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八大開啟了新時代，全黨自上而下認真落實中央“八項規定”，全力整治“四風”。經過幾年的努力，享樂主義、奢靡之風基本得到遏制，但形式主義和官僚主義仍然頑固存在，嚴重地損害了黨的形象，極大地破壞了黨群關系，已成為貫徹落實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和黨中央重大決策部署的障礙。在十九屆中央紀委三次全會上，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加強黨的政治建設，保證全黨集中統一、令行禁止”，并指出“要把力戒形式主義、官僚主義作為重要任務”。

一、形式主義和官僚主義的定義

形式主義和官僚主義是表現在官員身上的各種無實際作用或危害國家與人民利益的公務（公職）行為。形式主義和官僚主義常與腐敗交織在一起，是一些官員以權謀私的“道具”和“障眼法”。形式主義者和官僚主義者是披著偽善外衣的惡人，是寄生在國家和人民利益上的癌細胞。

二、形式主義和官僚主義的起源

形式主義和官僚主義與組織和私利伴生，最早出現于原始社會時期。荀子曰：“（人）力不若牛，走不若馬，而牛馬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人類之所以要有組織，就是因為組織可以有效地實現人的目標。人在執行組織賦予的權力時，一旦失去了有效的監督，就會產生形式主義和官僚主義，甚至出現腐敗。

（一）形式主義的起源

我國古代君王謚號制度的創建初衷是好的，即用幾個字對去世國君進行個人總結。但好景不長，國君謚號從周代的平均1-2個字，逐漸演變成清代的平均25個字，謚號制度變成了古代最大的形式主義。帝王出巡和諸侯千乘之駕，也都是高級形式主義。

春秋戰國時期禮崩樂壞、信用缺失、君臣異心，君主已經無法依靠道德來維護其統治，劫君弒主、篡權奪位的事情時有發生。先秦法家韓非子提出“人主之患在于信人，信人，則制于人”和“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有好惡，故賞罰可用，故禁令可立，而治道具矣”，主張用法律形式主義維護君主專制。“泱泱中華，禮儀之邦”，可不少儀式裹挾著各種利益，淪為了形式主義。“晉文公好惡衣”和“楚王好細腰”兩個故事更是映照出了滿朝臣子的諂媚之態，即《孟子•滕文公上》中所說的“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顿Y治通鑒•隋紀》中“中國亦有貧者，衣不蓋形，何如以此物與之，纏樹何為？”也是典型的形式主義?！杜f唐書•玄宗本紀》記載：“百寮表請以每年八月五日為千秋節，王公以下獻金鏡及承露囊，天下諸州咸令宴樂，休假三日，仍編為令。從之。”首屆“千秋節”結束后，大臣們紛紛向唐玄宗敬獻各種精美的銅鏡。唐玄宗也在鑄鏡業最發達的揚州定制銅鏡，頒發給四品以上的官員，并命名為“千秋鏡”，此后幾年進獻“千秋鏡”的形式主義愈演愈烈。據《雞肋編》記載，南宋初年，金兵南下，屢戰屢敗的南宋朝廷設立了一個“幾乎賞”，意指“幾乎要勝利了，差點要打贏了”。損失慘重的將領們用子虛烏有的理由邀功請賞，使皇上聽了臉上有光，朝臣們聽了心里激動?？梢娨坏π问街髁x產生思想依賴，就容易掩耳盜鈴、自欺欺人，把壞的看成好的，把問題當作政績。

明清科舉考試，皆以八股文為主要形式。實際上，唐朝科舉考試所采用的帖經、墨義就是明朝八股文的萌芽形態。到了南宋，程朱理學興起，考試范圍限制在朱熹集注的四書之內。到明清時，這種文體變得更加死板，每篇文章由破題、承題、起講、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部分組成，句子的長短、字的繁簡、聲調高低等均要相對成文，且字數限定，不許違背經注，不能自由發揮，只能重復搬弄，敷衍成文，“空疏無用，實于政事無涉”?！督ㄑ愿袷叫颉酚涊d：“近臣刑部主事茹太素以五事上言，其書一萬七千字……直至一萬六千五百字后，方有五事實跡。其五事之字，止是五百有零。”為此，朱元璋勃然大怒說，“虛詞失實、巧文亂真，朕甚厭之！”八股文“繁文縟節，篇幅冗長”，空話連篇，是一種形式主義的產物，是封建統治者愚弄和奴化知識分子的手段，是禁錮人民思想的工具。

最高端的形式主義是“制度決定論”，以為建立了某種不可更改的制度就能一勞永逸地解決社會問題、實現既定目標。典型代表是近幾百年的西方文明，在全世界到處推廣他們的制度、模式，其效果并不理想。西方民主制度的出發點本質是好的，卻總是敗給現實——因為政客“假大空”的風氣嚴重，喜歡說大話、講空話、喊口號。意見不同、黨派相爭時便演變成口水戰，大多流于形式，很少有人付諸實際行動，逐漸將他們原本引以為傲的“西方民主制度”推向了嚴重的“形式主義民主”的深淵。

（二）官僚主義的起源

起初，“官”本是臣吏之居所，意思是為君主和朝廷辦事者的處所，或管理群眾的處所，如《禮記•曲禮》中的“在官言官，在府言府”，鄭玄注解的“官謂板圖文書之處”。后來，“官”逐漸引申為對有政府職務人員的稱呼。據《仕贏學》記載：“夫上古無官，當時是也，民衣褐而穴居，食則同食，寢則同寢，無以己之私。而三代以下，豐饒日漸，倉有余廩，廄有余畜，民始有私。乃舉賢人，設百官。”《禮記•王制》記載：“官者，管也，以管領為名，若指其所主，則謂之職，故《周禮》云‘設官分職’，通卿、大夫、士也。”且早在堯、舜時代就產生了官吏升遷和考核制度，據《尚書•虞書•舜典》記載：“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僚”，原意有三種解釋。其一，指古代一種服苦役的官奴，如《左傳•昭公•昭公七年》中的“隸臣僚，僚臣仆”。其二，指官，官職，如《尚書•虞書•皋陶謨》中的“百僚師師”，《詩經•小雅•大東》中的“百僚是試”，《詠史》中的“世胄躡高位，英俊沉下僚”。其三，指一起作官的人，如《禮記•曲禮》中的“僚友稱其弟也”和《后漢書•鄭玄傳》中的“顯譽成于僚友”。

從語言的意義上說“官僚”可以簡單地理解為“官員”的意思，本是中性詞，但是幾千年來人們受到官僚的壓迫，在語言的演變中賦予了其貶義色彩。最初的官僚是非職業化的，且在國家出現后相當長的時期內，一直處于“非官非民”“亦官亦民”的狀態。至夏商周時代，貴族政治斗爭中已出現了官僚的身影，并在春秋戰國時期得到全新的發展，貴族政治向官僚政治轉變。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統一六國建立了中央集權的第一個封建社會的官僚制度體系。漢承秦制，《漢書百官公卿表》中，奉常、中尉、衛尉、少府、廷尉、典客、郎中令、太仆、宗正、治粟內史，分別掌管宗廟禮儀、徼循京師、宮門衛屯兵、山海池澤之稅、刑辟、諸歸義蠻夷、宮殿掖門戶、輿馬、皇親國戚、谷貨等。漢代數任統治者繼續發展并逐步完善秦的官僚制度，奠定了中國古代官僚制度的基本框架。唐朝官僚職務進一步分化，實行三十品級官制，官僚機構進一步膨脹。到了明清時官僚集團更加龐大，為了減輕對其薪水的負擔，當時的朝廷實行官員按照等級劃分擁有不同的特權以及比較低薪水的政策。因此底層的官員為了獲得更大的特權想盡一切辦法往上爬，導致當時官場貪污腐敗成風、行政效率低下。中央朝廷為保持政令的實行，增加了更多的機構和辦事人員，造成官僚機構惡性膨脹，官僚主義、貪污腐化盛行。

