交易額高達９１０億歐元左右。預計中國２０１２年市場潛力約１８０億美元。

發掘“碳價格”是基礎

低碳金融方興未艾，但是一噸二氧化碳值多少錢？誰來定價？怎么定價？而這恰恰正是碳排放得以交易的基礎，也是低碳經濟、綠色金融的根本。

芝加哥氣候交易所副總裁黃杰夫在上海給出了一組數據：目前，在歐盟國家，由于《京都議定書》形成了強制交易體系，一噸二氧化碳售價可以超過１０歐元；而在美國的自愿交易體系下，這一價格最高達到７－８美元，最低則只有２－３美元。

“但這些價格只是在歐美國家的部分地區有相對獨立的價格體系，二氧化碳或者碳排放，并沒有形成一個類似于石油或者大宗商品的價格體系。”黃杰夫說，由于各個國家對于碳排放的義務并不相同，導致在全球不同地區形成的碳排放價格并不具有連續性。

“中國不差錢，就缺價格信號，如果有了真實的價格指導，就有了效益動力，溫州‘炒房團’、山西煤老板這些民間資金就會積極尋找能減排的領域。”上海環境能源交易所總經理林健表示。

林健認為，加強碳交易平臺的建設，培育碳交易市場體系，讓更多的投資者參與進來，是發現和形成碳價格的基礎。此外，碳價格的稀缺性也是發現碳價格的有效手段。

黃杰夫表示，在歐美碳價格一定是有稀缺性的，有了稀缺性經濟學就可以定價。而作為發展中大國的中國，承諾到２０２０年單位國內生產總值二氧化碳排放比２００５年下降４０％－４５％，這就會形成國內的碳資源的稀缺性，從而為碳交易市場打下基礎。

“低碳”需要制度安排

林健表示，建設中國自己的碳金融交易所，將有助于推動中國經濟發展轉型，有助于為低碳經濟提供一個準金融平臺，這也為低碳領域的企業及低碳技術提供一些融資服務，成為低碳信息和資金的集聚地。因此，機制建設在碳金融體系建設過程中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

“碳經濟的成長一定需要資本市場提供重組的資金。同時碳經濟也需要有投資退出機制，投資者不一定要等到企業產生利潤以后分紅，到一定階段就可以退出。”上海交通大學中國金融研究院副院長吳國俊認為。

他表示，發展低碳經濟需要金融創新，需要金融工具來分散和轉換投資風險。比如在ＣＤＭ（清潔發展機制）項目開發過程中，周期比較長，而且有很大的不確定性，有必要采取期貨合約、遠期合約等方式來控制風險，也可以開發一些資產證券化產品，企業在開發ＣＤＭ項目過程中間，可以把這一權益提前出售給投資者。

不過，傅建華認為，就銀行而言，目前發展綠色金融還面臨一系列瓶頸：一是綠色金融的標準還不統一，缺少具體的綠色金融的指導目錄和環境風險的評級標準；二是相關的法律法規建設相對滯后，對道德風險的管理存在一定的困難，不利于綠色金融參與主體形成穩定的預期。

業內人士建議，希望能夠進一步完善法律法規和激勵機制，把綠色金融政策上升到法律法規層面，來強化約束力和執行力；制定國家層面的綠色金融政策、綠色信貸標準，可以由財政提供綠色信貸貼息和擔保，鼓勵金融機構積極向環境友好型企業提供融資服務；建立和完善環保信息庫，并與銀行的征信系統有效對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