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煤炭消費和煤電的快速發展對生態環境和公眾身體健康造成了很大的危害。2012年全國爆發了一次危害程度高、污染面積大、持續時間長的煤煙型空氣污染。隨后，我國開展了聲勢浩大的“大氣十條”污染防治行動和堅決打贏“三年藍天保衛戰”等一系列環境保護措施。

2020年預計我國將超額完成空氣污染治理目標。同時也需認識到，這只是空氣污染攻堅戰邁進的第一步，未來道路艱苦且漫長，挑戰依然在前方。

近日，由中國社科院生態文明研究智庫主辦、中國能源網協辦的《中國煤電發展之路辨析》系列沙龍第五期如期舉辦。本期我們非常榮幸的邀請到中國工程院院士，清華大學環境學院院長賀克斌，并遠程連線了原自然資源保護協會（NRDC）綠色帶路項目負責人陶文娣，為大家帶來對中國煤電發展與空氣污染治理的辨析。

我國生態環境條件不斷改善

在世界衛生組織（WHO）和中國公布的六個空氣質量指標中，到目前為止，我國的二氧化硫、二氧化氮、PM10和一氧化碳這4個指標都取得了明顯進步。同時，酸雨治理也取得了非常明顯的成效，在90年代我國酸雨最嚴重的時期，全國30%的國土面積是酸雨區。到了2018年底，這個面積已經縮小到4.8%，我國基本治好了酸雨污染。

PM2.5和臭氧污染治理是未來的工作重點。PM2.5的治理雖從2013年以來取得了非常顯著的成效，但目前PM2.5未達到國家二級空氣質量標準的地級以上城市仍接近50%。與此同時，臭氧污染日益嚴峻。從“十三五”以來，臭氧濃度在四年中上漲了21%，臭氧超標的地級以上城市2019年已經達到了30%。

賀克斌認為，我國大氣環境治理的重要轉折點是開始設立污染物總量控制目標和質量控制目標。對于前者，我國在2005年把二氧化硫列入了國民經濟社會發展的約束性指標，在2010年又把氮氧化物列入了約束性指標。對于后者，我國從2013年發布的“大氣十條”開始，設立了環境污染物的質量濃度目標，如PM2.5和含硫、氮污染物。污染物總量控制目標和質量控制目標都對我國污染物的減排產生了巨大的推動作用，但后者的約束作用更強一些。

煤炭與煤電消費仍嚴重威脅著我國生態環境質量

目前我國的煤炭消費總量和煤電裝機容量都占到世界總量的50%左右，對此賀克斌認為，在2013年之前一段時間內，我國80%左右的污染物排放量都是和煤炭直接或間接相關的。所以對于中國，能否降低煤炭消費總量和煤電裝機容量，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我們未來能不能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和生態環境保護。

賀克斌指出，煤電的超低排放改造雖然對于我國過去近十年的空氣質量改善起到重要貢獻，但煤炭在開采、運輸、轉化和利用過程中仍對生態環境造成了嚴重的破壞。陶文娣也對此表示，盡管煤電和高耗能產業采用的“超低排放”可以減少常規污染物的排放，但沒有減少二氧化碳排放，且重金屬、廢水、固體廢物等問題還未得到徹底解決，煤電仍嚴重的威脅著生態環境和公眾身體健康。

賀克斌表示，要實現我國空氣質量的進一步改善，污染物末段治理的效果已經不再顯著。未來我們要實現經濟結構的調整，包括能源結構、產業結構、運輸結構、用地結構等。在鞏固末端治理的同時，以結構調整來釋放新的污染物和二氧化碳減排空間。

“十四五”期間的環境污染治理至關重要

賀克斌表示，“十四五”期間，我國要進一步提高環境質量標準，爭取在2035年實現美麗中國愿景。在“十四五”期間，我國要力爭將煤電在一次能源消費中的比重從2019年的57.7%下降到50%以下，2030年所有地級以上城市要達到國家空氣質量二級標準，即35微克/立方米，臭氧污染也要得到有所控制。

賀克斌認為：除了京津冀地區以及“2+26”城市以外，還有很多地區在“十四五”期間應該加強空氣質量的約束，其中就包括與京津冀和長三角地區相接的、之前污染治理沒有得到足夠重視的蘇皖魯豫地區、已被納入國家雙城經濟圈發展戰略的成渝地區和采暖需求較大的東北地區。賀克斌表示，對于山西、內蒙古等煤耗大省，國家已經明確定下了“能源革命排頭兵”和“北方的生態屏障”等目標，這些省份未來應該努力降低煤炭消費總量，尋找新的經濟增長點，以實現能源與經濟的結構轉型。

我國曾經經歷了煤炭的高速發展，給環境帶來了很大壓力，但目前我國對環境的保護已經達到了一個全新的高度，環境保護將對煤炭發展起到了很大的約束作用。

在能源發展中，可再生能源和環境是天然的盟友，未來隨著清潔可再生能源的大規模利用，我們的環境將大大得到改善。但是可再生能源不穩定的特性，需要煤電作為強有力的調節電源。如果能源和環境之間、可再生能源和煤電之間能夠互相促進，友好發展，那么我國的經濟發展又將會邁上一個新的臺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