同樣，西方的“官僚主義”并不是誕生伊始就被視為洪水猛獸。官僚主義源于官僚政治，官僚政治中的官僚階層則是官僚主義的行為主體。以西歐為例，西歐的社會發展過程可分為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貴族社會、民族國家興起時期以及民主社會。亞里士多德在《雅典政制》中指出：在德拉科以前，古時政體的官職有君王、督戰官和執政官。斯科特•戈登在《控制國家——西方憲政的歷史》中寫道“雅典通過政府機構控制官僚的權力”。到了封建貴族社會時期，出現了采邑制及一套嚴格的爵位等級制度（王、公、侯、伯、子、男、騎士），各等級之間有嚴格的隸屬關系。隨著民族國家的興起，傳統等級制度勢微，新型的資產階級與市民階層崛起，成為國家內部不可小覷的力量，并日益承擔起社會管理的任務。這一時期的社會管理體系已不能簡單靠采邑制和爵位等級制來維持，于是，官僚政治開始形成，西歐的君主們在自己的王國內擁有一切權力，官員由君主任免，有祿無地，且職位不能世襲。人都是有利己心的，都希望以最小的成本獲得最大的利益，作為社會管理體系主體的官僚階層也是如此。特別是在社會管理體系存在缺陷或賦予了官僚極大的權力，官僚的利己行為得不到監督與控制時，官僚主義就產生了。

（三）形式主義和官僚主義的關系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形式主義實質是主觀主義、功利主義，根源是政績觀錯位、責任心缺失，用轟轟烈烈的形式代替了扎扎實實的落實，用光鮮亮麗的外表掩蓋了矛盾和問題。官僚主義實質是封建殘余思想作祟，根源是官本位思想嚴重、權力觀扭曲，做官當老爺，高高在上，脫離群眾，脫離實際。”形式主義和官僚主義說到底是腐敗分子的“道具”和“障眼法”，它們有時會單獨出現，來回折騰、反復干擾，增加工作負擔。但更多時候，形式主義和官僚主義緊密糾纏在一起，相互借勢、共同發威，猶如一對如影隨形的孿生兄弟。從一定意義上講，形式主義是表，官僚主義是里；形式主義是果，官僚主義是因。形式主義的要害在于只重形式，不重內容；只求表面，不顧實質；只圖虛名，不求實效。官僚主義的要害在于只重權力，不重責任；只圖上級滿意，不顧群眾感受；只重主觀意圖，不顧客觀實際。

上級不顧實際，下級應付差事，官僚主義催生形式主義，變得更加令人生厭，更加讓人不可理喻；形式主義借勢官僚主義，雖然臭名昭著，卻能經常聽到表揚和夸獎，反過來助長官僚主義。例如那些永不停歇的文件、無休無止的會議、空洞冗長的發言材料，以及還未實踐就寫好的經驗總結、檢查考核中的彩排預演等，都是形式主義和官僚主義共同演繹的結果。二者相互作用，給黨、國家和人民的事業與利益帶來了嚴重危害，加大了形式主義和官僚主義的治理難度。

三、形式主義和官僚主義的特征

形式主義和官僚主義實際上是某些人根據自己利益的需要，把簡單的事情做復雜，把復雜的事情做簡單的現象，是腐敗分子的“道具”和“障眼法”。形式主義有多種表現，本質只有一個，重形式而不重實效，弄虛作假。官僚主義也有多種表現，但本質也只有一個，想當官而不想干事，心中只有個人的利益。那就要玩虛的，做表面文章。于是，形式主義就成了官僚主義者最喜歡、最擅長的謀官保官手段，官僚主義者也就成了形式主義最好的保護傘。形式主義、官僚主義的特征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隨著形勢發展變化不斷變異，且殘存下來的必然會變得更加隱蔽狡猾。盡管在不同歷史時期形式主義和官僚主義的特征有所不同，但萬變不離其宗，二者始終相互借勢、如影隨形。

馬克思1871年在《<法蘭西內戰>初稿》中就明確提出“社會公仆”與“人民勤務員”的概念，強調由各公社選舉它們的行政的和創制法律的公職人員，防止公權力異化；以真正的責任制來代替虛偽的責任制，防止公共責任失位與公共責任缺位。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列寧在領導俄國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的過程中，提出執政黨的地位很容易使一部分黨員沾染形式主義和官僚主義習氣，高高在上，習慣于發號施令，甚至違法亂紀、破壞黨群關系。他將官僚主義視為“膿瘡”、把官僚主義者稱為“最可惡的敵人”，號召黨要領導人民群眾反對這種敵人、征服這種敵人、懲辦那些犯有拖拉作風和官僚主義罪過的人，否則就會脫離群眾，最終一事無成。

在封建社會時期，由于交通不便，政府對官員的監管極其困難，“欽差出巡”與“微服私訪”等從中央到地方的監管手段空有力度而頻數不足，以至于“天高皇帝遠”“上有政策下有對策”。這個時期人治大于法治，官職的升降在于上級的評判，上層官員手眼通天，下層官員阿諛奉承，形式主義和官僚主義現象可謂層出不窮。

新中國成立前，毛澤東主席1930年在《反對本本主義》中指出：“不根據實際情況進行討論和審察，一味盲目執行，這種單純建立在‘上級’觀念上的形式主義的態度是很不對的。為什么黨的策略路線總是不能深入群眾，就是這種形式主義在那里作怪。”1933年又在《必須注意經濟工作》中強調“動員群眾的方式，不應該是官僚主義的”“要把官僚主義這個極壞的家伙拋到糞缸里去”，并指出官僚主義主要表現為不理不睬敷衍塞責的怠工和命令主義。

新中國成立后，周恩來總理1963年在《反對官僚主義》中生動地刻畫了官僚主義：高高在上，狂妄自大，蠻橫專斷，頤指氣使；不了解下情，不調查研究，脫離群眾，脫離實際；人浮于事，不務正業，遇事推諉，辦事拖拉；老于世故，巧于應付，上捧下拉，面面俱圓；假公濟私，移私作公，監守自盜，執法犯法等等。此外還提及了文牘主義和形式主義：指示多，不看；報告多，不批；表報多，不用；會議多，不傳；來往多，不談。今天看來，其認識之深刻、概括之全面，仍嘆為觀止。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準確形象地給新時代的形式主義和官僚主義畫了“肖像”：形式主義具體表現為知行不一、不求實效，文山會海、花拳繡腿，貪圖虛名、弄虛作假；官僚主義具體表現為脫離實際、脫離群眾，高高在上、漠視現實，唯我獨尊、自我膨脹。且能力不足而“不能為”、動力不足而“不想為”、擔當不足而“不敢為”，以及在從嚴治黨過程中出現的無利而不愿為、無心而懶作為、居功而不再為、居過而不敢為、應付而慢作為、積極而反作為等形形色色的“為官不為”現象，都可謂是形式主義和官僚主義的新變種。

