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3日到4日,上海世博會第四次論壇在南京舉行。此次論壇主題為“環境變化與城市責任”。論壇之上,氣候變化、低碳創新、綠色經濟等時下熱點議題成為眾多嘉賓熱烈討論的焦點。政府、企業、公民三大社會責任主體,如何在全球嚴峻的氣候變化背景下,共同應對各項挑戰？中外專家紛紛建言獻策,把脈中國低碳經濟發展之路。

文化傳承與低碳創新

會場中,有一位演講嘉賓格外受到各方人士關注追捧。這就是上海世博會中國國家館“東方之冠”的總設計師何鏡堂。“一個可持續發展的城市和可持續發展的建筑,離不開城市的文化傳承,也離不開一個低碳、環保的城市環境。”熱烈的會場中,何鏡堂從世博中國館的設計理念入手,將文化傳承與低碳創新的融合之道娓娓說來。

“首先,傳承與創新是文化發展的基本點。傳統是人類在應對自然和社會嚴峻考驗中積累起來的寶貴文化財富。任何一個國家和民族的傳承發展都是在原有文化的基礎上進行的。如果離開了傳統,割斷了血脈,就會迷失方向,喪失根本。”何鏡堂如此闡述傳統之寶貴。但他也提出,維護傳統的同時,也要不斷創新,才能彰顯文化巨大的生命力。

因此,中國館必須體現中國的文化特征。但因為世博會是面向全世界的盛會,也代表了人類未來的方向。所以必須在中國特色的建筑里體現節能、環保、低碳的要求,這兩者結合,才形成中國館創作的基本點。

何鏡堂介紹說,中國館的建筑文化,是從中國傳統文化的符號,從中國的古典文物,特別是夏商周以來的器物造型,從中國傳統建筑的構成、城市特征和園林特征中得到啟發,再加以現代的材料、現代的技術和現代的構成手法,形成一種抽象的元素整合,最終構成了“東方之冠”的一個建筑造型。

而在繼承傳統精髓的同時,這樣一個構架的設計也遵循了節能環保的要求。“這個構架是架空的,形成了一個自遮陽的體系。這個體系我們經過一年的監測,夏至那天,陽光進不去,冬至那一天,陽光可以進去的時間是6個半小時。所以整個建筑的造型就是冬暖夏涼,再加上比較好的通風,建筑本身就具備低耗能、環保低碳的要求。這個方向我認為是我們國家在大量建設過程中首先需要解決的。”何鏡堂說。

除了從設計角度解決環保節能的問題,中國館在技術上也做了很多處理。比如屋頂的太陽能光伏板、雨水收集體系、地面的透水磚、蜂窩板的墻面材料,還有機房綜合利用、機電設施等等,都采用了節能環保材料。

“當前我們的建筑要解決好節能環保、生態要求的問題,首先應該從設計本身做文章,充分利用和結合當地的氣候環境進行設計,在這個大前提下,我們再適當在技術上做重點處理。在計算建筑到底是不是經濟和環保的時候,不但考慮設計的過程,也考慮建筑的使用過程。”何鏡堂說。

海平面上升后的危機

像所有參觀過世博園的嘉賓一樣,拉金德拉·帕喬里也盛贊了上海世博會的精彩以及此次低碳主題論壇的重要性。但是作為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主席的帕喬里,同時也指出,因為受到氣候變化的影響,上海也在成為世界上最為脆弱的地點之一。

“在第四次氣候評估報告中,我們也提到了這一點。因為上海靠近海邊,海平面的上升會給上海帶來巨大影響,上海的人口又這么多,許多地產建設都在不斷蓬勃發展,這些都使得上海在氣候變化面前顯得有些脆弱。”帕喬里說。

帕喬里認為,由于今天世界上一半以上的人口都居住在城市中。因此無論是態度也好,價值觀也好,城市社會都必須建立起正確的觀念。其中之一就是要找出一個可持續的城市化方式,避免讓其成為對自然資源的濫用。“為了做到這一點,我們就必須實行低碳的方式,只有這個模式才能夠維系可持續發展。”帕喬里強調說。[page]此外,帕喬里還提到低碳經濟對就業的拉動,他聲稱目前雖然還沒有足夠的數據,但是有效使用可再生能源帶來就業,在全世界已經有很多這樣的例子。在IPCC的第五個評估報告中,他們將把這些問題詳細展開,給公眾提供詳細信息。

而對于墨西哥灣的漏油事件,帕喬里評論道:“石油泄漏的問題到目前為止還沒有得到有效的控制,這一類的災難只會變得更多。” 帕喬里認為,對于類似墨西哥灣漏油這樣的災難,必須先行采取預防措施,而不是等到災難發生以后再做出反應。

帕喬里還介紹了和中國環境發展理事會進行合作后推出的一個報告結論:在印度,環境污染對GDP的影響基本在3.5%到7.5%,中國則是1.8%到3.8%。“在食品安全、給小城市提供現代衛生設施方面,中國比印度做得好多了,但是和發達國家比還是有差距。”

第四次綠色工業革命

“中國需要積極地參與第四次工業革命,即綠色工業革命。”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清華大學國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鋼(000898,股吧)在會場上論及綠色創新和產業發展時說。

正值“十一五”規劃收官與“十二五”規劃制訂之年,同時參與過兩期規劃的胡鞍鋼(000898,股吧),就中國綠色發展與正備受矚目的“十二五”規劃進行了闡述。

“首先來看,就是經濟發展方式的轉型。”胡鞍鋼認為,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理論框架,就是經濟社會凈福利最大化。而經濟凈福利,用綠色GDP來表示的話,是包括資產損失環境污染等方面成本的。“并不是經濟增長速度越高凈福利就越大。有一個點,超過這個點增長幅度越快的話,凈福利是急劇下降的。”胡鞍鋼說。

胡鞍鋼還拿出一張已經被驗證的數據表。“九五”計劃時期,當時的經濟增長率只有8.63%,無論是能源消耗發電量還是二氧化碳排放量,不僅是低增長,還有的是負增長。2001年到2008年,經濟增長提高了0.6個百分點,但是付出了非常高的代價,特別是二氧化碳的排放,實際上超過了經濟增長率。

“這告訴我們,我們要打破經濟增長至上論,歷次的計劃都是要把轉型和戰略結構的調整作為主線,”胡鞍鋼說,“這種轉型,同樣也會是本次'十二五’規劃的基本思路。”

胡鞍鋼提到,自1750年以來,以傳統的西方國家為主導的增長模式是黑色發展模式,即經濟總量不斷地增長,同時碳排放也不斷增長。而在21世紀人類將創造一種新的創新模式,即綠色發展模式。該種模式的本質就是要使得經濟繼續增長,但是與碳排放開始脫鉤,或者進一步下降。這樣才能保證人類未來進一步發展。

“1850年看到的是第一次工業革命,1850年以后是第二次工業革命,1995年以后是第三次信息化革命。事實上從2000年以后,我們又進入到第四次工業革命,就是綠色工業革命。”胡鞍鋼說。

胡鞍鋼還對“十一五”時期的綠色指標做出了評估,“有一部分指標是實現了,有一部分指標還沒有實現,主要沒有實現的實際上是單位GDP能耗,現在看來只是實現了64%。”那么,如何落實接下來的“十二五”規劃中將會涉及的指標？胡鞍鋼認為,五年規劃就是要把它量化,并分為約束性指標、預期性指標,然后分配到各地政府,對各級政府形成約束,確保各級政府通過合理配置公共資源,有效地運用行政力量確保它的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