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內斯特·莫尼茲(Ernest J. Moniz)，曾任美國奧巴馬政府能源部長，給人印象深刻。他曾是“罕見的、獲得兩黨一致好評的候選人”[1];四年任上，促成《伊朗核協議》，中美合作達成《巴黎協定》。他雖曾從政多年，但本質上是個學者，在能源未來的決策上有“遠見卓識”。例如他在第四代核能論壇發展初期，就對“第三代”核能(包括輕水冷卻的SMR)的經濟性不抱希望，但支持開發先進堆技術。他的許多觀點，至今證明判斷正確，他主持MITEI編寫的兩個研究報告[2]，至今仍對世界核能的發展有重要影響。

2017年美國政府換屆，莫尼茲留下離任“遺贈”[3] ;最近答MITEI現任主任之問[4]，更值得關注。他支持拜登總統用“整個政府”的方法解決氣候問題，強調能源轉型的“區域性”：在可再生能源時代，以“分布式”能源系統為主，集中的全國、甚至跨國大電網為輔，而不是相反。這是世界多數經濟學家、科學家、能源專家和專業人士的共識，不可不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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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美國能源部長與麻省理工學院能源倡議(MITEI)現任主任羅伯特·阿姆斯特朗( Robert Armstrong)討論了美國氣候和能源的機遇和挑戰。

氣候和能源是拜登-哈里斯政府議程上的兩個關鍵領域。麻省理工學院能源倡議(MITEI)主任羅伯特· 阿姆斯特朗，與終身名譽教授、MITEI創始主任、麻省理工學院校長拉斐爾•賴夫的特別顧問、前美國能源部長歐內斯特·莫尼茲(Ernest J. Moniz),討論了新一屆政府為加速在這些領域取得重大進展，應考慮的主要挑戰和目標。

問：對于拜登-哈里斯政府，最重要的項目應該是什么，你有何初步想法?

答：首先，我認為我們首先應該說，總統很明顯會在能源和氣候方面做出明智的改變。首先是對約翰•克里(John Kerry)的任命，擔任新的國際特使，意義重大;包括吉娜·麥卡錫;白宮的布萊恩·迪斯;能源部長詹妮弗·格蘭霍姆，作為密歇根州州長，她在可再生能源和交通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以及選擇珍妮特•耶倫(Janet Yellen)出任財政部部長，她對碳排放定價的承諾廣為人知。

非常令人信服的是，拜登-哈里斯政府實際上是在貫徹他們“整個政府”的方法解決氣候問題。現在，就未來的優先事項而言，我認為區分他可以采取的行動類型是很重要的。很明顯，將會有大量的行政措施，可以在沒有國會的情況下采取。

坦率地說，其中某些將會“扭轉”回到特朗普之前的做法。退回到奧巴馬-拜登政策的例子，可能會在拜登-哈里斯政策下得到進一步加強，其中包括汽車效率的《企業平均燃油經濟性標準》(CAFE)[5]和甲烷排放規則。

奧巴馬和拜登的某些重大活動也將重新開始。我在擔任能源部長時非常熟悉的一個問題是能效標準。在奧巴馬執政期間，能源部發布了50多項能效標準。我們說的是，到2030年，為消費者節省超過5000億美元的開支，減少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大約是20到30億噸。你將會看到這一舉措取得巨大成功，甚至可能比我們在奧巴馬政府時期更加激進。

重新加入《巴黎協定》是顯而易見的事。上任的“第一天”以通知的形式進入，30天后就進入了。現在，你要用它做什么?約翰·克里(上屆政府能源部長)作為國際氣候特使的最初聲明就明確表示，我們不只是想重返巴黎，而是想重新確立領導地位。其他國家并沒有就此“放假”四年。“她們”一直在努力工作。我們必須重新贏得我們的席位。未來幾個月的一個重大考驗將是，制定一份更積極的2030年國家自主貢獻方案，而不是五年前在巴黎氣候會議上為2025年制定的方案，同時描述一個能夠可信地實現這一目標的國內方案。這個“針與線”，很難“穿連”。

這些只是需要重建的“部分亮點”，但也會有某些新的元素。例如，我相信他會命令所有金融監管機構，將企業氣候風險信息披露放在議程的高度，加強私人銀行和投資者在環境、社會和公司治理方面的行動。這將是政府可以實施的一項重大行政計劃。

問：在全國各地的州和地區層面，有很多有趣的氣候、能源實驗和有進取精神的項目。我們可以從這些例子中學到什么?我們如何利用我們已經學到的東西，采取國家立法行動?