黨的十九大以后，新華社發表的《形式主義、官僚主義新表現值得警惕》一文中所列舉的十種現象，即一些領導干部調研走過場、搞形式主義，調研現場成“秀場”；一些單位“門好進、臉好看”，但“事難辦”；一些地方注重打造領導“可視范圍”內的項目工程，“不怕群眾不滿意，就怕領導不注意”；有的地方層層重復開會，用會議落實會議；部分地區寫材料、制文件機械照抄，出臺制度決策“依葫蘆畫瓢”；一些干部辦事拖沓敷衍、懶政庸政怠政，把責任往上推；一些地方不重實效重包裝，把精力放在“材料美化”上，搞“材料出政績”；有的領導干部熱衷于將責任下移，“履責”變“推責”；有的干部知情不報、聽之任之，態度漠然；有的干部說一套做一套、臺上臺下兩個樣，都是形式主義和官僚主義的新表現，也都是典型的“為官不為”新現象。

四、新時代形式主義和官僚主義

新時代形式主義和官僚主義并不是新時代驟然產生的，而是過去長時間積累的結果。形式主義和官僚主義之所以頑固難治，是因為其時間之長、程度之深、范圍之廣、相互借勢、玩小圈子、手段陰險、方法狡詐、極重難返，已成為腐敗分子的一種需要，一種時尚，一種享受，一種習慣，一種向往，必須予以擊破。

改革開放需要有文化、懂專業、會管理的各類人才，而選拔人才的主要標準是學歷、學位、文憑、專長和職稱，忽視了德育標準。一些人把學到的知識當作升官發財的階梯，忘記了黨、國家和人民含辛茹苦的培養。一些黨員干部盲目追求GDP增長，貪圖過好日子，忘記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工農紅軍二萬五千里長征路上的艱辛，忘記了中國共產黨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政黨。在長期宣傳鼓的“導師”，一些干部和老板結成了“買辦干部”或“買辦領導”，逐步出現了嚴重的以權謀私的貪腐現象，如插手干預招商引資、辦廠經營、資產重組、改制、貸款、集資、期貨、股票等經濟活動，一些官員及其家屬還持有企業的股份或股票，“官”“企”共同發力推動GDP快速增長。由于缺乏對干部和市場的監管經驗及配套的管理措施，部分干部巧妙地把私人單位（私企）的血管與國家的動脈血管無縫連結，從而吸取國家的“血液”和“營養”，成為了“官企寄生蟲”。工作干好干壞一個樣，只要有錢過好日子就行。同時，屏幕上充斥著好吃、好喝、好穿、好看、好玩、好樂的廣告和宣傳片，把西方腐朽糜爛的生活方式統統搬到了中國，負面影響之大之廣之深，導致高消耗、高排放、高污染，破壞了生存環境，枯竭了自然資源，造成了生態失衡，引發了氣候災難，出現了生存危機。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反復強調生態文明建設的重要性，明確提出“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體，要統籌兼顧、整體施策、多措并舉，全方位、全地域、全過程開展生態文明建設”，并強調“堅持治山、治水、治氣、治城一體推進”。本意是充分利用光合作用機制，通過擴大光養生物的繁衍面積和空間，提高生態文明建設的效率，吸收溫室氣體，應對氣候變化，調節生態平衡，獲得生物資源，促進經濟發展，形成大自然、大環境、大生態、大碳匯、大資源、大經濟、大數據的一體化發展新格局，實現社會經濟生產總值與自然生態生產總值平衡發展新模式，解決環境污染、生態失衡、資源枯竭與氣候災難等問題。但一些部門和地方政府機關的領導干部不深入學習理解中央加強生態文明建設的目的和意義，沒有效率指標，讓追求利潤最大化的經濟組織（私企）承擔項目，用盈利的方式從事生態文明公益事業，項目立項、招標和驗收的內容與生態文明建設的原理、定義、目標、方法、流程、成果毫不相關，結果造成國家每年少則幾億、幾十億、幾百億，多則可達數千億或數萬億的經濟損失。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共謀全球生態文明建設，深度參與全球環境治理，形成世界環境保護和可持續發展的解決方案，引導應對氣候變化國際合作。”本意是通過生態文明建設吸收溫室氣體，控制因使用化石能源排放溫室氣體引起的全球氣候變暖，調節大氣圈碳熱氧平衡，維護地球上水、汽、冰共存的氣候平衡狀態，減弱減少自然災害。由于一些部門和地方的領導干部及專家不認真學習領袖的生態文明思想和科學知識，不深入基層認真調查研究，甚至盲目崇拜、模仿或照搬西方的理論與方法，推行“虛擬”的碳排放權“配額指標”交易，指定政府機關設立的中介機構（私企）搞碳普查、碳核算、碳核查、減排方案、減排項目，勾結國外反動勢力說草沒有碳匯，反對中國人提出的“光合作用就是碳匯”“草本碳匯”和“創建零碳（碳中和）發展模式”的發現、發明和創造性成果，或加以詬病、謾罵、侮辱、丑化、打壓，導致錯過了二氧化碳減排的極佳時機。國外有這樣的人，國內也有這樣的人。致使大氣二氧化碳越減越多，氣溫越來越高，造成大氣污染、灰霾肆虐、資源破壞、生態失衡、氣候變暖、臭氧穿洞、冰川融化、凍土釋毒、疾病流行、海面上升、海嘯增多、地震火山頻發等，給人類帶來了巨大的損失和無法挽回的災難。

習近平總書記說：“我們要維持地球生態整體平衡，讓子孫后代既能享有豐富的物質財富，又能遙望星空、看見青山、聞到花香。”生態保護紅線是指在生態空間范圍內具有特殊重要生態功能、必須強制性嚴格保護的區域，是保障和維護國家生態安全的底線和生命線。要根據區域光合作用與生物氧化的平衡來確定生態紅線的面積，即生產排放了多少二氧化碳，釋放了多少熱量，消耗了多少氧氣，就要保護吸收封存等量二氧化碳、熱量和釋放等量氧氣的生態面積。一些部門和地方政府官員遲遲不制定科學合理的“生態用地”管理制度，使生態建設項目無法落地。他們沿襲舊的思維方式，認為生態保護紅線是“禁區”，是“無人區”，任何項目都不能上，搞“一刀切”；一些地方在劃定生態保護紅線時，只簡單地以面積、海拔、行政區劃或山系等因素作為劃定標準，而沒有統籌考慮平衡、保護、發展與治理的關系；一些地方對劃入的保護區沒有統籌論證，直接把分散在各個部委、在不同歷史時期設置的各種保護區劃入紅線范圍；一些地方將大量農村居民點劃入生態保護紅線，很多數量的永久基本農田，僅以“開天窗”的方式扣除；一些戰略性的資源勘察活動，沒有留出明確的空間，短期和中長期重點項目建設面臨兩難境地。這些做法給自然資源綜合管理、環境治理、生態修復和應對氣候變化帶來了嚴重的影響。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保護生態環境就是保護生產力，改善生態環境就是發展生產力。良好生態環境是最公平的公共產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而形式主義和官僚主義卻阻礙了生態環境保護和治理的有效開展。一些公務（公職）人員作風不嚴不實，對分管領域的環境問題疏于監管、查處不力；一些公務（公職）人員在整改中不敢動真碰硬，讓問題遲遲得不到解決；一些公務（公職）人員沒有盡到把關職責，讓不具備資質的企業通過審批；一些公務（公職）人員在企業整改任務未完成的情況下虛報整改情況；一些公務（公職）人員“公權私用”，在環保項目招標過程中給打招呼的單位量身定制招標條件，違反公平競爭原則；一些國家、單位、個人在環境保護和治理上互相推諉扯皮或缺乏協作，需知環境保護和治理是沒有國界和地區之分的，大家應該承擔起共同保護、共同治理的責任。

