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在聯合國提出將提高碳減排的國家自主貢獻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爭于2030年前達到峰值，努力爭取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新的減排目標對有關行業會產生什么影響?要實現這個目標，還需要在哪些方面做出努力?企業家和研究者展開了熱議。

實際上中國的減排成績一直是優等生。去年11月27日的《中國應對氣候變化的政策與行動2019年度報告》發布會上，生態環境部副部長趙英民介紹，初步核算，2018年全國碳排放強度比2005年累計下降45.8%，保持了持續下降。“這個數字已經提前達到了2020年碳排放強度比2005年下降40%至45%的國際承諾。”

雖然中國在減排領域一直做得很好，但新的減排目標提出了新的要求，對能源行業和其他行業必然會帶來深遠影響和連鎖反應，而如何用較小的成本實現目標，也是需要關注的問題。

電力需求或將倍增

遠景科技集團CEO張雷認為，目標的提出相當于為能源革命提出了總的時間表。“畢竟羅馬也不是一日建成的，時間表有了，之后我們怎么來做計劃，怎么來分解目標，這可能是下一步應該做的事情。”

“現在是從論述題走向了數學題，”他打了個比方，“基本上從過去辯論為什么要、是否要，到現在大家不用爭論，因為已經給了目標。時間表已經有了，怎么來制定路線圖，每十年達到什么樣的目標”。

張雷認為這是一個重要突破，“怎么樣前進，肯定不是線性的，應該是加速的。有了目標之后很多事情就可以安排了，可以安排長遠的退出渠道，包括電力投資、基地規劃、電網規劃等。”

“這個點其實非常重要，是能源革命最關鍵的。”他認為，明確了2060年碳中和目標，是給了能源革命一個錨點，“有了這個錨點，很多事情可以通過計算分析出來，可再生能源應該怎么發展，有多少空間，怎么來規劃等。”

中國此次的承諾實際上包括碳達峰和碳中和兩個目標，分為兩個階段。張雷認為，要實現2060年碳中和目標，2030年甚至更早要達峰，可能在2025年達到碳排放的峰值會更好一點。“可以做數學模擬，如果在2030年之前做不到峰值的話，那對后面的實現零碳壓力就會非常大。”

“中國人最擅長解題”，他認為，“一旦提出目標，按照中國人的干勁，往往只會提前，以前最擔心的是沒有目標、沒有時間表，現在有了時間表。”

這些新變化對可再生能源行業會帶來什么?

張雷堅信，可再生能源行業的發展進入了倍速階段。“因為未來零碳基本上是通過電力來實現，而且電力基本上通過可再生能源實現，我們算一下，2060年要實現碳中和的話，預計2060年中國的電力需求會是目前的三倍以上，在交通領域、工業領域用煤、用石油，這些可能都會用電來實現。這樣中國的電力年需求會超過20萬億度電，屆時需要有100億千瓦左右的可再生能源裝機。這就意味著未來40年平均每年風電和光伏的新增裝機要達到2億千瓦以上，現在是1億千瓦不到。”

“當然也是一個由慢到快的逐漸加速過程”，他認為，中國在聯合國大會上提出的目標對行業的影響非常深遠，風電等可再生能源必將進入倍增、倍速發展階段。

落基山研究所首席執行官Jules Kortenhorst表示：“中國新的承諾是一個技術和經濟性上都可行的目標。下一步應深入推進經濟電氣化發展，這需要電力部門清潔化轉型，顯著提升效率以及進一步推進難脫碳領域的碳減排，積極推動這一宏偉目標的實現和行動落實。”

寄望“十四五”

近年來，總的來說，全球層面關于碳減排方面還是在向積極的方面發展。歐盟委員會2019年12月11日在布魯塞爾公布應對氣候變化新政“歐洲綠色協議”，提出到2050年歐洲在全球范圍內率先實現“碳中和”，即二氧化碳凈排放量降為零。

歐盟委員會當地時間9月17日提出一項新的減排方案：相較于1990年水平，歐盟溫室氣體排放量到2030年擬至少降低55%。此前，歐盟設定的目標是到2030年將溫室氣體排放量減少40%。

歐盟委員會在當天發布的聲明中指出，新的減排目標是在對社會、經濟和環境進行全面評估的基礎上提出的，是切合實際和可行的。新目標是為了讓歐盟在應對氣候變化領域保持全球領導地位，同時以更加平衡的方式在2050年實現“碳中和”的既定減排目標。

事實上，關于中國的碳減排目標，之前曾有業界人士提出過更為激進的時間表。但作為國家層面的總體承諾，需要考慮的因素顯然更多。除了可再生能源的加快發展，還有化石能源如何實現轉型和體面退出，以及和能源相關的各行各業的龐大產業鏈上的企業們，都需要直面這一挑戰。

能源基金會首席執行官兼中國區總裁鄒驥表示，在此次聯合國大會上中國提出的碳減排愿景，深刻體現了中國將應對氣候變化的目標與自身現代化的目標高度融合。

他認為，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目標既定，更應腳踏實地。“為實現2030年前達峰、2060年碳中和，當下最緊迫的是要在‘十四五’規劃中設立更有雄心的包含碳總量目標在內的氣候目標，把煤炭在一次能源中的占比降至50%以下，加速能源結構轉型;應盡快制定全國和地方的碳排放達峰行動方案，及經濟、技術可行的中長期低碳發展路線圖。

張雷預計，中國2030年非化石能源占20%的比例應該可以提前完成。他談到了遠景提出的“新煤炭、新石油、新電網”戰略。風電、光伏加上靈活性儲能之后，成為“新煤炭”;電池和氫燃料可以成為“新石油”;儲能可以讓系統更加靈活，更加有裕度，能應對供給波動。同時柔性的虛擬電廠，通過智能物聯網技術，讓電力供需更加有效匹配，成為“新電網”，能夠有效應對波動性的能源。

還有很關鍵的一點，通過電力市場化交易，可以為靈活性定價。他強調，“目前對靈活性缺乏有效定價，當對靈活性進行合理定價之后，就會拉動相關投資，不管是投資儲能設施還是投資智能物聯網的虛擬電廠，都會通過市場信號來布局，提供了柔性之后，柔性的價格也會更加平滑，不會出現太多尖峰，所以一定要為靈活性定價。”

怎么為靈活性定價呢?張雷認為，下一步很重要的就是進一步的電力體制改革和市場化交易。“未來的能源公司將成為能源系統的風險管理公司，通過智能化的手段預測與實現光伏、風電、儲能、電動車等從生產側到消費側的供需平衡。通過構建一個能源的設備智能網絡，減小由波動帶來的能源風險。”

此外，張雷還認為，碳交易機制勢在必行。“只有通過碳定價，讓排放企業有痛點，才能促使他們降低二氧化碳排放。”比如，讓鋼鐵、水泥企業承擔成本，才能促進他們盡可能用電。“現在很多煤炭或石油的使用，不是通過電，是通過燃燒，燃燒就產生二氧化碳，以后要盡可能使用電，電又是綠色能源的電。”

他表示，一定要在源頭上為二氧化碳定價，“通過碳定價，迫使碳的生產商和污染商用更綠色的技術和裝備完成生產，這樣才能更大程度的拉動綠色技術發展。”

“為污染定價，誰污染誰就付錢。”張雷指出，現在大家不認為二氧化碳是種污染，這是關鍵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