答：盡管民主黨在參議院新獲得了多數席位，我認為我們不應該受愚弄，認為馬上就能輕而易舉地通過全面立法。坦率地說，要把民主黨人團結起來，就實際需要的項目而言，還有很多工作要做。假設,如果我們假設,我做假設,我們不會很快再一次就諸如碳排放定價等問題制定全面的立法;而最重要的是，州和市鎮領導要繼續做下去。因為過去的幾年里,州和城市一直在帶頭變革,經常與聯邦政府的顯然相“對立”。

今后，各州、城市和政府想要做的事情，將會產生協同效應。人們不應低估，這將釋放出許多州和城市的倡議，為2021年底在格拉斯哥舉行的聯合國氣候大會鋪平道路，為美國在氣候和清潔能源方面重新定位的神奇之年提供助力。例如，我預計城市和州(以及公司)的凈零聲明數量將會增加。顯然，我們需要國家的全面立法，而且最終將非常重要，但我們一直強調，即使有國家立法，我們也不應該忽視一個事實，即低碳解決方案本質上是區域性的。這是拜登-哈里斯(Biden-Harris)政府可以在沒有全面立法的情況下進入的一個關鍵方向。促進和鼓勵這些以區域為重點的解決方案，是我們實現凈零目標的唯一途徑。

至于國會，我認為創新和基礎設施是已經成熟的國會兩黨行動領域：過去四年國會兩黨承諾支持創新。這是我們需要強力創新的十年，因為如果我們不在這十年解決這個問題，我們就不會有21世紀30年代和40年代的規模潛力，而這正是我們實現本世紀中期凈零目標所需要的。

國會知道他們不能在基礎設施問題上繼續拖延。我們必須找到資金，其中一個重要“子集”就是能源基礎設施。例如，顯然要包括電力系統，但還要包括大規模碳管理所需的基礎設施，以及大規模、多部門氫開發所需的基礎設施。有了創新和基礎設施，我相信我們將能夠獲得兩黨強有力的支持。顯然，一旦進入更困難的領域，可能需要更多的時間。

問:許多人認為，僅靠清潔能源發電不足以解決氣候和能源危機，將會證明“除碳”技術才是實現這一目標的關鍵。這就引出了一個問題:拜登-哈里斯(Biden-Harris)政府可能會采取什么措施來解決這些問題。怎么激勵碳捕獲、利用和封存(CCUS)技術或去除二氧化碳(CDR)，有助于使之更廉價、有吸引力大規模實施?

答:有些人反對承認“去除二氧化碳”應是解決方案的一部分，因為把它理解為賦予化石燃料更長的生命。我認為這樣看問題的方式完全不對。正確的看待這個問題的方法是，承認經濟范圍內“凈零”排放只是實現“凈負”排放的一個里程碑，而且這是個“反復”的過程，如果沒有負碳技術，就不能實現凈負排放。現在，這種技術能開發、演示和部署的越多，我們就越在向未來真正想去的地方邁進,與此同時，這當然會幫助我們緩解邁向“凈零”道路上的挑戰。

我們一直在努力推進這個“去除二氧化碳”的議程，而且取得了很大進展。2020年12月21日，前總統簽署的綜合撥款法案附屬的能源法案，為這種技術提供了大量支持。包括支持關于該主題的廣泛研究投資組合，也需要有個跨政府部門的CDR委員會。該能源法案還批準了6個大型CCUS示范項目。推動這些項目非常重要，但我認為政府必須以一種新的方式介入，同時考慮加強為這些地區服務的基礎設施。

這十年，我們可以從一系列獨立的“樞紐”開始，推進CCUS、CDR和制氫的基礎設施，聯邦政府可以在與全國各城市、州和地區的合作中發揮巨大作用。

資料與注釋：

1. Gail Reitenbach，DOE Nominee Moniz Gets Bipartisan Support in Senate Hearing，POWERnews, U.S. Senate Committee on Energy & Natural Resources，April 11, 2013。

2.兩個研究報告，指The Future of Nuclear Power —AN INTERDISCIPLINARY MIT STUDY，2013;The Future of Nuclear Fuel Cycle —AN INTERDISCIPLINARY MIT STUDY，2010

2. U.S. Department of Energy，Secretary Ernest Moniz Cabinet Exit Memo，January 5, 2017。

3. TURNER JACKSON，3 Questions: Ernest Moniz on the future of climate and energy under the Biden-Harris administration，MITEI，JANUARY 28, 2021

4. USDOT，Corporate Average Fuel Economy (CAFE) Standards，August 11, 2014