習近平總書記說：“地方各級黨委和政府主要領導是本行政區域生態環境保護第一責任人，各相關部門要履行好生態環境保護職責，使各部門守土有責、守土盡責，分工協作、共同發力。”而有些省市自然資源部門將國有建設用地劃撥給破壞生態、增加污染的個人和民營企業，卻對進行生態文明建設的國有農用地不予劃撥，還大唱“法無規定不可為”，然而，為人民服務是沒有法律和行政障礙的。更有甚者，在一個項目中只給“科研建設用地”辦理出讓手續，對符合生態項目準入條件的配套國有農業科研用地十年不予劃撥，極大地違背了習近平總書記倡導的“生態優先綠色發展”理念。一些部門的領導干部存在畏難情緒，缺乏攻堅克難精神，對一些重大民生項目管理不善、推進不力；一些領導干部對土地出讓的管理不規范，或“官商勾結”“官商一體”搞房地產開發；一些部門在違法行為執法查處、后續跟蹤等方面存在不同程度的慢作為、消極作為等情況，使違法行為未能得到有效處置。

習近平總書記說：“沒有全民健康，就沒有全面小康。醫療衛生服務直接關系人民身體健康。”醫療衛生工作是關乎國計民生的大事，要把工作重點放到農村、基層、邊疆等缺醫少藥的薄弱區域，堅持“預防為主、防治結合”的方針，講究衛生，減少疾病，提高健康水平?？尚l生管理部門不嚴格整治私醫私藥，造成醫療醫藥泡沫經濟，坑害了人民群眾；一些地方的基層醫療衛生機構由于獲得的醫療資源少，條件差，待遇低，導致人才斷檔，甚至無人應診；一些干部在貫徹落實惠民政策中不守規矩、隨意決策，讓好政策變了味；一些公務（公職）人員收受醫療機構和患者禮品禮金，索賄受賄，為參保人員提供虛假發票，將應由個人負擔的醫療費用計入醫療保障基金支付范圍，為不屬于醫保范圍的人員辦理醫保待遇，為非定點醫藥機構提供刷卡記賬服務，冒名、掛名等虛假住院；一些醫療衛生人員多設檢查項目、開大處方、亂收費、違規網下采購藥品、偽造醫療文書和票據；一些公務（公職）人員吃拿卡要、優親厚友；一些醫院在窗口服務中不按照權力清單和業務流程開展工作，導致群眾看病難。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加強社會保障體系建設。全面建成覆蓋全民、城鄉統籌、權責清晰、保障適度、可持續的多層次社會保障體系。”據《社會保險費申報繳費管理規定》第三十條：用人單位未按時足額繳納社會保險費的，由社會保險經辦機構按照社會保險法第八十六條的規定，責令其限期繳納或者補足，并自欠繳之日起按日加收0.5‰的滯納金；逾期仍不繳納的，由社會保險行政部門處欠繳數額1倍以上3倍以下的罰款。即單位為員工補繳多少錢的社保，就要繳納相應數額的罰款，否則不能補繳。這無疑增加了企業負擔，使大批企業因無力支付滯納金而倒閉，令經濟發展雪上加霜。2020年初，受疫情影響，大部分企業無法正常生產，為減輕企業負擔，國家相關部門發文減免三項社保單位繳費部分。出發點是好的，但隨著中國社會老齡化加劇，給本就脆弱的社保養老金帶來空前壓力。既要減輕企業和個人負擔又要讓國家可持續發展，堅持務實避免流于形式，社保領域的形式主義和官僚主義整飭追責勢在必行。

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要看真貧、扶真貧、真扶貧，少搞一些盆景，多搞一些惠及廣大貧困人口的實事。”中央提出深化體制改革就是要改革不合理的規章制度，制定《反返貧法》，以制度阻斷返貧，治理體制性貧困、災害性貧困、事故性貧困，懲治懶惰性貧困，鏟除滋生貧困的條件。注重對貧困戶的技術培訓，提高貧困群眾的科學文化素質，引導貧困人群自力更生、奮發圖強，從“輸血式”扶貧向“造血式”治貧轉變，使貧困人口真正脫離貧困?？捎械牡胤綀绦袝r卻走樣變味，文山會海、層層填表、數字脫貧、花樣繁多、重復不止、朝令夕改。一些地方犯“急躁癥”，出臺一些急功近利的幫扶措施，導致假脫貧或返貧；部分地方“造亮點”“堆盆景”，搞政績工程；一些地方工作不認真負責，審核把關走過場，導致錯評漏評；一些地方為了做到精準識貧、精準扶貧，制一大堆表格要下面填寫，并在貧困戶家中貼掛許多戶主看不懂的宣傳材料、版面等；一些基層干部忙于填寫各類表格，加班加點，甚至無暇進村入戶調研辦實事；一些表格需要貧困群眾親自填報，但表格設計太復雜，填寫項目太多，而且有很多群眾弄不清楚的術語；一些地方檢查考核出現偏差和誤區，滋生“迎檢文化”，追責泛化、簡單化。

習近平總書記說：“教師是人類靈魂的工程師，是人類文明的傳承者，承載著傳播知識、傳播思想、傳播真理，塑造靈魂、塑造生命、塑造新人的時代重任。”學校是教書育人的場所，教學秩序的有序維護，關系著培育造就一大批推動事業薪火相傳的優秀人才。然而，近年來，各種考評、比賽、評估層出不窮，有的甚至工作剛安排就開展督查檢查評比考核，嚴重干擾正常教育教學活動；有些學?；蚪逃块T強制要求教師每天在微信群中上傳工作照片、視頻，重留痕輕實績；有些教師為了表明工作“真干了”，照片、視頻、簽字確認一個不落，甚至組織補拍、擺拍，心思都花在了與教學無關的事情上；有的地方培訓走過場、搞“攤派”，人數不夠教師來湊，讓教師疲于應付；有的管理部門將自己承擔的法規普及、宣講等工作“甩”給學校；有的地方搞慶典、招商、拆遷等與教育教學無關的事項，也要找教師、進校園；有的同志積極完成上級交辦的工作，卻對自己本職工作敷衍了事，以致教學質量不高；有的院校層級過多，機構臃腫，指揮的人多，實際干活的人少，互相推諉扯皮，打官腔，效率低下。

