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碳排放主要集中在電力、交通和工業三大領域，當前占比分別約為41%、28%和31%。電力領域“碳達峰”情況對我國落實“減碳國際承諾”影響重大。深化對電力領域“碳達峰”問題的分析與認識將有助于相關政策、規劃和戰略的制定，意義重大。凡事預則立，不預則廢。筆者認為，對電力領域“碳達峰”工作的“預”，最重要的一點是，應將其置于更大的背景下理解和考慮，只有這樣，“碳達峰”“碳中和”這些富有“情懷和責任”的工作才更具實際意義和旺盛生命力。筆者認為，這個“更大的背景”至少包含兩層含義——國際背景與中國國情。

一、碳減排已成國際共識且有復雜化趨勢

世界范圍內，“碳中和”已成為很多國家，特別是發達國家的共同選擇。例如，2019年12月，歐盟委員會發布《歐洲綠色協議》，提出到2050年實現碳中和，到2050年實現溫室氣體凈零排放、經濟增長與資源使用脫鉤。美國過去四年盡管在聯邦政府層面對碳減排沒有什么作為，但仍然有二十多個州制定了各自的碳減排目標并取得了一定成效，需要注意的是美國實際的碳排放量自2007年以來一直處于下降通道。很多OECD國家都已制定了各自的碳排放方面的戰略或政策。

碳減排問題已經呈現出復雜化趨勢。在人類大義方面，碳減排問題與氣候變化、貧困和糧食等全球問題關系日益緊密，已成為事關人類生存與發展的時代命題之一。在政治方面，碳減排問題已成為很多國家內部選舉、國與國交流的重要政治議題和政治工具，其所具有的意識形態色彩日益濃厚；在市場方面，越來越多的經濟活動、貿易投資行為都需要接受“碳測試”或“碳檢查”，與碳相關的關稅、準入政策和產品標準“合情合理”地制定出來，付諸實施，成為一方獲取市場競爭優勢或推行保護主義的“利器”。在技術競爭方面，很多國家除了繼續加大對風電、太陽能技術創新外，已經開始積極布局氫能、電動汽車、儲能發展，加速能源生產、分配、流通、消費各環節與先進數字化、智能化、信息通信技術融合，減少能源浪費，提高清潔能源消納水平。在全球治理方面，碳減排相關內容和要求越來越多地出現在各類國際多面框架中，一國的國際話語權日益受到其碳排放政策和態度的影響，不講減排、不重視減排的國家更易受到國際社會的鄙視。

總之，碳減排問題內涵日益豐富，備受國際社會的重視，需要我國深入理解和認真對待。這也是我國碳減排、“碳達峰”工作能否有效融入國際社會，能否被國際社會所理解、所認同的前提。

二、深刻理解我國國情是有效開展“碳達峰”工作的前提

當前“碳達峰”討論更多提及的國情是中國以煤為主的能源結構和以煤電為主的電源結構。筆者認為，中國在開展電力領域“碳達峰”工作時，還需要關注以下幾方面的國情。

首先，中國具有新型舉國體制特點和優勢。歐盟、美國和其他發達國家在能源系統、產業結構、交通領域、居民用能等方面與中國差異明顯，在減排上面臨的問題差別很大。更重要的是，中國是一個新型舉國體制型社會，歐盟、美國等經濟體多是市場導向型社會。前者需要在盡力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上決定性作用的同時，還要考慮發揮好政府在集中力量辦大事、保民生、保產業、促協調、統籌資源等方面不可替代的作用；后者更多可以依靠市場力量、資本力量推動碳減排開展，政府只能發揮有限的引導作用。所以，兩者在制定戰略、出臺政策所要考慮的問題、主要邏輯和措施做法等方面有很大差異。從過往的經驗看（包括我國的登月計劃、北斗導航等很多大工程的成功），中國提出的戰略目標或國際承諾都是會被落實的，相信這次的“碳達峰”“碳中和”國際承諾也一定會落實。如何發揮好我們的新型舉國體制的特點和優勢，對我國電力領域“碳達峰”至關重要，從頂層設計、戰略規劃、政策制定到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提升等具體工作，都需要考慮如何發揮好新型舉國體制的特點和優勢。