習近平總書記說：“科技興則民族興，科技強則國家強。”中國古代的四大發明皆沒有在國外發表論文，卻是領先世界一千多年的重大科技成果，為中國文明和全世界文明作出了重大貢獻?，F在的科技評獎，大多將“論文、職稱、學歷、GDP”作為評價機制，偏離了產出成果“是否具有原創性發現、是否具有創新”的本質，易導致學術界出現浮躁、學術不端、唯利是圖的現象；一些地方評獎的時候甚至還對年齡、工作單位、工作時間作出要求，嚴重阻礙了我國基礎科學研究乃至整個科技事業的發展；一些地方忘記了核心技術的背后還需要基礎理論的支撐，評獎時只考慮前沿技術或核心技術研究，而忽視基礎理論研究，甚至是直接砍掉；課題時髦、文章多的那些人（如“洋磚家”）大紅大紫、名利雙收，而研究真問題、做真學問的那些人反而成了異類，甚至被“打入冷宮”；一些參加鑒定和評獎的成果質量低劣，但經申請人一番“梳妝打扮”，卻變得“光彩奪目”；一些人因為職稱評聘或其他方面的特殊需要，通過賄賂等手段打通評委“關節”，請求評委予以特殊照顧。這些形式主義和官僚主義行為與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尊重勞動、尊重知識、尊重人才、尊重創造”的方針背道而馳。長此以往，一個民族敢于用別人不同的眼光、不同的思路理解問題的科學素質將會被徹底消解。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自主創新是開放環境下的創新，絕不能關起門來搞，而是要聚四海之氣、借八方之力。”評院士要有“發現”“發明”和“創造”，要提出原理、定義、目標、方法、流程和成果。目前院士評選是根據院士投票結果對候選人進行的排序和淘汰，仍是一種非常機械化的淘汰制。由于新學科的發展，院士對新興學科和交叉學科不熟悉也容易導致評估結果不公平，一些做得很出色的候選人可能因此被淘汰，也為候選人活動造勢甚至送禮拉選票創造了條件，比如送名貴煙酒保健品或邀請院士做學術報告等來拉攏感情；某些學科中，90%以上的教授在90%以上時間不聽學術報告的現象比比皆是；有些人不聽國際重要科學家的報告，而為了當選院士的投票只聽國內院士的報告。

習近平總書記說：“不能讓繁文縟節把科學家的手腳捆死了，不能讓無窮的報表和審批把科學家的精力耽誤了。”科研經費是科學研究的基礎保障，經費落實的效率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取得科研成果的效率?？赡壳绊椖可陥罅鞒毯蛨箐N流程依然繁瑣，這無疑會占用科研機構的大量時間，拖延項目進度，甚至貽誤技術攻關的最佳時機。經費分配不看學術能力，反而看單位級別、行政位置和公關能力，“官大學問大，權大經費多”，把做實事的專家拒之門外，甚至很多經費被“中介”“老板”層層包工。同時由于科研活動的“論文導向”，不少科研課題和研究內容存在“閉門造車”的情形，脫離了實際情況，浪費了大量的創新投入。申報評審以在國外刊物（如《Nature》《Science》《Cell》）上發表論文作為主要衡量指標，一些科研取得的數據和技術被無償公布于國際，而國人卻知之甚少。這些形式主義和官僚主義行為白白浪費了國家資金，嚴重阻礙了民族自主創新，不利于科學事業的發展，甚至還可能泄露國家科研機密，遲滯或打斷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進程。

在上述情況下，一些“官企寄生蟲”過上了花天酒地的幸福生活，他們早已忘記了中國共產黨的“初心”和“使命”，對黨和人民的事業漠不關心，心中只有個人利益，唯上、唯權、唯名、唯利，玩小圈子、官官相護、拉幫結派、投機鉆營。因為只有這樣，他們才能“事半功倍”地竊取權力和利益。表面上看是形式主義和官僚主義，實際上掩蓋的是利益。脫離了黨和人民群眾，是產生形式主義和官僚主義的根本原因。一些干部和富人還把錢存到國外，并在國外購房置業或辦廠興業，洋人怎么說，他們就怎么做。久而久之，“為人民服務”變成了“為人民幣服務”；社會上也出現了貧富懸殊和兩極分化的現象；甚至滋生了出賣國家機密、叛黨叛國的叛徒內奸工賊。這些自私自利的行為令一些封建的東西死灰復燃，出現了為官不仁、為富不仁等諸多丑惡的社會現象。

五、形式主義和官僚主義的危害

形式主義和官僚主義一旦公開化、普遍化、常態化、社會化，即形成“社會形式主義”和“社會官僚主義”，這個社會就進入了桎梏，使國家“病入膏肓”，甚至導致政權滅亡。清朝末年，官場結黨營私，互相傾軋，賣官鬻爵，賄賂成風，腐敗不堪；軍事裝備陳舊，操練不勤，營務廢弛，紀律敗壞；閉關鎖國，閉目塞聽，盲目排外；導致國庫日益虧空，入不敷出，階級矛盾激化，農民反抗斗爭激烈，最終王朝覆滅。國外如蘇聯，機構臃腫、工作拖延、官僚腐化、脫離實際。1922年僅莫斯科一個城市中就有超過24萬官員，可采購食品的船只到港口兩個月后，這批市民急需的食品還沒有開始分發，到處是絕望的哭聲；1925年的20773件司法案件中有6698件涉及盜用公款；勃列日涅夫時期，蘇聯的特權階層發展到50-70萬人，加上他們的親屬，共有300萬人之多，約占全國總人口的1.5%，此時，貪污、盜竊及將國家財產據為己有的現象非常普遍；1985年戈爾巴喬夫上臺后不顧國情，淡化政黨的統一性，弱化16個聯邦的團結，致使經濟不斷滑坡，人民生活水平持續下降，同時引發了蘇聯的特權階層強烈不滿和社會動蕩；蘇聯的內部矛盾和國際上存在的尖銳復雜的政治、經濟、軍事斗爭最終導致了1991年蘇聯解體。

新時代形式主義和官僚主義內涵深刻、外延廣泛，問題積累時間長、表現復雜、覆蓋面大、相互借勢、玩小圈子、隱蔽性強、難以識別、頑固反復、危害巨大、治理困難；阻礙了馬克思主義的傳播和發展；影響了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貫徹執行；嚴重破壞了黨內政治民主生態；侵害了國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破壞了黨和人民群眾的血肉關系；妨礙了人才選拔和社會的進步；威脅著國家社會主義制度的安全。

（一）阻礙馬克思主義的傳播發展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學習運用《共產黨宣言》，就要不忘初心、牢記使命，始終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更好增進人民福祉，推動人的全面發展、社會全面進步。”一些機關企事業單位覺得上網就可看到黨報黨刊，沒有必要多訂黨報黨刊，僅“象征性”地訂一份存檔；一些黨員干部不讀黨報黨刊及廉政刊物，卻沉湎于花邊新聞、八卦新聞。形式主義者和官僚主義者罔顧事實，弄虛作假，拋棄了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思想，用功利性、市儈性的選擇來褻瀆馬克思主義，沒有黨性，違背了黨的性質與宗旨；用唯心主義取代唯物主義，忽視實際情況，抗拒落實工作，妨礙了工作的正常開展，削弱了黨員干部運用馬克思主義結合實際解決問題的能力。共產主義不是靠做表面文章就能實現的。形式主義和官僚主義不僅影響了黨和政府聲音的覆蓋，還阻礙了馬克思主義的傳播和發展，甚至威脅著國家社會主義事業的健康發展。

（二）影響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執行

習近平總書記說：“全黨必須牢固樹立政治意識、大局意識、核心意識、看齊意識，自覺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動上同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每一個黨的組織、每一名黨員干部，無論處在哪個領域、哪個層級、哪個部門和單位，都要服從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確保黨中央令行禁止。”形式主義者和官僚主義者用會議傳達會議、用文件傳達文件，涉及具體貫徹執行時，卻等、拖、慢，甚至任意曲解中央的路線方針政策，陽奉陰違，搞假政績，把圈子利益凌駕于黨、國家和人民的利益之上；口頭上講責任，行動上沒責任，且常以紙上的考核代替實際的考核；把黨中央的決策虛化，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對中央的決策要么不執行，要么用形式主義的方式來執行，搞選擇性執行、選擇性落實，最終導致問題解決不了，發展搞不好，阻礙黨實現共產主義的終極目標。

（三）嚴重破壞黨內政治民主生態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嚴肅黨內政治生活、凈化黨內政治生態是偉大斗爭、偉大工程的題中應有之義，是我們黨堅持黨的性質和宗旨的重要法寶，是我們黨實現自我凈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重要途徑。”形式主義者和官僚主義者向來以圈子規則代替政治紀律、以圈子利益取代國家和人民的利益；務虛不務實，擺花架子，浮躁虛夸，吹牛拍馬，在黨內弄虛作假，在社會上欺上瞞下；部分領導把干部選拔任用和考察的程序擱置一旁，走過場，提拔“身邊人”牟取私利，不但助長了歪風邪氣，還嚴重損害了黨的公信力，在黨內和社會上產生了極其惡劣的影響。所以，形式主義和官僚主義嚴重的地方，必然黨風不正，社會風氣浮躁。

（四）侵害國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全黨同志必須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不斷帶領人民創造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在形式主義和官僚主義的影響下，很多政策的結局往往是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財力、精力成本，但事情卻沒有做或沒有做好，即社會資源沒有發揮出應有的效益。那些拆了建，建了又拆，挖了填，填了又挖的永久工程，就是最好的說明。至于那些為了裝潢門面而動用大量人力物力搞起來的表面景觀，則更不用說。本來給群眾謀求的福利，結果要么層層盤剝、內外勾結侵吞，要么白白把錢扔進水里，總是到不了群眾的手里。形式主義和官僚主義嚴重侵害了人民的利益，腐蝕了黨的干部隊伍，損害了黨和國家的形象，是人民群眾最痛恨的紀律和作風問題。

（五）破壞黨和人民群眾血肉關系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黨的作風就是黨的形象，關系人心向背，關系黨的生死存亡。”黨的干部是人民的勤務員，可形式主義者和官僚主義者在工作中不深入了解群眾的需求和意愿，不認真關心群眾的困難和疾苦，高高在上，華而不實，懶政庸政怠政，拒群眾于千里之外，以官老爺自居。即使下去搞所謂調查研究、了解民情，也是前呼后擁、走馬觀花、蜻蜓點水，和普通群眾搭不上話，滿足于走過場，搞聲勢，給群眾帶來很多額外的麻煩和負擔，而群眾需要解決的問題卻遲遲得不到解決，群眾最怕這樣的調查研究。自己的事情穿心過，人民的事情風吹過，缺乏工作激情，毫無自律意識的消極懈怠導致群眾的正常需求得不到滿足，勢必會引起人民群眾的反感與不滿，加深黨和人民群眾的矛盾與隔閡，破壞黨和人民群眾的血肉關系。所以，形式主義和官僚主義嚴重的地方，黨群干群關系肯定難以融洽。

（六）妨礙人才選拔和社會的進步

習近平總書記說：“辦好中國的事情，關鍵在黨，關鍵在人，關鍵在人才。綜合國力競爭說到底是人才競爭。”近年來，一些地方多次爆出違法獲取考試信息、篡改考生信息、年齡造假、工齡造假、學歷造假、政績造假、冒名頂替的案件；一些地方和單位選人用人看關系、看后臺，違規提拔任用領導干部近親屬，導致“近親繁殖”“蘿卜招考”“帶病提拔”“買官賣官”“跑官要官”等腐敗現象層出不窮；一些地方引進人才時，只給有留洋經歷的博士或博士后及國外人才配套科研經費、安家補貼和住房補貼，而國內自己培養的專家、博士卻沒有這些待遇。這些形式主義和官僚主義演變成了洋奴主義，極大地妨礙了人才選拔和社會進步。

六、歷史上形式主義和官僚主義的治理

形式主義和官僚主義自古有之，是常見病、多發病，也是容易變異的頑癥。如果任其泛濫，那么“癬疥之疾”就會成為“心腹之患”，使社會、國家“病入膏肓”。歷史上，各國在治理形式主義和官僚主義方面有過很多積極的探索，頗有深意，值得借鑒。

早期的法治是以形式主義的法治為特點的。亞里士多德認為：“要使事物合乎正義（公平），須有毫無偏私的權衡；法律恰恰正是這樣一個中道的權衡。”在早期的羅馬《市民法》中，形式主義集中體現在身份、婚姻、遺囑、所有權轉讓、契約、訴訟等方面，手續繁雜。到了后期，形式主義弊端日趨明顯，為了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裁判官運用自由裁量權通過創設程式來救濟當事人就成為大勢所趨。《裁判官法》比《市民法》更靈活，它在不損害《市民法》固有形式的前提下，依據經濟關系的客觀需要，以新創設的一系列制度彌補了舊法中嚴格形式主義的弊端，推動了羅馬法的發展。

戰國時期，秦國就以考課嚴謹、賞罰分明著稱。秦始皇崇尚法治，吏治嚴酷，統一六國后，在進一步豐富和完善原來制度的基礎上，實現了考課內容和程序的法律化。且隨著封建君主專制制度的確立，吏治思想和理論不斷得到發展。如秦有《課律》《語書》和“五善五失”；漢有《上計律》和“考課”；唐有“四善二十七最”；宋有《京官考課法》《州官考課法》《監司考課法》《元年考課法》《守令課》《縣令課》；明初“考察”“考滿”之法并行，“考察”又稱為“大計”；清沿明制，順治實行“考核”，康熙時罷之，專行“考滿”，四年罷“考滿”，復行“大計”，三年舉行一次。期間為反對形式主義和官僚主義，確保國家官員遵紀守法，相繼出現了御史、給事中、司隸、都御史等行使監督調查之責的官職，后來還發展出廠、衛等直接對皇帝負責的權力機構。