其次，中國經濟還將保持較長時期的較快發展。中國是大疫期間全球唯一保持經濟正增長的主要經濟體。我國制度優勢顯著，物質基礎雄厚，人力資源豐厚，市場空間廣闊，社會大局穩定，產業體系完整，都增加了中國經濟發展韌性。根據IMF對中美兩國經濟總量的估計，2019年中國匯率折算美元GDP和人均GDP分別是美國的67%和16%。2020年十九屆五中全會對未來15年做了遠景展望，到2035年我國經濟總量將有條件實現翻番，即2021~2035年的15年里我國經濟年均增速將保持在4.7%以上，到2050年，中國經濟規模總量可能是美國的1.5至1.7倍，人均GDP是美國的40%到50%（此組數據來自2020年12月20日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主辦第五屆國家發展論壇）。可見，中國經濟總量還將保持數十年較快增長。在此過程中，隨著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同步發展和區域協調發展，全社會用電需求將保持一定的增速用于支撐全社會電氣化水平的提高，電能作為社會發展必需品的作用日益突出。根據國網能源研究院預測，2035年、2050年中國全社會用電量需求總量分別為11.5~12.9萬億千瓦時（年均增速2.9%~3.7%）、12.4~14.7萬億千瓦時（年均增速1.7%~2.3%）。未來15年、30年中國全社會用電量年均增速大概率將保持3.5%和2%左右。我國在落實“減碳國際承諾”時應該充分考慮到如何保障好未來幾十年的電力保障問題，避免出現為了減排而影響企業生產合理用電等不正常現象。

第三，中國東西部發展不平衡問題依然突出。東西部發展不平衡是影響我國發展的重大問題。從電力角度看，西部省份包括了我國主要能源電力輸出省份，在我國西電東送、跨區跨省電力送出等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表1、表2分別給出了西部、東部省份在2019年人均GDP和單位電量GDP兩個維度上的比較。2019年全國人均GDP為7.06萬元，西部省份僅有重慶超過全國平均水平，甘肅、廣西、山西、貴州、云南、青海等西部省份遠低于全國平均水平。2019年全國單位電量GDP平均值為13.64元/千瓦時，西部省份中寧夏、青海、內蒙古、新疆和甘肅等省份的該指低于全國平均水平超過50%，甚至75%。可見，我國西部和東部省份在經濟發展水平、電力的經濟轉化效率等方面存在明顯的不平衡問題。落實電力領域“減碳國際承諾”，必然深刻影響我國電力供給體系，特別是西部以煤電為主的重要電力供給省份的產業格局、經濟發展，如何將“減碳”轉化為促進東西部協調發展、推動西部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的歷史機遇，是擺在我們面前的重大歷史命題。實現東西部協調發展也是實現我國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應有之意。

筆者認為，新型舉國體制、較長時期的快速發展、東西部不平衡問題和能源電力系統轉型，對我國電力領域“碳達峰”工作具有重要影響，也是我們在研究、分析相關問題時應該加以重視的中國具體國情。脫離中國國情的中國的“碳達峰”“碳中和”工作方案不可能取得成功，將是毫無意義的。

三、小結

中國的碳減排、“碳達峰”“碳中和”既是中國自己的事情，也是全球碳減排事業的有機組成部分。

將中國的“碳達峰”“碳中和”工作置于國際大背景中，有利于中國融入全球治理體系，發出“中國聲音”，努力將“中國見解”“中國標準”轉化為“國際標準”和“國際規則”，最大程度地在多邊框架下保護好中國利益和發展權利。

中國的“碳達峰”“碳中和”工作最終還是要靠中國人在自己的土地上一步一步落實下去的，因此，應將“碳減排”“碳達峰”這類“情懷和責任”與中國具體國情緊密結合，這會賦予抽象的“情懷和責任”實際意義和生命力。更為重要的是，應按照“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新發展理念要求，將這種被賦予實際意義和生命力的“情懷和責任”轉化為各類方案、戰略、規劃、政策、工程、標準等具體工作行動和成果。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