在古代，勤政的皇帝為什么每天要批閱奏折到半夜？因為，喜歡說廢話、搞形式主義的臣子很多。后周郭威為了祛除空洞無物的文風積弊，對奏章內容作出嚴格要求，提出文武官員有益國利民之術，照實報來即可，直陳其事最佳，不要講究辭藻。明太祖朱元璋為了集權治理，罷廢丞相和中書省，親自處理大大小小的政務。批閱奏章是他最主要的工作，可有些官員寫奏章不講章法，拖沓冗長，嚴重地浪費了他的時間。后來，刑部主事茹太素一封奏章，成為朱元璋改革奏疏格式正文風的直接誘因。為此，朱元璋親自把這件事的經過寫成文章公告天下，并提出“若官民有言者，許陳實事，不許繁文，若過式者問之”。經過一番整頓以后，大臣再上奏章就簡略多了，朱元璋的工作效率大增。之后，明世宗發現形式主義有所抬頭后下令：“諸司章奏，不許煩詞，第宜明白，開陳要旨，庶易省閱。”

實行官員責任終身追究制。清朝有個糧價奏報制度，地方官每隔10天需向朝廷奏報當地糧價。一名姓侯的官員大搞形式主義，請當地有名書法家寫奏折，而上報的糧價從沒有變化過。1646年8月，這名官員卸任幾天后，當地遭受洪災，朝廷按他之前上報的糧價下撥賑災糧款時發現，他之前上報的糧價都是假的。朝廷并沒有因為他已經告老還鄉而對他在任時的形式主義行為一筆勾銷，對其進行了“消三年俸祿，告天下之罪”的處罰。另有乾隆年間貴州巡撫周人驥，上書朝廷要求疏通南明河，以便用船把貴州產的鉛運出去?？蓭啄旰蠛邮切尥炅?，卻壓根行不了船。乾隆派人實地調查后發現，“一線河流，洶涌直瀉，現在巨石滿河，船不能行”，朝廷急用的鉛仍是“押令苗民，終年負運”。更令乾隆氣憤的是，當初周人驥想修南明河僅在于撈取政績，為升遷鋪路。乾隆大怒，不僅摘了周人驥的烏紗帽，還責令“開河靡費銀兩，皆由周出”，讓周人驥丟官又丟財。

1845年，馬克思在《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中，將實踐的觀點引入認識論，強調對事物、現實、感性要從實踐的角度去理解，要把實踐當作認識的基礎和真理的標準。馬克思、恩格斯雖然沒有明確使用“形式主義”一詞，但卻對它的實質作了嚴厲的批判，馬克思強調“如果形式不是內容的形式，那么它就沒有任何價值了”。另外，馬克思和恩格斯針對“如何防止國家和國家機關由社會公仆變為社會主宰”，提出把行政、司法和國民教育方面的一切職位交給由普選選出的人擔任，而且規定選舉者可以隨時撤換被選舉者；對所有公務（公職）人員，不論職位高低，都只付給跟其他工人同樣的工資，即以選舉制來破除等級制、以公眾監督來克服“官員作威作福”、以真正的責任制來代替虛偽的責任制。列寧針對官僚主義的治理，提出大力發展社會生產力，創造一個使“官僚主義消亡以及上等人和下等人，不平等現象消亡的‘經濟基礎’”；裁減機構和冗員，正確地選拔人才，把合適的人員安排在合適的崗位，消除人浮于事的現象；加強檢查監督工作，保證黨和政府決議的貫徹執行；健全民主和法制，運用司法手段制裁官僚主義者；改革黨和國家的領導制度，強調黨對所有國家機關工作進行總的領導，明確劃分黨（及其中央）和蘇維埃政權的職權，使黨政各司其職，各盡其責；大力發展教育事業，重視干部教育，制定智育和德育相結合、教育和勞動相結合的方針，提高人民的科學文化水平。美國政治學學者威爾遜在《官僚政治——政府機構的作為及其原因》中寫道，“只有政府小些，官僚主義才會少些”，也指出了官僚主義治理的方向。

新中國成立前，毛澤東主席從世界觀和方法論的深層次上，嚴厲批判形式主義是一種“幼稚的、低級的、庸俗的、不用腦筋”的東西，是官僚主義的主要表現形式之一，并一針見血地指出“形式主義害死人”，號召全黨必須“揭破它”。在1930年的《反對本本主義》中，毛澤東主席提出“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中國革命斗爭的勝利要靠中國同志了解中國情況”等著名論斷，同時也第一次明確提出反對形式主義，此后又將“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更加完整地提煉表述為“不做調查沒有發言權”和“不做正確的調查同樣沒有發言權”。新中國成立后，中國共產黨成為執政黨，人民軍隊開始了現代化正規化建設，但黨內軍內也逐漸滋生了一些形式主義現象。1953年8月，中南軍區黨委向毛澤東主席報告了連隊大量存在的“五多”問題，即臨時任務多，會議多，指示文件多，向下面要的書面報告、表冊統計多，連隊組織形式多，認為這是各級機關部門不明了下情的一種通病，提倡從克服機關部門的主觀、片面、急躁，改善領導作風與領導方法著手加以解決。對此，毛澤東主席高度重視，肯定了中南軍區黨委解決問題的方針是正確的，并批示“極為重要，是全軍所共有的問題。請各軍區、各兵種、各部門同樣研究這些問題，并予以解決”。針對官僚主義的治理，毛澤東主席提出把思想作風與工作方法緊密聯系起來，堅持走群眾路線的工作方法，以整風運動方式來整治黨內不正之風，大力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在執政以后，毛澤東主席更加重視群眾路線，將群眾路線作為治國理政的“政治模式”來看待，強調“共產黨員要善于同群眾商量辦事，任何時候也不要離開群眾。黨群關系好比魚水關系。如果黨群關系搞不好，社會主義制度就不可能建成；社會主義制度建成了，也不可能鞏固”。

七、新時代形式主義和官僚主義的治理

當前作風建設雖然取得了顯著成效，但形式主義和官僚主義仍然是新形勢下黨和人民事業的大敵，必須堅決遏制形式主義和官僚主義的公開化、普遍化、常態化、社會化，鞏固社會主義國家政權。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糾正‘四風’不能止步，作風建設永遠在路上”，要求全黨“牢記共產主義遠大理想”，“不忘初心，方得始終”。要適應新形勢，研究新情況，解決新問題。治理新時代形式主義和官僚主義須多管齊下、標本兼治、辨證施治，堅定不移地走社會主義道路，奔向共產主義，徹底地消滅形式主義和官僚主義。

（一）宣傳教育

形式主義、官僚主義滋生的深層次原因在于一些黨員干部的理想信念不夠堅定，太過于關注個人利益，精神上“缺鈣”，政治素養不夠高，實干精神不夠強，責任感和使命感不夠足。首先要開展廣泛深入的宣傳教育，堅持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革命理想高于天”，號召全黨、全軍和全國各族人民認真學習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習近平思想，把為社會主義、共產主義而奮斗確定為自己的行動指南。公務（公職）人員不論職位高低，必須通讀精讀《共產黨宣言》，一律參加由群眾監督的異地理論考試和實際工作審核。樹立黨是人民的黨、國是人民的國、權是人民的權的思想觀念，團結全體人民熱愛擁護人民的黨、人民的國家和人民的權力，使中華民族立于不敗之地，引導支持全世界人民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提高全體人民對形式主義和官僚主義本質與危害的認識，大力弘揚中華民族勤勞儉樸、求真務實的優良傳統，清除不健康的、奢侈的、好逸惡勞的洋奴廣告。要引導全體人民自己動手，豐衣足食；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節約每一個銅板，用于人民事業的發展。全面增強人民的政治意識、大局意識、核心意識、看齊意識，堅決維護習近平總書記黨中央的核心、全黨的核心地位，堅決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形成科學的人民思想、人民事業、人民利益、人民英雄、人民領袖、人民政黨、人民國家與人民制度千秋萬代接力相傳的長效機制，使社會主義國家永遠不陷入歷史周期律。

（二）政務公開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以制度安排把政務公開貫穿政務運行全過程，權力運行到哪里，公開和監督就延伸到哪里”，并提出“各級領導干部要帶頭轉變作風，身體力行，以上率下，形成‘頭雁效應’”。要全黨動員、全民行動，加強黨內監督、民主監督、法律監督、輿論監督，全面落實各級領導機關和干部的政治責任、領導責任、工作責任。政府職能部門決定不了的事情由人民代表、政協委員和人民群眾公開聯席決定，依次向上級、中央、總書記請示決定，無故拖延、阻礙正常工作進度者依法免職，造成損失的要追究經濟和法律責任。建立政務公開、信息公開、過程公開、內容公開、結果公開的辦事制度。創立“人民異議審查制度”，任何公民都有權質詢、舉報違法公務（公職）人員，相應機構接到舉報后，必須立案啟動有受害群眾或受害單位參加的“人民異議審查”，并實時公布審查過程和結果，保證審查的獨立性、公正性、合法性和實效性。把“暢通言路”寫進憲法，從中央到地方開辟“言路通道”，讓各級黨政機關和黨政干部能隨時聽到看到人民群眾的好建議、好主張、好方法及存在的問題，隨時掌握全盤情況，調整計劃，解決問題，切實保障人民群眾建言和反映情況的權利，這也是人民真正當家作主的基本權利，破壞這個權利就是違法，就要接受批評和制裁。

（三）索源審計

從嚴治黨，關鍵是從嚴治吏。腐敗分子玩弄形式和官僚手段，搞小圈子，謀取私利，造成了新時代形式主義和官僚主義極重難返。因此，需下猛藥，使用硬手段反腐敗，打虎就不要怕被咬傷。廣泛地聽取群眾的意見，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不合格的黨員干部將受到批評教育、降職降薪等黨紀國法的制裁。建立干部工作臺賬，實行“索源審計”，終身追究責任。讓腐敗分子向人民寫檢討書，用實際行動為黨、為國家、為人民挽回自己造成的損失，補回了可以正常工作，對于補不回又不思悔改罪大惡極的腐敗分子，堅決懲治。從各級人大代表、政協委員、新聞記者、司法人員、審計人員、人民群眾、學生代表、受害群眾（單位）中公選代表組成聯合審計組。其中各級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從各級人民英雄、人民教育家、人民科學家、人民藝術家、人民功臣、人民楷模、道德模范、勞動模范等社會先進人物中公選產生；學生代表從高等院校德才兼備的學生中選拔產生，他們受社會上不良風氣影響較少，理論扎實、雷厲風行、敢想敢干、勇于創新、頭腦靈活、精力充沛。經過實踐鍛煉，符合條件的優秀學生可以直接成為公務（公職）崗位的儲備干部。聯合審計組對國家財政撥款項目和工程建設項目，進行隨機抽樣的財務“索源審計”，只要有線索、有舉報，就可以隨時啟動審計，把對公務（公職）人員的監督做嚴做實。

（四）精兵簡政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深化機構和行政體制改革。統籌考慮各類機構設置，科學配置黨政部門及內設機構權力、明確職責”，并強調“不立不破、先立后破”。目前，許多機構龐大臃腫、人浮于事、辦事推諉、敷衍塞責，無疑增加了人民和政府的負擔，助長了懶政惰政怠政習氣，為滋生形式主義和官僚主義埋下禍根。建議各級黨政機關中職權職責相同相近的機構予以合并，以簡化優化政務程序，裁減大量公務（公職）人員，削減巨額行政事業經費開支，減少很多部門間的巨大內耗，創建高效的“小政府、大社會”型發展模式。明確、平衡、統一各級行政機關或職能部門的職權與責任，防止出現職責不清、政出多頭、各自為政、互相推諉的現象。調整機關人員數量，大力充實基層力量，密切聯系群眾。破除衙門案牘，嚴格控制層層發文、層層開會的現象，壓縮文件篇幅，減少公文政治，少開會、開短會，開管用的會。改進檢查考核機制，精簡檢查督導，嚴肅問責卻不濫用問責，不干擾基層正常工作。察實情、出實招、辦實事、求實效，堅決防止以形式主義反對形式主義，以官僚主義整治官僚主義。

（五）毛遂自薦

建立“毛遂自薦”制度，完善選人用人機制。從中央到地方設立各級招賢納士的專門機構，以德任賢、量才授職，讓勤政為民、求真務實、敢于擔當、有能力且善于解決實際問題的人擔當重任，讓不干實事、為官不仁、脫離實際、喜歡做表面文章的人沒有機會濫竽充數、危害國家。讓優秀的人才自告奮勇，發揮自己的長處和能力，避免人才被埋沒。綜合人才的知識背景、工作經歷、性格特長等多因素考量，把優秀人才放在合適的崗位上，讓他們充分地發揮聰明才智，各盡所長。嚴明組織人事紀律，斬斷裙帶關系，杜絕說情打招呼、跑官要官、買官賣官、拉票賄選等弊端。形成爭先恐后為黨、國家和人民服務的積極主動、活潑向上的社會氛圍。

（六）找回初心

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中國共產黨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中國共產黨是為人民的利益而誕生的，黨是人民的領導核心，人民是黨的群眾基礎。脫離群眾，是黨執政后最大的危險。部門的、行業的、企業的、個人的既得利益，使一些人忘記了初心和使命，是產生層層疊疊的形式主義和官僚主義的根源。堅持“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優良作風，使黨和人民永不分離；堅持立黨為公、執政為民，時時、處處、事事都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入黨時要審查入黨積極分子的“初心”和“使命”，按群眾投票、組織考察、集體審議等程序決定；在職干部尤其是青年干部，要讓他們徒步行走二萬五千里長征路，找回“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的“初心”，并永遠銘刻在心里，溶化在血液中，落實在完成“使命”的行動上。

（七）完成使命

沒有中國共產黨的努力，沒有中國共產黨人做中國人民的中流砥柱，中國的獨立和解放是不可能的，中國的工業、農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現代化也是不可能的。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指出，“資產階級日甚一日地消滅生產資料、財產和人口的分散狀態”，資本機器兩百多年的時間中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世代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同時，資源消耗、環境污染也超過人類工業化前的總和，并在加速度地毀滅人類。雖然馬克思和恩格斯沒有目睹無產階級在一國或多國的勝利，馬克思主義卻在指引著全世界無產階級走向全面的、徹底的勝利。讓先進的群眾成為黨員干部，讓腐敗分子接受制裁。只有努力培養和造就千百萬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才能戰勝資本主義制度，走社會主義道路，實現共產主義。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習近平思想描繪的民主、文明、和諧、自由、平等的社會形態，是沒有階級剝削，沒有貧富懸殊，沒有市場貨幣，沒有國家戰爭的人類命運一體化嶄新的共產主義社會，到那時，形式主義和官僚主義就自行消亡了。

（作者：中國人民志愿軍之子、《清風》雜志社廉政建設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